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实际上，西南联大真正的历史（THE HISTORY）是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而我能与诸位分享的只是这样一部西南联大史（a history）。在联大卓越的先贤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蓄之风的指引下，我期望中国朋友能借鉴联大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为他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扬帆导航。

——易社强

1941年初爆发的皖南事变，几乎把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拖向崩溃的边缘，年底美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受皖南事变的影响，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随着美国参战，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大陆，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一心向学、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保障。自此，这所大学进入长期自力更生的阶段。

师生情状

就当时而言，联大学生的激进主义至少短时间内很难再次点燃。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辩论渐渐隐入记忆，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学生自治会选举时，大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保住职位，因此变得死气沉沉。一开始大家都是激情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1941年8月，在外地左躲右藏了半年以后，青年积极分子林元回到联大，发现校园里一片“荒凉、寂寞”。抗日歌不唱了，读书会、时事报告会、辩论会没有了，壁报“转眼间不见了”。

对于那些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同学而言，情况并不见得糟糕。艰苦是冒险的题中应有之意，集中心力面对它就是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7年以来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已不觉得昆明的条件特别艰苦。不管是专心学习，还是兼职、泡茶馆、打桥牌、参加舞会，青年学生的适应能力使他们应对自如。学习和友谊的欢乐，爱情的创伤，都成了生活的佐料和意义。

然而，他们的老师却不这么看。离开中国的文化之都，不再享受优渥的生活，家人不得团聚，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这些教师觉得，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让人沮丧失意，度日如年。1941年7月，钱端升埋怨道：“这里的大学生活，事事不尽如人意。我不清楚西南联大是否还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应该是最棒的。要是这样，那只能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每个人都意气消沉，萎靡不振。”

到1943年，这种抱怨已经演变成深刻的心理问题。当时在华盛顿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前北大文学院院长，蒋梦麟校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

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梦麟的灰心丧意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哲学家汤用彤在1943年1月19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人身安全无保障，经济拮据窘迫，学者也不像以往那样具有创造力。汤用彤哀叹，“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 稍后，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

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 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

通货膨胀逐渐消耗了这些领薪水的中产阶级的精力。1943年5月，访问昆明时，费正清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他的老朋友萧蘧以前精力充沛、身体强健，现在穿得像个“流浪汉，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洗得发白，就像迷彩服一样……去市场，去学校，来回都是靠双腿奔波，用人不在时，就在家里帮忙，这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费正清目睹了联大教授与CC系控制的重庆政府之间的明争暗斗——“联大教授心里很清楚，政府期望他们销声匿迹，期望他们的组织分崩离析，期望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返回校园的学生身上，而不是过多关注国民的思想倾向。政府就想看看，这种形势下，这些人能坚持多久。”

联大教师排除万难维持生活的故事，一直感染着人们。费正清写道，“（钱）端升把大衣卖掉之后，有一天在街上看到别人穿着自己的大衣。”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妻子冯叔明亲自做芝麻烧饼，卖给学生，以换取生活费。梅贻琦的夫人在家自制点心，用少女时代的名字作自我介绍，把“定胜糕”卖给当地老板。在如此拮据窘困的条件下，联大校长的妻子尽其所能维持体面的生活。

新校舍的生活

联大学生住宿是免费的。在始料未及的漫长的战争岁月，简陋的住宿条件与其说归结为通货膨胀，不如承认是因为作为权宜之计的“临时”设施日渐老化朽坏。城北旧坟地边上的“新校舍”，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联大任命卓有声誉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担任建设处顾问，但囿于经济形势，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及其才华横溢的妻子根本无从发挥他们的才能。联大校园占据了环城北路两侧：南区是理学院和几个学生服务机构，更广阔的北区则有男生宿舍、教室、食堂和图书馆。各个小区用粗糙的泥坯墙隔开。师生提到联大校园时，一般是指新校舍，而提到新校舍时，一般是指北区。

北区有一扇简单的木门，对着穿过南区和北区的土路。一直往前走，路右边有一个日军炸弹爆炸后留下的大坑，下雨时就成了一块水洼。坑的北边，不远处是一块宽阔的空地，联大人称作“草坪”，后面矗立着联大唯一一幢二层建筑，那就是图书馆。有个访问者写道，图书馆“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有坚硬的土泥地板，许多乌鸦嘎嘎叫着滑行而过，要么就挑衅地停在书架或书桌上”，青年学子对此视而不见。北区东边是一排排平房教室。教室后面是食堂。中间有条路，路西是排列整齐的男生宿舍。宿舍、教室的墙壁和地面，都是用泥坯筑成的。主要区别在于：宿舍是茅草屋顶，教室是波浪纹般的铁皮顶，两者都不甚理想。下大雨时，宿舍会漏雨，教室屋顶会叮叮咚咚响，授课者只有提高音量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见。宿舍两头都有门。墙上是木头窗户，没有窗户纸，更别提玻璃了，学生便糊上包装纸或报纸。

每个寝室里，中间是一条过道，两边约有四十个铺位。大多数学生在床铺上挂着床单、毛毯或帆布，围成四个人的小王国。一位记者这样描写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寝室：

通风不良，人满为患，杂乱无章，让人想起旧中国轮船上拥挤沉闷的二等舱。这四年航行生活，乘客在上下铺床上生活、睡眠，蚊帐一半好一半坏，行李箱、柜子、图书、脸盆和衣服塞在床铺上下，洗过的衣物挂在过道中间。

这些校舍建于1939年， 当时认为战争最多还会持续五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了。许多睡在上铺的同学不得不撑开雨伞，以免雨水从日渐增多的茅草空隙中落下来，滴在自己身上。驱逐昆虫之类的小动物是一件麻烦事；对于某些“两腿动物”，他们也无计可施——由于新校舍的房子都不上锁，很难辨别谁是陌生来客，也就很难防止入室盗窃。在隔成小房间的布幕上，有人贴出告示：“非请勿进，免涉嫌疑”、“访友扬声”、“主人不在，佳宾止步”。有位学生发现，刚从当铺买来的西装早上挂在寝室窗台上，不一会儿就不见了。

实际上，一些在新校舍有床位的学生在校外租房子，所以很多“小王国”只有两三个人住。剩下的地方就被用来存放衣服、书本等杂物。总体上说，新校舍比昆华中学北院的条件好多了，在那里十六个大一男生合住一个宿舍，还不能隔成小间。在学校北区，五六个大一、大二女生挤在一幢破烂不堪的老房子里，寝室在二楼，到处都是灰尘。三四年级的同学睡的是单人床，她们的宿舍略微宽敞一些。每当有女生走上破旧的木楼梯时，灰尘就会落在一楼食堂的餐桌上。

联大八年，一直未能解决校舍问题。新校舍只能提供一半的宿舍和教室。有些搬到乡下的学校决定准备迁回原址，而联大租用了它们的校舍，所以根本无法马上安置妥当。梅贻琦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催要地皮。昆明办学期间，大一学生宿舍换过不止六次。每个学年都会有新的难关。1942年秋，为供应大一学生住宿，学校当局命令助教腾出宿舍， 遭到青年教师的拒绝。校方没有为先修班学生安排住宿，他们便涌向军训处，要求纠正这种做法。此外，大一学生没有地方吃饭，教室非常紧缺，有时候午饭时间也会安排上课，这意味着有些本科生中午得饿肚子。

健康状况

鉴于昆明的条件——伙食分量不足，又缺乏营养；生活用水不卫生；长时间不洗澡；穿衣只能基本保暖，住宿就是找个地方栖息而已——联大师生出现很多健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位访问者在1939年7月写道，“医疗保障援助资金的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学生的伙食十分粗劣，一年下来，他们开始感觉到它的影响。昆明一年到头都有疟疾，而金鸡纳霜太贵，学生靠救济金根本买不起。”

对于有家室的教师，要是家人生病，生活就会乱得一团糟。正如燕京大学神学家赵紫宸在昆明休假时（1939—1940年）所发觉的，他妻子由于跳蚤叮咬感染了立克次氏体，于是“我一下子成了护士、用人、厨师、房主。我扫地、拖地、扇炭炉、找医生、搜寻医生开出的昂贵的药方……高价购买有可能治愈疾病的药物，服侍病号，打理一切事务”。

相对说来，赵紫宸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爆发，日本还没有封锁通道，否则根本就找不到医药。像吴晗，在整个战争时期，照料患病的妻子，付出就要多得多。即使没有大病，教师家属的生活也会捉襟见肘。1943年5月，访问钱端升之后，费正清写道：“他最近一直头疼，不想走远。他的妻子和三个小男孩都晒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厉害。她说她怕冷，对小病已经没有抵抗力了。”

校医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正如1944年1月《新华日报》所揭露的：“近来同学患病的特别多，‘昆明热’和‘摆子’ 尤为猖獗。校医又迟到早退，每天只是上午九点来，到十一点半办公，因为他们当校医是兼差，主要的业务还是自己的诊疗所和生意呢！”

学生体质下降，学术水平也随之降低。早上七点钟上课，学生看起来疲惫不堪。白天，没精打采，无力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在下滑。

1944年11月，校医室接待了2,119名学生，1,033人看内科，573人看眼科。据报道，患病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光线昏暗。

图书馆和茶馆

从一开始，学生就很难找到一个安静明亮的地方学习。到处都是人满为患，光线暗淡。在狭小的寝室里，和三个同学共用一张书桌，这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办到。1939年新校舍投入使用时，每个寝室都有三四盏煤油灯，但光线极其微弱，学生连铺盖都无法找到，更别说读书写字了。1940年，寝室安装了电灯，但照明没有任何改善，只能从中看出昆明电力极度匮乏，100瓦的电灯泡只有30瓦的效率。电力部门轮流分配城市用电，停电也就司空见惯了。

联大唯一真正明亮的地方是拓东路工学院的图书馆，那里有学生搭建变压器增加电力。城北一带，新校舍图书馆装有四盏硕大的煤气灯，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图书馆在晚上七点开门，他们提前一个小时站在门外等候。到了六点四十五分，图书馆台阶和前面的“草坪”上就挤满了抢占座位的学生。当两扇玻璃门打开时，疯狂的青年学子冲进去抢占靠近电灯的座位，并把书本、衣服或其他东西扔在邻近的桌椅上，为朋友占位。不一会儿，所有十英尺长的凳子都挤了六个学生。这个地方总共能容纳六百人。

不过，竞争最激烈的不是抢占座位， 而是预约参考书，因为必读书一直都有人预约。几乎没有学生买得起制定的外版教科书——纵然有人很幸运地在当地市场上找到了——他们还得依赖参考书。这些书可以提前一天预约，但未必就能借到，因为总是供不应求。菲尔柴尔德、弗内斯和巴克合著的《经济学概论》，寻求的人数最多，这是陈岱孙讲授的经济学概论的指定教材，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却只有五六本书。宿舍同学和伙食小组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以便第二天分配。临近考试，晚上在图书馆用功的人太多，许多学生便常常光顾明亮的茶馆。

大西门附近有五十多个茶馆，门脸都很小，一般只能容纳十来个客人，但它们有克尔曼式的灯笼（后来装了电灯），是读书、写作、聊天的好地方。只花几分钱，两三个朋友就可以共享一壶茶，一直待到茶馆打烊。大部分男生都有自己喜欢的茶馆，他们认识店老板，与熟人打交道感到很自在。由于传统中国女性通常不在公共场所活动，联大大部分女生在天黑以后就犹豫要不要去冒险，这样一来，泡茶馆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男性的专利。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学生是城北茶馆的主顾，但可能算不上理想的消费者。让这些年轻的穷学生在茶馆待整个晚上，没有老板可以发家致富（尽管他们的举止不像当地某些纨绔子弟那样惹人厌烦）。最初，由于联大市场的发展，茶馆猛增，后来，有些店主试图阻止学生进入，有些老板则故意调暗灯光。

某些茶馆也成为著名学者出没之地。例如，在他们经常光顾的茶馆里，清华性情乖张的哲学家沈有鼎和北大放荡不羁的化学家曾昭抡展开学术辩论，这种场景并不罕见。茶馆的格调各不相同，但都按照校历经营。考试期间，茶馆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期末考试一结束，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暑期，联大图书馆闭馆，茶馆实际上就成了唯一灯火通明可以夜读的去处。

除了读书、写作、谈天、喝茶，联大学生有时候也打桥牌——他们幽默地译成“不理智”。

文学创作与讲座

经过数年躲躲藏藏、一轮又一轮的空袭和政治动乱，在皖南事变之后，校园生活开始分裂。但从1942年到1945年，相对而言，联大不像战初那样混乱，也不像战后那样充满恐怖的气氛，联大文学至此确立自己的风格。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不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对激进分子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委曲求全，按共产党的指示静观时变。然而，当群社和冬青社以前的骨干、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学生于1941年10月策划创办文艺期刊时，这段日子却成为他们的收获季节。

这项事业由两位广东籍的文学爱好者发起，一位是中文系学生林元，他因皖南事变流亡在外，此时刚刚返回校园，另一位是经济系学生蔡汉荣。通过广告宣传，他们从旅居昆明的广东商人那里拉来赞助，得以创办《文聚》杂志。他们认为昆明沉寂的文艺界需要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得到了老师的支持和赞同。在创刊号上，编者宣称该刊致力于扶持“纯文学”。在政治活跃分子看来，这等于默认局势不利于提出激进的倡议。但“纯文学”也暗示了对“战时文学”的拒绝， “尤其是纯粹‘杀’‘杀’口号的体裁”。无论爱国教诲在初期的战争动员上可能起过什么作用，它都不能为忍受持久战提供至关重要的精神食粮。

仿佛是为了强调新动向，《文聚》第一期刊登了朱自清的评论，他主张中国诗人超越抒情诗和象征诗的传统，以日常清朗的语言创作“明白和流畅”的“散文化”的诗。这期还发表了李广田和沈从文描写战时景象的散文。在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诗作《赞美》中，穆旦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走向复兴的信念。另一首诗作是联大外文系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这是他根据自己当兵的体验写成的。同杜运燮一样，沈从文的追随者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发表了意识流小说《待车》——与林元关于当代学生生活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一篇现实主义作品。

《文聚》汇集了联大最好的诗歌、小说和评论。在这本刊物上，第一次出现了冯至几首著名的十四行诗，还有随笔，以及他翻译的里尔克和尼采的诗作。其他经常撰稿的老师包括沈从文、李广田和卞之琳。编者也向联大校外的人约稿，包括延安的作者，如何其芳、杨刚和袁水拍。从1943年起，《文聚》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包括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冯至的中篇《楚国的亡臣》，以及刘兆凡、林元、蔡汉荣、李广田、卞之琳和穆旦等人的作品，证明了联大师生的创作活力。

《文聚》一直出版到1946年春联大解散。在战争和政治动乱的岁月，它勉力保持了精湛的艺术水平。《文聚》并不回避政治和社会评论，相反它刊发过杨刚的长诗《我想念你呀，莫斯科》，作者写于1943年德国进攻苏联首都期间。《文聚》的关注面向相当广泛，正如林元后来所回忆的：

《文聚》上很多文章都是从这个或那个侧面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沸腾的人民生活的。但人们的生活像黄河长江之水，不是每时每刻都沸沸扬扬，而更多的时候是平静地悠悠流去。读者……需要艺术，需要美……《文聚》发表了不少美文，发表了不少有关自然景物和人类心灵的美文。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几个月后，这篇讲话即刊登在《文聚》上。

然而，昆明的思想话语不能仅限于出版这一种形式，这需要时间、组织和资金。演讲也是传播思想的重要渠道。抗战期间，联大教授和其他专家的公开讲演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考古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 H. 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讲演，暑期生活因此充满活力。同样，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冯友兰谈哲学与青年，贺麟谈青年与信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文化与人生协会主办了二十多场演讲，其中有冯友兰的“人生之意义”和潘光旦的“儒家思想和青年生活”。 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二十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昆明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滇越铁路以及后来建成的滇缅公路在中国的终点，也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地，这就意味着学界和政界的名流会经常路过昆明，有时候就被邀请在联大做一次讲演。1938年12月，国民党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追随汪精卫而去的陶希圣，与汪氏前往河内路过昆明期间，他在演讲中表示对抗战局势感到悲观。联大的讲台同样尊敬四处漂泊的学者，比如陈衡哲及其丈夫任鸿隽，他在1939—1941年担任昆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1年秋，优秀的小说家老舍连续作了四场讲演。

联大没有礼堂。一些重要的讲演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1944年，蒋介石臭名昭著的腐败连襟孔祥熙就是在云大礼堂遭到嘲笑，嘘声四起。皖南事变后，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康泽发表了充满争议的捍卫官方反共思想的演讲，那里也是每月时事讲演的地方。

人们通常认为联大全体学生都会去听演讲，其实绝大部分是大一学生，他们刚进大学，根本不把军训教官的命令当回事，甚至到了公然藐视的地步。1943年3月，李约瑟的演讲“科学在战争中的地位”结束以后，奇瘦无比的毛鸿中校宣布点名。但学生一到集合地点，就有人大喊，“开饭了！”于是众人一哄而散。他们对吃饭时间极为重视。国民党正统分子刘健群也察觉到这一点。他演讲过后，邀请文池奖学金获得者在早餐时间聊天。结果，连那些对他回答政治问题时含糊其辞表示谅解的学生，也不肯宽恕他拖了老长时间使他们错过了午饭。

在来访的演讲者当中，作家林语堂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他曾于1943—1944年冬在云大礼堂演讲。在某些正统分子看来，与其说林语堂是中国人，不如说他更像个美国人，因此颇受这群人的鄙夷。林语堂崇尚道家思想，使得政治积极分子对他颇不信任。他在演讲中强作幽默，更增加了他的负面形象。不过，他还是被大家记住了，因为他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的隽语：“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摘自《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