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国维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86年前的端午前夕，以英年投湖早逝。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的著作的流传，这位饱学忧患之士，让人们更加思念。

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女士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她年已一百，有关父亲的种种，世人谈论甚多，她是唯一尚存的儿女，应该将父亲的事迹写下来，留供世人参考。因此，她根据各种资料、过去撰写的文章和不断的回忆，予以口述，再由好友李秋月女士整理执笔，留下记录，遂于2012年，成书《王国维家事》。

辫子二三事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一次，母亲事情忙完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况且一条辫子并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忍心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之种种行事，而怀念着清代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关心及同情复辟派，以及向罗振玉汇报消息，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集中，或许可窥见一二（如在民国六年〔1917年〕6、7月间致罗的书信）。但在同书194、195页，即民国六年6月30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大儒，其父为曾国藩老师）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他们间私交之深，尚加隐瞒，可见父亲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并无关联。热衷或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言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却是罗振玉所伪造的，理论的据点，建立在虚无的事物上，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成就方面，两人齐名，而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两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从而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

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他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时期他如果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家中的休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会提前替他准备钱。

　　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型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谁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

　　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人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以手托下巴）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投湖之前的日子

　　父亲为什么要到颐和园鱼藻轩跳昆明湖自杀呢？关于这件遗憾事，讨论的人很多，关于原因，也各有不同的见解，包括“罗振玉先生逼债说”、“罗振玉先生带回女儿说”、“殉清说”、“时局逼迫说”等。东明回想起来，可能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导火线则是大哥潜明突然病逝，大哥的妻子罗孝纯却被其父罗振玉带回去自己照顾，父亲受到很大的刺激。

1918年，大哥十九岁在上海结婚，大嫂即罗振玉之次女。父亲与罗振玉先生初为师生，继为朋友，终为儿女亲家，关系实不同寻常。

王国维与罗振玉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9月，潜明哥在上海突染伤寒症，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这类病在恢复期忌吃生硬之物。大哥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父亲听闻大哥病危，即由北京清华园乘车赴上海，其病已无救。父亲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

　　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他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迭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投湖当天

　　夏天的清华园，在往昔平静的学术氛围中，增添了忙碌和紧张。1927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二），离端午节还有三天，谁也想不起过节，忙的是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毕业。

　　学生们忙着向老师告别，请老师题字。父亲也为学生题扇。中午，举行导师与毕业生的叙别会，席仅四桌，席间父亲那桌寂然无声，因他惯常寡言笑，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有位山西籍的学生听传闻北伐军将至，怕时局会乱，敦请父亲去他家乡长治。父亲答道：“没有书，怎么办？”接着梁启超起立致词，表扬学生成绩优秀，对清华研究院满怀希望，“继续努力，清华必成国学重镇无疑”。父亲点头赞同。

　　下午，同学分别到各老师家话别。有几位学生到家拜见，父亲不在家，经电话询问，知他在陈寅恪先生家。父亲得知有学生来家，当即赶回会见学生，恳切论学。

　　晚饭时，学生方告辞，晚上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等拜访父亲。他曾为文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父亲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记述这次会面如下：“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父亲送走两位学生后，回屋继续评阅学生试卷。回忆中，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早上一切如常，父亲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那时我们兄弟姊妹虽没有上学，但必须与父母亲同进早餐，不能睡懒觉。

　　父亲餐后必至书房小坐，大概是整理些什么，如有东西需带至公事房，总是叫老用人冯友跟随送去。这一天，他是独自一人去的。到了研究院教授室之后，又与同事商议下学期招生事，并嘱办事员到家里将学生成绩稿本取来。昨夜他为谢国桢纸扇题字，偶称谢国桢为“兄”，此时又慎重将“兄”字改为“弟”字。

　　一切料理妥当之后，他向研究院办公处秘书侯厚培借两元钱。侯厚培身边无零钱，就借给他一张五元的纸币。当时教授习惯身边并不带钱，侯也不以为意。两人谈话甚久，父亲走出办公室，就去清华南院校门外两旁守候的人力车中，雇车赴颐和园。进园前，命车夫等候，并付洋五毫。

　　父亲十点多钟走入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沉思，不多久即步入鱼藻轩，吸纸烟。大约十一时左右，从鱼藻轩石阶上跃身入水。有清洁工闻声即来救助，捞起后，已气绝。时投水最多两分钟，看来父亲死志已决，用头埋入淤泥中，窒息而死，因为那里水浅，死前背上衣服还未湿。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颐和园中的工作人员问门口车夫，何故在此久候。车夫告知有一老先生命其在此等候。工作人员告知有人投湖自尽，叙述投水者衣着、相貌，一一符合。该车夫即奔回清华报信。

　　其时，三哥贞明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准备就读，母亲久等父亲不归正感奇怪，就命他中午回家吃饭，到清华找父亲。在校门口问车夫，才知父亲早上搭35号车往颐和园，即西奔往探。途中正遇上35号车回校，车上坐着一名巡警。三哥认识这位车夫，待巡警问明三哥身份之后，一起折回颐和园，接着又到警察局备案。这是6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

　　到了下午七时许，清华学校全校之人均已知晓此事。晚上九时，教职员、研究院学生二十余人，乘两辆汽车至颐和园。园门已关，守兵不许进入，经再三交涉，始准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及守卫处乌处长入视。

　　6月3日晨，母亲带着我们及教职员、学生等入园探视。时父亲遗体仍置于鱼藻轩亭中地上，覆以一破污之芦席，家人及学生莫不痛哭失声。

　　下午四时检察官始至验尸，此时在父亲口袋中，搜出遗嘱一封，并现洋四元四角。验尸毕，即由校中员生及家族护尸至颐和园西北角园门处之三间空屋中，于此正式入殓。棺木运来甚迟，直到九时，才正式运柩至清华园南边之刚秉庙（太监们敬仰的鼻祖神仙，类似关帝里的关公）停放。

　　校中员生来者均执灯步行送殡。麻衣执拂，入寺设祭。众人行礼毕，始散，已6月3日晚上十一时矣。是日送殡者有清华教授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燕京大学容庚教授，研究院学生均前往送灵。

父亲死后，法医在父亲口袋中找到遗书一封，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因为当时大哥已逝，二哥又在外地工作，所以写了三哥的名字。遗书内中云：

　　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对母亲造成的打击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用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4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摘自《王国维家事》作者：王东明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