○谢泳
唐稚松
一位台湾朋友要我代寻一册唐稚松的诗集《桃蹊诗存》,我很快为他觅得。此书2005年作家出版社曾印过,我估计是自费印刷,所以不常见。此书最早版本为1995年6月自印本,大十六开,电脑排版印刷,装订简陋。我留意自印诗集的基本前提是凡打字、电脑排版的都不要,因多少有点印刷上的小趣味,有时候很有内容的诗集也就放弃了。
唐稚松是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湖南长沙人,中国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专家,中科院院士。桃蹊是他的笔名。宗璞有一篇散文曾提到她在美国访问王浩的情景,说当时唐稚松也在座。宗璞写唐稚松:“他1948年到香港,我父亲写信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唐兄现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一项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为国家人民作出了贡献。除是科学家外,他还是诗人,旧诗格调极高,有‘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文理求天籁’之句。1951年陈寅恪先生曾专函召他赴穗任唐诗助教,可见造诣。他因另有专长,未能前往。”
宗璞提到的这件事是指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给吴宓信中对唐稚松的评价,原话是:“唐稚松君函及诗均佳,信是美才也。”唐稚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金岳霖的高足,曾与吴宓和陈寅恪有交往,旧诗修养极好,当时吴宓向陈寅恪推荐了唐稚松。
《桃蹊诗存》中有三首涉及陈寅恪。第一首是《题陈寅老〈柳如是别传〉后》,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诗如下:
风雨南朝遍野哀,一枝奇艳出尘埃。
通儒况复能兼侠,绝色尤难更负才。
红玉豪情终梦幻,绿华仙迹任湮埋。
谁怜十载衰翁意,专为沉冤扫劫灰。
第二首是《题陈寅老〈寒柳堂集〉》,全诗如下:
五洲风雨海隅开,一代骊龙起九垓。
文史百年公独步,门墙廿载我迟来。
春秋恨事丘明瞽,岭表诗情玉局哀。
忍见神州乔木贱,秦灰中有世稀材。
本诗颔联后有唐稚松自注:“公于1951年曾函召赴穗随侍作唐诗助教,因故未克赴命。延至1973年始因事赴穗,拜谒先生故居,时公已谢世四年矣。”(《桃蹊诗存》第17页,自印本)
第三首是《读〈吴宓与陈寅恪〉,怀雨僧师》,全诗如下:
嘉陵残月别公时,蜀道春深一棹迟。
岂料飘摇风雨夕,衰翁犹想学生诗。
本诗唐稚松有两处自注,一处是:“1948年夏别吴师时情景,今犹历历在目。”另一处是:“读《吴宓与陈寅恪》(第130页),始知1950年寅老致吴师书中尚评及稚松诗作,时正两师行旅飘摇之际,犹系心于此。四十年后读之,真不知感愧之何从也。”(同上第24页)
这三首诗并不难解,从中可以读出唐先生对吴陈二师的感情以及对困境中保持独立精神的赞叹,更有值中国文化劫难时,对吴陈二师悲剧命运的叹惜。
金蜜公
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给时在成都的吴宓写过一信,信中抄录了一首诗《庚寅广州七夕》。陈寅恪在信中最后说:“前寄金蜜公一信中有近作一首,未知蜜公转寄上否。兹再附录于下,若遇邵潭秋君,请便中交于一阅。”(《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69页,三联书店,2009年)
信中邵潭秋为人熟知,而金蜜公其人很陌生。《吴宓日记续编》脚注对金蜜公的介绍是:“湖北汉阳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能诗善绘。久任中学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0年得到改正,后去湖南。”(该书第1册第63页,三联书店,2006年)
吴宓1955年2月1日、1956年4月4日日记,有他曾收到金蜜公由武汉四女中、十九女中寄来诗函的记载,可知当时金蜜公具体供职场所,《诗三百》中一诗题为《评阅湖北省高等学校新生试卷第二日游抱冰堂二首》,可知他当时确在中学教书。
目前所知,1949年后,与陈寅恪仍保持书信后往来的人并不很多,如尽可能了解当时陈寅恪来往朋友的情况,有可能寻找到相关史料,也有可能发现陈寅恪的旧诗,比如近年新披露龙榆生和陈寅恪的往来书信即是一例。
我查了金蜜公1956年在武汉自印诗集《诗三百》,诗集为铅印洋装,三十二开本。诗集前后没有任何说明文字,只原件影印了叶圣陶的题诗,抄出如下:
旧体新裁各有定,向持此论乃今疑;
新题境界诚无隔,未必难为旧体诗。
展诵斯编三百绝,从知存想略相同;
新题累累如珠贯,妙绪翩翩入意中。
奉题
蜜公先生诗卷一九五六年九月
叶圣陶
我原想由此诗集中发现有关陈寅恪的史料线索,但细检一遍,终无所获。但由此集注释中,大体可以看出金蜜公身份和交游。
诗集全为绝句,其中有一首“中秋国庆又星期,假日牵情我费辞;低首普希金最久,本来清丽转雄奇。”此诗后有作者自注:“余尝用金希普笔名”,诗集中还透露他自印过一册《五月集》。
《诗三百》共收1953-1956年间所作绝句,金蜜公诗艺娴熟,但多为趋时之作。1961年8月,吴宓往广州看望陈寅恪时,曾在武汉停留,在武大旧友何君超家中见到金蜜公的《诗三百》。吴宓在日记中曾有记述:“君超出示金蜜公1956年印行之《诗三百》(七言绝句300首)。”(同上第153页)
金蜜公是一书画家,与画坛黄宾虹、齐白石、陈半丁、唐醉石、徐悲鸿、沈尹默等均有交往,与蒋兆和、盛鲁、汤文选关系似更密,同时与黄炎培、陈叔通、陈伯达等也曾有往来。由陈寅恪致吴宓信中提到金蜜公的口吻判断,他们也是旧识,而且当时有正常往来。金蜜公早年常在《永安》杂志上发表诗作,与邵祖平等旧诗人联系不断,这条线索有可能是今后陈寅恪旧诗再现的一个渠道,所以值得关注。
王云五
1949年夏天,陈寅恪有一首七古《哀金圆》,其中有几句是批评王云五的,这早已为人熟知。原诗中最有名的是此四句:“眭亲坊中大腹贾,字画四角能安排。备列社会贤达选,达诚达矣贤乎哉。”眭亲坊是南宋杭州有名的书铺,此处借指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老板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云五发明的,意思不言自明,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中对此诗有详备解释。
中国现代史上的“金圆券”事件是王云五长财政部时的一个举措,直接导致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金融崩溃。陈寅恪此诗即写当时情景。写金圆券自然要写到王云五,但此处陈寅恪批评王云五,还有一点个人的感情在其中。
1941年夏天,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生活十分艰难。我们读这一时期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书信,感觉几乎全是为生活琐事发愁,不是预支即是借款。当时陈寅恪已写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交商务印书馆,但一直没有出版,此稿后遗失。1941年8月26日,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论,则商务印书馆毫无消息。因现在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则专印钞票、邮票。交去也不能印,虽谆托王云五、李伯嘉亦无益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78页,三联书店,2000年)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又一封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弟前年交与商务之隋唐制度论,商务坚执要在沪印,故至今未出版,亦不知其原稿下落如何?(前年弟交稿,数月后许地山方交印其言扶乩之书,而王云五以其为香港名人,即在港印,故不久出版。商务二字名符其实,即此可知。)”(同上第88页)此处极见陈寅恪对文字联想的敏感。
陈寅恪在香港那一段,心绪极坏,所以凡遇不遂心之事,多有怨言,这种情绪带到后来的《哀金圆》中,迁怒于王云五也很自然。《陈寅恪书信》中收有陈寅恪致王云五一封便函,是为介绍颜虚心一篇论文给《东方杂志》发表请托王云五的,信写得相当客气。
钱稻孙
文辉兄在《陈寅恪诗笺释》后记中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解陈诗解错了多少不重要,关键在于解对了多少。我就是在这个意思启发下,才敢完全以外行而试解陈诗。
1964年,陈寅恪《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诗, 我解为写刘景晨、刘节父子当时出处,多数朋友不赞成。温州我有几位老朋友,平时熟悉刘家父子情况,也不认同。他们的态度让我反复思索。我常常否定自己的结论,因为多数情况下我是凭直觉判断,有时候我也很珍惜自己的直觉,所以结论反而倒不是我最看重的,我比较在意的是初始的思路。
陈诗:“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胡文辉综合李坚的解释,将两人的意见合为“中苏交恶与西方阵营”(《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12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我解为刘向歆父子均为有名学者,恰合刘景晨、刘节父子身份,父新子旧。
我后来又想,此诗关键处是“翁今儿古各相非”一句。我开始把“翁”直觉判断为刘景晨,所以才有后来的解释,这个结果也许错了,但我的思路方向可能还是对的,所以我又想到了钱稻孙。钱稻孙是刘节的岳父,抗战时期和周作人出处相同。1939年1月14日《刘节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今日得北平消息甚详:知钱宅诸内弟并入伪组织,钱公亦做了新民学院之副院长。玄同先生则家居不敢露面,他如马裕藻、沈兼士、陈援庵诸人,尚未与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赵斐云、孙子书、谢刚主诸兄,也仍在图书馆,并无其它活动。此皆得诸森玉丈之口也。”(第14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
刘夫人钱澄是钱稻孙三女。当时刘节在重庆执教,为此辞职。所以“翁今儿古各相非”之“翁”,解为钱稻孙似亦可通。联系陈寅恪曾写《阜昌》《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盦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二诗,观察他对汪兆铭、黄秋岳等人的态度,再联系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分析郗氏一门情况时所说“宗教信仰及政治趋向皆与其父背驰也”一段话,此诗解为写钱稻孙、刘节翁婿似也贴切。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