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上世纪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外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

　　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作用。一是金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岳霖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提供这些细节的满足，使得这些学者虽然身处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地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许纪霖教授在《走出阁楼以后》一文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

　　在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升、陈岱荪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来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金岳霖与钱端升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而金与陈岱荪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以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自然，这种因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甚至“同人关系”形成的链条是相当稳固的，在这种表面的理由背后所隐含的是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包括价值上的相互认可，这是当时北平学术社群的核心部分，在它的外围当然经常有一些陌生的、异质的因素接近、参与，也试图从中受到熏染，因此，这个知识社群的成员在成分上是多元化的，甚至是流动的，而这恰恰是这个社群充满魅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尤为关键的是能够为当时北平的大学生提供增长见识的空间。

　　陈岱荪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个判断：“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19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六茶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得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 Mrs .Swan, Prof .＆ Mrs.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等。” “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遗憾的是七七事变的狼烟一起，知识人这种近似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沙龙聚会的优容生活就被“腰斩”，在大逃亡和大迁徙中，知识群体被折腾得七零八碎，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仅仅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有过短暂的“回光返照”，在之后漫长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阶段，知识社群更是被政治、经济等各种力量隔离、分化成原子化的知识分子，人以群分相互取暖变脸成人人自危甚至卖友求荣，可见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这种以金岳霖“星六碰头会”为象征的平等而自由的高频度公共生活，是如何的温暖。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转自《东方早报》201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