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1979自动化）

以前，清华大礼堂内南墙上曾悬挂两方横匾，一方书“人文日新”，另一方书“寿与国同”。有传说前者为孙中山所书，后者为于右任所书。“人文日新”匾为1926级毕业生赠给母校的纪念品，定不是孙中山所书。后者，从照片的字迹上看也不似于右任的手笔。

一、关于“人文日新”匾

据《清华周刊》总383 期，丙寅级（1926级）此届毕业生所赠母校纪念品有二，一为论文奖金，二为匾额，颜曰“人文日新”，现已制就，拟在大礼堂悬挂。“人文日新”匾今仍存，但已非原物。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曾谈到，此匾在文革中被毁，后又补制。

匾中“人文”二字源自《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概指人类的一切文化创造。“日新”一词典出《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此匾徐葆耕教授曾说：

清华重视“人文”，而且追求“日新”。北大教授裘锡圭先生对我说：“清华的传统是求新，国学院的先生们搞的学问在当时都是很新的。”此语属实。在文学院中，“求新 "也是一种风气，例如清华中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程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可谓开风气之先。朱自清先生办系追求“古今贯通，中西融会”，在当时也是很新的做法。这种“求新”的思想一直贯穿到现在。季羡林先生评价北大与清华的风格时说，北大“深厚凝重”，清华“清新俊逸”，也突出了清华求“新”的特点。

二、关于“寿与国同”匾

“寿与国同”匾何时起悬挂？从网友获得的信息是，此匾为1931年（民国二十年）清华大学二十周年校庆时，第三级毕业生献给母校的纪念品，字是请钱玄同书写的。对此笔者尚未查到文献记载。何炳棣先生在为苏云峰先生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所作序言中提到 “寿与国同”匾，并说此匾“象征清华和整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自始即是牢不可分的”。何炳棣（1917-2012），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1938年就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若何炳棣先生在校时见过此匾，也就说明其在1930年代就存在了。1948年4月出版的《清华年刊》有一张礼堂内景照片，所照正是此匾，或许这是此匾的最后一张照片。

据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徐嘉云先生回忆，1950年4月郭沫若到清华礼堂演讲，“当时，他站在礼堂讲台，指着礼堂正上方一块横匾——‘寿与国同’四字向师生慷慨地讲：清华创办经费是由八国联军打败满清政府而得到的赔款中挤出来，表面上是给中国教育事业作了善事。当时，清华建校，恰逢中华民国元年，所以，匾上就有‘寿与国同’一论。而今，代表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府已战败逃到台湾去了，所以这块匾也应该去掉！他叙述了这段历史，使受教育的师生，聆听后久久难忘。”应该在此后不久，“寿与国同”匾被撤掉了，今已不知所终。

“寿与国同”应是指民国纪元年与清华校庆周年相同，因为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而清华学堂于1911年3月30日开学，两者并不是在同一年。但是，民国的纪元为虚岁，即成立当天就是民国元年了，而学校的校庆年则以实岁计，即周年，所以，在1949年之前，清华的校庆周年恰与民国的纪元年相同。当时的“中华民国”命运多舛，先是军阀混战，继有外寇入侵，再加上后来的独裁腐败，终于在1949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至此“寿与国同”匾也就不能悬挂了，若从尊重历史的角度看，挂又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