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前不久，山东大学对368名在校本科生提出成绩警告，并对其中97名学生做出退学处理，理由是“警告甚至多次警告，成绩依然很差”。有媒体对此提出质疑，呼吁大学的校长、老师自己先扪心三问：“我们尽职了吗？”、“学差生还有救吗？”、“教育失败的经验吸取了吗？”

其实，正如媒体报道显示的：那些被劝退的学生，除少数因生病、出国等造成学业中断外，绝大多数是因沉湎于游戏或厌学；学校已对其多次警告，可他们依然频频挂科，无法按期完成学业。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作为成年人，本就应为自身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尤其是在高校尽到相应义务之后。

　　中西方的成功经验均昭示，大学本身应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在大学入学门槛不断降低的今天，淘汰机制显得更加重要。

　　美国兰德公司2005年的一项报告指出，几乎美国50%的四年制本科生会从学校流失。德国的情况比美国稍好，在20世纪90年代，大学就学学生平均退学率大约为25%。流失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由于学生自身原因，如不用功、能力不足而遭淘汰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另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一书统计，德国硕士生淘汰率为27%，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为38%，这大概还只是平均数，实际上，一些大学特定专业的淘汰率达到80%左右。可以说，这些在我们看来触目惊心的数字，正是保证大学学位质量及其真实性的代价，而非教学失败的征兆。

　　而且，美国大学一般没有“班”的概念，既没有“班干部”，更没有“班主任”，强调大学生作为成年人的自我管理。虽然每座宿舍楼都会配有高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当“舍监”(resident assistant)，但“舍监”没有权力让学生准时去上课、按时回宿舍或就寝。高淘汰率的压力，不仅成为美国大学生刻苦努力的重要动力，也保证了他们所获得的文凭的含金量，而且，美国高校本科教育自我管理为主的模式似乎也并未招致社会舆论抨击。

　　以上是西方高校的情形，下面我们便看看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清华大学。

　　1941年清华大学建校三十周年时，美国一所大学发去的贺电称：“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清华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高的赞誉，与它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扎实训练分不开。

　　据统计，抗战之前的十年（1928年-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

　　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时期（1938年-1946年），理学院的物理系和算学系仍然延续了战前清华严格的入学标准，会无情地淘汰大量不适合从事高等学术研究的学生。

　　如“普通物理学”成绩低于70分的大一学生，便几乎失去了继续攻读物理专业的机会。要进入算学系，大一微积分必须在75分以上。而在工学院中，大一微积分和数学只要有一门不及格，便意味着不能在工学院继续学习。在土木系，任何一门必修课成绩低于60分的学生都得重修。重修大一微积分会导致推迟学习大二的代数方程和应用机械，因为前者是学习后者的前提。未通过一门必修课至少会推迟一年毕业，未通过一门选修课则至少毕业推迟一学期。在工学院，任意一名学生基础课得了F（不及格），或者其他两门课得了I（65分），通常会被要求转系。

　　某些基础课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能通过，这在工学院十分普遍。有一年，航空系8个学生选修“动力学”，6人参加考试，4人及格。在机械系，“统计力学”总有20%到30%的学生不能通过，有学生学了四次仍然无法及格。土木系的“结构学”课程则常导致三分之一的学生落马。最初的十年，清华土木系会淘汰半数以上的学生。1941年进入机械系的大约七八十名学生中，有一小半获得工科学位，并且只有30人是四年后按时取得的。而1941年考入联大希望成为电机工程师的大约七八十名大一学生，到1945年只有17人拿到毕业证书。

　　这种近乎苛刻的淘汰率使那些本身就是百里挑一的学生愈发刻苦钻研。据统计，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29年-1938年期间入学并得以毕业的71名本科生中，出现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而联大毕业生杨振宁和（插班生）李政道更是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联大的那段坚忍岁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定的淘汰率是保持教育水准、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无论昔日的清华，还是今日的美国、德国高校，每到开学时节都会有一大批学生分流，普通高校的优等生流向名校，而一些名校的力不从心者流向普通高校甚至退学，或从理工科高难度专业流向难度低一些的专业。一定的淘汰率及双向分流的结果是各得其所，不仅保持了大学的水准，而且丝毫没有因此影响社会和谐。

　　（作者杨小辉系上海政法学院公共事务与公共管理系讲师、社会学博士）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