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诗人穆旦和诗歌翻译家查良铮是同一个人。查良铮是他的真实姓名,穆旦是笔名。这个笔名的来历其实并不难猜测,把姓氏查字上下拆开,就成了木旦。木字的谐音字有羡慕的慕,肃穆的穆,他曾经使用过“慕旦”,最终选择了笔名“穆旦”。
20世纪50年代初,查良铮翻译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很多诗歌作品,还翻译出版了另一位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哲理抒情诗。有些读者提出一些问题:查良铮不是学英语、研究英美文学的吗?他翻译普希金作品是不是从英文转译的?他学习过俄语吗?他究竟是怎样学习俄语和钻研俄罗斯文学的?要解答这些疑问,就需要听听当年知情者的说法。
周珏良先生是查良铮夫人周与良的胞兄,也是查良铮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他在《穆旦的诗和译诗》一文中写道:“穆旦诗译得好,……他一直是学英国文学的,这不用说了,他的俄文功底也很深,在西南联大时他的启蒙老师是著名的俄文专家刘泽荣先生,大学毕业后一直继续搞,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又选读了俄国文学的课程,所以在俄国文学上他也是有专门知识的。”(引自《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从周珏良的回忆,可以断定查良铮在西南联大确实学习过俄语。他说查良铮的俄语启蒙老师是刘泽荣先生,这个论断对不对呢?
其实,查良铮学习俄语,比周珏良先生所说的时间还要早,他的俄语启蒙老师,并非刘泽荣,而是曾经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的俄罗斯人葛邦福(伊万·伊万诺维奇·葛巴诺维奇,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апанович,1891—1971)。这位教授英文很好,也会说一点儿汉语,1937年,他跟随清华大学一道南迁,由北京到长沙,再由长沙到云南蒙自,以后又从蒙自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南京大学教授赵瑞蕻先生是查良铮在西南联大的校友,他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题为《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记穆旦,并忆西南联大》,文中称赞穆旦是“我们同代同学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模范”。他钦佩穆旦的刻苦与勤奋,记述了穆旦背诵英汉词典的事例,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穆旦在云南蒙自开始学习俄语的情况:
穆旦还开始学习俄文,是跟历史系一位俄国教授葛邦福先生学,学得那么认真,我时常看见穆旦在海关大院一个教室和葛邦福先生坐在一起学习;有时看见他跟老师沿着南湖边走边说话。他俄文的基础是在蒙自打起的,这就是为日后他那么出色地翻译普希金作品等准备了最初良好的条件。有人说穆旦的俄语老师是刘泽荣先生,那是到了昆明以后的事。(见《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就是这位葛邦福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还曾帮助过另一位日后成名的翻译家——第一个依据俄语翻译《欧根·奥涅金》的吕荧。戈宝权先生曾经写到,据吕荧自己说,“他从1941年一个孤寂的冬夜里,就在昆明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开始翻译这部诗体小说,而且得到葛邦福教授的指教。”(《〈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
我们缺乏足够的材料,难以推断查良铮跟葛邦福教授学习俄语的具体内容,但是有理由猜测,十有八九会涉及俄罗斯诗歌。作为俄罗斯人,葛邦福教授俄语,肯定会介绍现代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作为学习俄语的年轻诗人,查良铮对俄罗斯诗歌产生兴趣则完全合乎逻辑。而他们师生之间进行沟通,除了汉语,还可以借助英语。以查良铮的聪颖天分和感悟能力,掌握俄语肯定会日新月异、进步神速。
到了昆明,查良铮选修了刘泽荣教授的俄语课,刘泽荣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精通俄语。这位教授为外文系学生开设俄语选修课,学习期限为一至二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查良铮辗转到了沈阳,在罗又伦将军资助下创办东北《新报》,他曾经邀请中学同学赵清华(笔名赵照)参与其事。查良铮担任报馆总编,请赵清华做编辑主任。椐赵清华先生回忆:“几次与驻扎在东北的苏联盟军联欢,良铮已自如地操着俄语和他们交谈。” (《忆良铮》)能够与俄罗斯人用俄语自由对话,这是查良铮熟练掌握俄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
1949年8月,查良铮远渡重洋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在该校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英国文学,但是他又抽出大量时间学习俄语和俄罗斯文学课程。傅乐淑原是查良铮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此时也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留学,两个人成了俄语选修课的同班同学。傅乐淑回忆说:
我与穆旦同窗,是在抗战后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们同选一门课“Intensive Russian”,……我因写博士论文必选此课,每日焦头烂额为俄文所窘。穆旦则潇洒之至。原来他在联大时,曾选过我们最高明的俄文教授刘泽荣先生的课。……穆旦选此课温习俄文。每逢作练习时,他常得到俄文教授的美评。那时他正在翻译普希金的诗。……在芝大选读这门课的20来个人中,穆旦是班上的冠军。(《忆穆旦好学不倦的精神》)
这一段回忆文字包含了两个异常重要的信息,一是证明了查良铮熟练掌握俄语的水平,不仅受到同学的推崇,而且得到了俄语教授的肯定与赞扬。二是透露了查良铮开始翻译普希金诗歌的时间。没有多年勤奋刻苦的磨练,就不可能有20世纪50年代初翻译普希金诗歌的神速与高产。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查良铮留学期间还背诵了一本俄汉词典。查先生的夫人周与良教授在回忆文章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50年代初,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时,原是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后来为了准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又在俄语、俄国文学方面苦下功夫。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学过一点俄语,上过著名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课。但那只是打了一点基础。此时在芝大,因为学习目标明确,他又下决心突击俄语。他采取的一个办法,又是背词典……后来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采取背字典的苦办法,他说是为了充分掌握一种外语的丰富词汇。……背词典是可取的学习外语的方法,年轻时下的苦功,为他日后翻译英文、俄语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怀念良铮》)
从1937年到1952年,十几年间,查良铮一直不间断地在学习俄语,关注俄罗斯文学,正因为他长时期潜心学习俄语,钻研俄罗斯诗歌,才为他选择与翻译普希金的作品奠定了坚实而牢靠的根基。
通过查良铮先生的同学、朋友、亲人的回忆文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查先生翻译普希金诗歌,并非依据英文转译,他的俄文很好,是依据俄语原著进行翻译的,不过,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英语译本,并且还参考了德语译本,因此他所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普希金长诗和《欧根·奥涅金》才那样形神兼备、精彩动人,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好评。
(谷羽)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