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戴念祖回忆恩师

青年时代的叶企孙

提起叶企孙（1898~1977），名字后面总是跟着一连串这样的字眼：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者，中国物理学会创建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引人瞩目：出入叶企孙门下有50多位院士；10余位“两弹一星”元勋。

他的学生、中国物理学史家戴念祖与叶老的师生缘分，随着各自命运的起起落落，虽然短暂，却难以磨灭。叶企孙口吃，一着急就说不清楚话，说起英文来却行云流水；他终生未婚，可他的学生都将之视为亲人；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事后却绝口不提……在叶企孙诞辰1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戴念祖回忆起恩师昔年往事，一再对记者说：“叶先生的故事，真的要好好地写一写。”

初见恩师

戴念祖与叶企孙的师生缘分，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964年，刚刚从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戴念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到所约两周后的某天，忽然接到通知：叶企孙先生要来。叶企孙时任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兼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叶企孙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就发生在这一年。

戴念祖说：“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家。所以午睡起来就赶紧准备桌椅茶杯，打来热水。我除了准备这些东西，还把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戴震译的《考工记》放在桌子上。这两本书我已经读了一些时候，准备叶老询问我读什么书时好做回答。”

戴念祖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叶老师甫一下车，先到了图书馆，询问最近新进了什么书，某本书有没有买；随后去数学组跟同事寒暄几句，又去天文史组辅导他唯一的研究生陈美东。在这之后，才走进戴所在的物理化学史组。叶企孙果然问及戴念祖读书情况，听说在看《考工记》，他马上略带口吃地说：“《考工记》要好好看，里面关于弓箭制造的部分，可能涉及弹性定律的记载。”

“中等身材，弓着腰，手里抱着几本书，很缓慢地走进来。口吃很严重，讲到激动的时候马上就大舌头，嘚嘚嘚嘚说不清楚——‘考、考、考工记里，有弹、弹、弹性定律……’虽然说话结巴，但你要是慢慢听完，他的每句话肯定都有用。”这就是戴念祖对叶老师的最初印象。他说，很奇怪，叶企孙“说中文结巴，说外文时就非常流畅。他每说一句，还要用英语解释一遍，说得很快。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一旦跟不上就听不懂了”。

戴念祖说，刚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要研究的“科学史”究竟是做什么的。叶企孙先生从零教起，告诉学生科学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他说：“我没有做好叶老师的吩咐。叶老让我找出《考工记》里的弹性定律，我最终没能完成。因为我一直在看戴震的《考工记图》，却没认真读读《十三经注疏》。”说到这里，戴念祖起身，从书橱里找出《十三经注疏》，翻到《冬官考工记》，一字一字地指着原文给记者看。又找出《考工记图》，对比着说：“那时候年轻，《考工记图》注释简单、易读，不像《十三经注疏》注释繁琐。可只有《十三经注疏》里，才有详细的解释说明、具体的数字这些内容，所以我一直没能找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南长沙国防科大力学系的老亮教授发表论文，说《考工记》里有英国人胡克的弹性定律。我看到很后悔自己没读这本书，也很高兴有人完成了我没能做到的事。”

最好的老师

“叶先生自然科学造诣精深，而且对教书育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教学生查对文献，往往在学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教会你了。比如说起某一本杂志，讲了什么事，他会把这本杂志找出来，翻到要讲的那一页，指着某一段给学生讲解文中含义，一边计算。他不仅自己做到‘言必有出处’，也这样要求学生。他会告诉学生做研究怎么找书，如何查资料，翻书先翻看哪一部分。如今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像是木匠师傅教徒弟一样手把手地教你刨花，只要一次，学生就学会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很难忘。”

提到叶企孙的教育方式，戴念祖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58年，国内“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第二年（1959年）开始，所里的不少人就不怎么做研究了，转而写一些科普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赚取稿费。甚至有一个研究员几乎不做研究，也不写论文，专门写科普文章。颇高的稿费标准使他每个月能增加不少收入。天文史组另一个研究员恰好相反，坚持读书研究，叶老说什么地方很重要，他就找来相关的著作研读。叶老深为欣赏——如果大家都去写科普不做研究，还要研究所干嘛？所以叶老在1960年的时候把这位研究员提升了两级，1961年又提升了一级。这才让其他人‘收了心’，意识到必须端正做研究的态度。”戴念祖说，叶企孙就是这样教学生的：你做得好，他都看在眼里；做得不好，他也不会直言批评，但总有办法让你自己意识到。

天文史组的研究生叫陈美东，1964年叶企孙招收他的时候，很费了一番周折。戴念祖说：“当时前来报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学青年教师，第二个在本所工作过、曾经是叶老的同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三个人的考分在伯仲之间，相差不足十分。第一个青年教师考得最好，按理说应该录取。第二个自1958年就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是国家分配来的研究人员。1961年，党号召下放，当时我们所只有十几个人，也得下放一个。经过动员，这位年轻人同意了。他被下放到广西，由广西再次分配。对他来说，听从党的指挥愿意下放是很了不起的。所领导认为如果通过招生把他再调回所里，对日后展开工作很有帮助：再有类似需要下放的情况，动员工作会简单很多。对被下放的他来说，也是成人之美。如此，所里的党政人员都希望叶企孙录取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叶企孙拿着三个人的试卷，沉思有日。最后他说，我就要这个大学毕业生。理由是，试卷上有一个题目，这个大学毕业生用一种新的解题方法回答无误，这种方法连叶老自己也没有想到。叶老说，只有他可以造就，将来会有所建树。这个学生就是陈美东。”

不出叶企孙所料，二十多年以后陈美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每一个朝代都会颁布天文历法，计算一年有多长，区分出大月、小月，计算日食的时间等。古代的算法跟现代不同，不会把公式算法写出来，也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搞明白很困难。日本天文学领域的专家曾认为自己在解读天文历法上无人能出其右，他们也确实有做得好的，如薮内清和他的学生。陈美东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后，接二连三发表论文，日本人很惊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研究更为出色。”后来陈美东历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发表中国天文学史和科技通史方面的论文200多篇，对中国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史研究作了很大贡献。

戴念祖感慨道：“叶先生门下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五十多个院士，十几个‘两弹一星’元勋？就是因为他看人非常准，也有魄力。在一个‘一切跟党走’的年代，录取大家都不看好的陈美东是很难的。”

另外两个考生，叶企孙鼓励他们说，明后年再来考取也是一样的。谁知世事难料，第二年的考试再也没能举行。次年，“四清”运动开始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

戴念祖说：“有件小事，我总是忘不掉。‘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叶老像往常一样从北大来研究所，听完我们汇报后，沉默良久，心事重重。他没有做任何评论，甚至没有讨论科学史的问题。临走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下、下乡，四……四清，你们听、听领导的。业务暂、暂时搁、搁下，以后，回、回来，我……我给你们补、补上。但是，你、你们不、不妨带上一……本小、小词典，外……外语，不、不要丢、丢了，有空、空时，拣、拣几……几个单词。啊！’

“如今回想老师这番临行嘱咐，真是体会到这个老人为年轻人成才、为学术的忧虑。我当时确实按叶老的吩咐，在自己衣箱里塞了一本小词典；无奈从下乡到返京两年间，时势逼人，竟至从来不敢拿出来看一眼。”

挑战领袖观点

1965年，毛泽东提出以“一分为二”取代“对立统一”为哲学的最高准则。阶级斗争把人分为敌人和自己人，不存在中间派；事物分类只有黑跟白，没有灰。工厂、农民抓紧阶级斗争，整地主、整右派，科学家、大学教员、中小学老师都要改造。

领袖的指示并没有很顺利地得到哲学界广泛拥护。“中央党校的校长叫杨献珍，是位大哲学家。他就不同意（‘一分为二’），提出了‘合二为一’。结果杨先生被批斗得简直不得了。”

其时科学哲学界的权威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发文附应领袖的号召，大意为：科学是一分为二的，科学家也是一分为二的，分为“唯物”和“唯心”，所有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唯物主义科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数篇类似观点、违背历史事实的文章，意在让科学工作者好好改造。

“叶企孙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让整个知识界为之惊愕。他在文中质疑‘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出‘非唯物即唯心’在科学史上不成立，历史上大量的唯心主义科学家，也做出了很大的科学成就。由于叶企孙的身份和地位，这篇文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央下令，要对叶先生组织批判。”戴念祖回忆道。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界的主要行政与学术领导都是叶先生的学生，没有人愿意批判叶先生。碍于命令，最后决定象征性地举行一次检讨会，会上组织几个年轻人批判叶企孙，再请他检讨几句就可交差。没想到，原定会上的批判、发言、检讨，大家全都心照不宣，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人批评叶老，叶老的发言也与会议原定宗旨毫无干系。会后草草写了一个报告便作罢。这之后，由于最高指示要求‘下乡蹲点’，冲淡了批判叶先生的紧迫性，叶老才算逃过一劫。”

文革受难

质疑最高领袖没有给叶企孙带来劫难，一份尘封三十年的档案却让他在文革中历尽磨难。

抗日战争初起的1937年，清华大学正紧张组织南迁，叶企孙带着学生熊大缜、钱伟长、葛庭燧等人到天津，运送物资。河北抗日根据地的吕正操将军派人找到叶企孙，讲述抗战的困难：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无线电发报机，请求叶先生帮助解决。叶企孙非常积极地支持抗日，并鼓励自己的学生“上马击贼”。熊大缜进入抗日根据地，并制造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枚地雷、第一支手榴弹。

第二年，“锄奸运动”展开，指熊大缜为汉奸。熊在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CC特务”，并违心供认自己尊敬的叶老师是派遣自己来的“特务头子”。熊大缜被判处极刑，最终被残忍地用石头砸死，因为“子弹要留着打敌人”。

这份交代材料在档案中静静躺了三十年，从河北运到延安，又从延安运到北京。文革爆发后，吕正操将军受到揪斗，随之叶企孙的“特务档案”曝光。

戴念祖说：“在天津时，叶企孙要钱伟长大街小巷地找材料、零件，制造发报机；为了支援抗战，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还挪用了清华南迁的万余元经费。他南下香港，向宋庆龄请求经费支持。到了重庆，还在写河北省内的抗战情况，号召医生、护士，懂金融、懂政策，各行各业的人，到抗日根据地，支持抗日。”

1967年，叶企孙以“CC特务”的罪名被军委办公厅批捕。在关押期间，叶企孙受尽身体折磨和人格侮辱。由于大小便失禁，被褥终日潮湿，衣服少有更换。为减轻痛苦，他整日整夜坐着，致使两腿肿胀，皮肤发黑变硬。

直到1972年5月，上面宣布“叶企孙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叶企孙才得到安置。此时的他，双腿肿胀，步履艰难，身患严重丹毒症。

最后的日子

听说叶老师被释放，戴念祖喊上陈美东，两人打算一起去探望恩师。虽然获得释放，叶企孙仍然被关在北大不能随便见人。“我和陈美东是偷偷去见他的。当时我们很年轻，想看望老师，连老师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就去了。我俩骑着自行车，到了北大就在路边等着，每当遇人路过就上前询问叶企孙住在哪里，没想到还真被我们给打听到了。”

“见到老师的时候，叶老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见到我们，他记起了从前所里的事，便问：‘薄树人（自然科学研究所天文史组叶老的学生）怎么样了？’接着把研究所的人近况挨个问了一遍。”戴念祖说。

从此，戴念祖和陈美东每个礼拜都会去叶企孙家中求教。叶老师还是给他们讲授天文学史和物理学史。对于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的审讯、折磨，叶企孙始终一字不提。老师不说，戴念祖也就不问：“我们想象过他会在里面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可是不愿、也不敢提，不想让他回忆这些心酸痛苦的事。”

人生自非麋鹿，无计久同群。戴念祖的上门求教一直持续到1975年，“直到我自己出了事。正是文革结束前一年，我在跟别人聊天不小心说了类似‘江青在上海如何如何’这种话。没想到被人告发，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随即批示‘逮捕戴念祖’。所以我立刻跟叶老师断绝了关系，以免连累老师。甚至连他去世，我都没能去送一送他。唉！”

“叶先生一生没有成家，有一个周姓男护工，打从1930年代起就一直照顾他，替他料理家事。我们都叫他老周。叶企孙二十多岁学成归国，忙着创建清华物理系，一直忙到三十多岁，还是没有精力成家，大概四十岁时，梅贻琦帮他介绍，他却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结什么婚，这不是惹人笑话么。

“没能成家，他是把学生当亲人、当子女。困难时期，他的助教营养不良，腿也肿了，他私底下跟助教说：‘明天早上到我家里来一下，有事。’第二天他叫老周把牛奶热好了，指着助教说：‘这是张老师，你把牛奶端给他喝。’助教受此待遇，一时都缓不过神来。要知道，这是一份在困难时期专供教授的牛奶。看到谁穿的鞋破了，叶老赶紧掏出钱来让你去买一双新的：‘这个样子哪能站讲台，有失师尊。’叶先生看来，老师一定得穿的整整齐齐，才能站在讲台上。那些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教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叶先生就像家长一样叫你到家里来喝杯牛奶，补补身子。他领了工资，就跟年轻人说：‘都跟我走，我请你们吃饭。’然后带大家到新桥去吃一顿西餐。这种事，往往让人一生都记得。对他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叶先生无论对谁都是如此。他不会因为跟某个人关系好或者不好而有所区别，通通一视同仁。”叶企孙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同住，比如前文提到的熊大缜，就受到此种待遇。护工老周的几个孩子，是叶企孙一路培养，最终都送进了大学。

戴念祖回忆起唯一一次看到叶企孙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景时说：“1974年春节，我带着我的女儿去给叶老师拜年。他知道我大年初一会去看他，事先买了一大桶巧克力，拿饼干盒子装了，还给我买了大前门烟。在他的学生中只有我抽烟，他都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买‘大前门’这种高价烟需要烟票，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烟票。我一进门，就叫我抽烟。看到我的女儿，他高兴地喊：‘老周，把巧克力端出来。’然后跟我女儿说：‘你自己抓，抓到多少都是你的。’我女儿那年不到五岁，我还从没买过巧克力给她吃。她一手抓起来三块，高兴得发笑。我要她谢谢爷爷，她就趴在叶老的膝上，稚声叫‘爷爷’。我抬眼一看，叶老须眉颤动，现出我从没见过的笑容。这是一个老人在苦难时光中瞬间爆出的天伦之乐。真是遗憾，当时没有照相机，可以把这一幕留下来。”

（记者 郭倩）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