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孤独的自由者殷海光（1919-1969）

被誉为“自由主义宗师”的殷海光，早年是站在维护国民党的立场的。不过，他很清醒，对国民党的危机，发现得比一般人早，观察得比一般人深，且敢言直谏，是国民党难得的诤士。

　　殷海光著《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我看到的本子，是1946年国民党内部印行，供党内参考的本子，共30页。有的大图书馆藏有此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存有此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卷宗号711/4/540。

　　此书可说是危言竦论，印发当时，应当能使国民党内一些领导人感到震动。国民党没有将它列为禁书，也没有对作者采取任何压制措施，而是把它印出来，供国民党内部学习、研究。

　　据沈醒园《忆故人，忆斯人》一文，1945年国民党开中央全会（1945年开的当是六届一中全会），“在会场散发的多种印刷品中，有一本题为《中国国民党之危机》的小册子”。作者殷海光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从军当二等兵，到过印度，由云南退伍到重庆。《中国国民党的危机》印发后，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特嘱贯之（王道）约海光到他家里吃饭，不久，便给他一个编审的名义，勉励他安下心来做研究工作”。

　　关于殷海光此书在国民党高层的反响，范泓《殷海光的转变：从反动学生到自由主义宗师》一文，提供了以下情况：殷海光“反思国民党的本质，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的危机》。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张道藩读到后，立即给他写信，一面赞扬这本书，一面又竭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声称与殷结识是他近年来最高兴的一件事，并且‘毫不虚伪的说你是我十数年来所认识青年朋友中最有思想、最有远见的一位，也是我认为你会对民族国家最有贡献的一位，读你的著作而不认识你的人很少人会想到你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此后的问题在‘如何能达到改进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我愿再有机会和你详细商讨’。”

　　张道藩1942年12月至1943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赞扬殷海光是他“十数年来所认识青年朋友中最有思想、最有远见的一位”，对殷海光及所著《中国国民党的危机》，评价很高。作为曾经主管宣传的国民党高官张道藩，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执政的国民党发“病危通知”，不但能够容忍，而且予以赞扬，60多年后的今天，笔者仍感到不可思议。

　　1945年，当国民党高层在计算着，战争结束后如何把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的建设计划重新付诸实施时，殷海光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说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话：国民党这棵大树已经老朽了，它走到了成功与失败的十字路口。这不啻对国民党高层的当头棒喝。

　　殷海光观察国民党，有独特的视角，他是从该党的派系来给它下诊断的。他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可以说是‘人的政治’。……如果一个执政者将‘人事关系’调整得宜，那末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可以形式地说，血统，从属，派系，师生，地域，以及恩仇等等因素相乘或联乘之积，就是人事关系。”“中国国民党犹如一个旧式大家庭。其中的派系犹如大家庭里的各房。各房底中心人物是姑嫂妯娌。姑嫂妯娌妇人之流，往往喜欢将大家庭底财物拿去‘扎私房’。日复一日，为时既久，结果私房固然殷实，而大家庭却空无一物了。”

　　比喻很形象。国民党派系众多，山头林立，化公为私，各自膨胀，互相磨擦，内斗不断，自我消耗，仅剩空架。所以国民党不是被它的敌人打败的，而是被它自己打败的。

　　殷海光断言：“（国民党）这棵大树，旦旦伐之，已经衰老不堪了。”

　　表面上，国民党手中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所谓“胜利之师”。然而，殷海光说：“我们要看看无数历史的往事，不要只注意有形的武力。”他以历史的眼光，指出武力不足恃。

　　殷海光警告国民党的领导人，一物降一物，国民党的“克星”早就出现了，它已相当强大，并且有苏俄作它后盾。他说：

　　一九二O年以来中国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克星。这一个克星，就是在中国的这一支共产党。……这一个集团乘着中国底贫困，混乱，战争，与低落而发展而壮大。……图谋藉着将全民性的国民革命转变而为阶级性的社会革命的这种所谓内在发展的手段，夺取中央政权。

　　而且作为国民党“克星”的中共，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民主”。殷海光说：中共要“用民主来瓜分政权”。中共在向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时候，喊着“民主”的口号，“掏空国民党的基础”。

　　就在国民党人盲目乐观时，殷海光给他们敲响警钟：国民党已面临危机！他写道：

　　胜利的光荣化作耻辱，八年的苦斗换来更阴毒的迫害，贪得无厌的北极熊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

　　中国国民党今日已立于成功或失败之十字路口。

　　不知国民党内有几人读了殷海光此书不被吓出一身冷汗。

　　在殷海光发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时，胡适在想什么、忙什么呢？

　　胡适是1946年6月5日离开美国的，在美国共呆了八年八个月。7月5日抵达上海。我查了胡适1946年全年日记，没有搜到他对国内时局的分析。这时他的精力主要放在考证《水经注》上，这多少影响了他对时局的关注。不过1946年7月17日日记附有当日上海《大公报》剪报，上有1945年8月24日胡适致毛泽东电，电文中有“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这样一段话。

　　又查了胡适1946年写的时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胡适全集》只收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话》。文云：

　　“我从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两个礼拜，晤见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两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两寸高。听到的话悲观的居多，对将来并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虽去国九年，并没有和国内隔离，更从没有减少对国内的关怀。我以为用研究历史的态度看起来，我们是用不着太悲观的。”

　　胡适说，返国后两个星期内，晤见了很多人，其中不少人对时局抱悲观态度。但胡适用“历史研究的态度”观察，得出了“用不着太悲观”的结论。

　　殷海光回顾了“无数历史的往事”，用的也是“历史研究的态度”，但他得出的结论与胡适截然相反。他认为国民党已到了胜利或者失败的十字路口。

1946年，在对国内时局的观察方面，殷海光比胡适看得要远些。

（王春南）

转自 湘声报 201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