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联大校训“刚毅艰卓”，其实就是联大师生当年生活的写照

昆华中学南院的男生宿舍，每间要住40多位同学

周培源骑马在自己住所前留影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为生计不得已挂牌治印

闻一多篆刻的印章

　　联大有校训“刚毅艰卓”，用来反映西南联大的师生生活，再恰当不过。教师学生除上课学习外，只有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衣、食、住、行了。

　　衣 朱自清“最敢穿”

　　对于衣着，北大、清华、南开一向均不太讲究，在北平时也就从上到下一身学生服而已。到了西南联大，条件艰苦，制服依旧，但质量已有下降。学生流行的服装一般是褪了色的黄制服、黄制帽，天气冷了，外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是绝大多数同学一年四季唯一的服装。其次也有少数蓝布大褂，西装较罕见。女同学穿蓝色布褂者较多。都是从平津、长沙、香港沿途带过来的。脚上皮鞋占半数以上，多是本地产的3元一双的货品，其余胶皮底鞋和粗布鞋也不少。袜子多是露着脚跟的破线袜，有的也穿着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的粗布线袜。当然男女同学都有个别穿的出格的，女的浓妆艳抹形色轻佻，同学称之为“妖”，男的奇装异服逾越常规的，同学呼之为“怪”，妖妖怪怪，全校不过两三人耳！

　　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配上脖子上面的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咔叽布裤子，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多个，在联大教授们穿的各种有补丁的衣服中也是很有名的。

　　最有特点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最敢穿的为朱自清先生。那时朱先生的生活很苦，有9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所以特困难，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纽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有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人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即使这样，朱自清先生在联大仍很乐观，他曾用改过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来与同事共勉。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让同学们一辈子不忘。

　　食 自办“饭团”是主流

　　西南联大的吃，开始还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还可不时改善一下。但上世纪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那时学生伙食自办，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6元（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吃包饭或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是质量和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

　　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是早上稀粥就着萝卜丝加几粒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小菜米饭，10天一结账，结账时间或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尤其与战前无法相比了。随心所欲地吃是不可能了，三天两头聚会也被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都不得不强迫嘴巴紧闭，只能偶尔设法弄点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和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住 教授以戏台为家

　　与食相比，住总是好对付。西南联大的住也是五花八门，学生住在新校舍的都是土坯茅草房，一个房间20张双层木床，两两相靠，用床单或蚊帐隔成无数个小单元，虽很热闹，却有时也很吵闹，彼此不免影响。也有个别学生在外租房住的。而住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在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二层小楼，条件则比新校舍要好一些。由于学生课多、活动多，因而对住处还不太挑剔。

　　对教师来说住处就更重要一些，有家庭的要安家，有家没家的都要治学。除单身教授和青年教师由学校给安排住处外，一般教授多自租房子住，条件好的在城内租洋房、花园，但为躲空袭，一般人都在市郊单独或合租农村房子住，吴大猷、黄子卿、闻一多、华罗庚等等都是，民房的条件自然比城内楼房差多了。

　　从长沙临大到蒙自、叙永分校再到昆明，教授住过的房子很多，其中也就有不少值得回忆的事。在蒙自分校时期，文法学院教授住在法国银行及哥胪士洋行，大概有楼上楼下、大大小小的区别，这些教授便中西民主结合，用抽签方式决定。当时房间紧，两人一间均无怨言。那时哥胪土洋行的土楼上，可结聚了中国“文”界人物的诸多精华，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那时闻一多先生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总不去。于是住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引得众人大笑。后来此事便成为一个典故，闻一多先生也有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不过此后，闻先生也下了楼，和大家一起散步来了。

　　蒙自时期“级别”最高的是女生宿舍，当时女生借住城内早街周伯斋宅，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学生给它起了雅号名听风楼），数十人住里面，晚自习后由校警护送回来住宿，因当地不安，蒙自县长便派保安队40名驻在附近的三元宫，待遇之高，男生称羡。

　　昆明时期，宿舍仍很紧，许多单身教授也是几个人住一间。有一个时期陈省身就与华罗庚、王信忠合住一间，早晨起来便开玩笑。后来，这群单身教授又异想天开地租了唐继尧的花园戏台，陈省身住的是其中一个包厢，而陈岱孙、陈福田、朱自清、李继侗四位教授住在戏台上，这看戏的演戏的都可称千古绝唱了。

　　行 骑马骑驴或走路

　　租房住在城外的教授，不仅涉及到住，而且牵涉到行。昆明那时也有公路，甚至也有汽车，但大多数教师坐不起汽车。于是便想出各种代步工具。

　　周培源先生上课，总是骑马代步，同学们在校园里一看到他的那匹棕黄色马，便知周先生来了。也有的教师骑驴，个别教师如陈友松教授还有一辆破自行车。但大多数教授既买不起马，也买不起驴，只有凭两脚步行了。如吴大猷、黄子卿先生家离学校都很远，每次上课往返步行要两三个小时。当然，住在城外也有安静安全的好处，许多教师如闻一多、华罗庚因合住一室还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参考文献：《西南联大在昆明》

特殊“打工族” 闻一多在昆刻章糊口

　　“他住在司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这是闻一多好友吴晗在其遭暗杀后的文章《哭亡友闻一多先生》中的一段回忆。1944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当时，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司家营文科研究所工作。然而，彼时他的薪俸十分低微，一家八口全靠他一人薪水度日。于是，闻一多一度为生计所迫，一边到昆华中学兼课，一边在南城要道正义路上挂牌刻印，聊补无米之炊。

　　所幸的是，闻一多向来对古文字有深厚研究，且擅长书法，又在留美时专攻过美术，刻印一事并不在话下。并且，他能从艺术的角度构思，刻出的图章颇具匠心，迥然不同于俗笔。加上他是极有名望的文学名家与大学教授，挂牌刻印一些时日后，慕名求印的人接踵而来。

　　据其友回忆，闻一多一家当时住在北门街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只能待到夜深人静，妻儿睡了，闻一多才能借助微弱的灯光进行“刀耕”。白天，与朋友说事，他往往也要拿着牙章刻几个字。每到这时，他总风趣地说：“我是个教书匠兼手工业劳动者。”据了解，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方印。就这个数目而言，已近每天一方。事实上，他还有不少印章没留在印谱上。

　　闻一多挂牌刻印的消息在学校中传开后，联大教授们纷纷提出要为他做介绍。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常委、院长、系主任以及朱自淸、沈从文等知名教授都联名为其推荐介绍，浦江清教授还用骈文写了启事，讲明我国篆刻的源远流长、闻一多治印的精当，广告上写明刻章收取润金的标价……

　　可敬的是，闻一多虽然为谋生而刻印，但并不看重钱物。“一二·一”惨案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送来一方玉石请闻一多刻印，润例优厚。闻一多断然拒绝了李宗黄。为此，李宗黄对闻一多恨之入骨，令特务将店中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一一砸烂。

　　而另一方面，穷学生刻印他一般不收费，好朋友请他刻印他有时连石头一并奉送，他还主动为吴晗、朱自清、吴有训等教授刻过印。彼时，很多人都以能得到他刻的一枚印章为快事。

　　（记者朱小旅整理报道）

转自《昆明日报》2013年6与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