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0年前，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不久，万俊人教授恭恭敬敬把金岳霖像挂在系会议室墙上，号召哲学系同仁继承发扬金岳霖先生的传统，办好哲学系。此事被告到学校，“罪名”是哲学系挂金的像，不挂马恩的像。

我到哲学系以后，这个故事听过多次。金先生的像依然挂在那里，直到近来会议室改为他用。那些年，金先生常常被提到。校领导重视发展文科，找人座谈哲学系发展规划，多次说到金先生。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同事胡伟希的老师冯契先生、刘奋荣的老师的老师王宪钧先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所以，哲学系也算有几个与金先生有关系的人。万俊人教授肩负重建哲学系的重任，想到金先生当年创建清华哲学系的伟业也属自然。告状之事虽然不了了之，总不是件愉快的事情。究其原因，竟还是与金先生发生了关系。

与金先生有关的事情确实很多。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述金先生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关系，对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百谈不厌：某学生当面说他看不懂某一本书，某学生写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他。至于金先生与其他名人的关系，人们更是津津乐道：受毛主席多次宴请，“智斗”艾思奇，审读冯友兰的著作，胡乔木、乔冠华自称是他的学生。金先生晚年的一些谈话被结集出版后，甚至他养的大公鸡也成为人们的话题。金先生泰山北斗，风光无限。但是在众多思想史著述中，金先生却没有得到什么研究，至多偶尔被提及，绝谈不上重视。一个像金先生这样重要、影响重大的哲学家，怎么会在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中被忽略呢？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被称道的人物，许多与哲学相关，比如冯友兰先生，因为他们是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乃至对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发生了影响。金先生却是例外。人们常说，金先生创建清华大学哲学系，把现代逻辑引入中国，培养了一批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对中国的逻辑和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和中国的哲学和逻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金逻辑”令人高山仰止！但是细究起来，他的名声只在哲学界。那么在思想史领域，为什么一些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哲学家会得到重视，而金先生却不被重视呢？

点破这一点其实不难。哲学可以是理论，可以是思想，理论和思想却不一定是哲学。哲学家谈论的东西可以非常广泛，但是，他们谈论的却不一定就是哲学。金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只谈哲学。他可以到文学所去谈小说中的真，结论却是小说中没有真。他发表的文章虽然难免也有应景之作，但主要是哲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都是硬邦邦的学术著作，影响重大，却无法进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归根结底，哲学与思想还是有着不小区别的。

其实，即使在哲学界，金先生的地位也很独特。他的名声显赫之至，但是对他思想的研究却不广泛，深入更是无从谈起。金先生的《逻辑》和《知识论》无人研究，还是容易理解的。逻辑需要专门的技术，不懂逻辑就无法看懂书中与逻辑相关的内容。《逻辑》是教材，尤其是在现代逻辑被普遍引入之后，内容必须更新，懂逻辑的人不再重视它也很正常。《知识论》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大量相关著作引入我国，该书内容略显陈旧，遭到忽视也算不得什么。唯独《论道》，这是一部谈论中国哲学的书，无论是其中的内容，还是探讨问题的方式，都是独树一帜。以金先生的地位和声誉，本该追随者如云，可实际上却是几乎集体失声。

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人，不在意《论道》情有可原，因为字面上它就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书。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把它丢在一旁，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可又是实情。有人说，搞中国哲学的人大都翻过《论道》，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看完。也有人说，搞中国哲学的人大概没有谁看得懂《论道》。最初读《论道》我也是一头雾水。读了金先生用英文写的《道、自然与人》以后再去读，我才大致明白《论道》说的是什么。该书与通常的中国哲学著作不同。它不谈经学、子学，也不谈儒释道思想文化，书中的核心概念，大概除了“道”一词来自中国哲学，其他主要概念，比如“式”和“能”，以及用来谈论道、式、能的概念，包括个体、可能、现实、时间、空间等等，几乎都不是来自中国哲学；即使来自中国哲学，意思也几乎完全不同。细节不讲，其中的西学背景，包括理论和概念、逻辑方法、分析与论证的方式，毕竟清清楚楚。冯友兰先生说，金先生是新瓶装旧酒。新即差异。其实，即使仅看该书的序，这种差异就显露无余。那里谈到逻辑、归纳、知识的对象、可能与必然，谈到康德、休谟，还谈到罗素、维特根斯坦和拉姆塞。前者是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杰出代表，后者是早期分析哲学响当当的人物。明明是讲中国哲学的书，一上来却大谈西方哲学的东西，讲自己对休谟和罗素的理解。金先生一方面表示休谟“了不得”，讨论的都是“大问题”，对他“不能不敬服”，另一方面又发现他“毛病非常之多”，“出发点太窄，工具不太够用”。由此推测，金先生想谈的亦是大问题：“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但是他会非常注重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这个序不仅说明《论道》的主旨，其实也阐述了它的知识框架，以及它所使用的方法。

人们说，金先生擅长逻辑分析。冯友兰先生说，金先生的长处是能够把简单的东西说得复杂，指的大概也是这种逻辑分析。哲学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哲学中，逻辑分析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有没有逻辑分析毕竟区别很大。如果说《逻辑》、《论道》和《知识论》这三本书构成了金先生的思想体系，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逻辑分析，那么逻辑分析一定是金岳霖哲学中最核心也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三部著作都是金先生在清华期间完成的，《逻辑》是他写出的第一本书，逻辑分析是其他两本书的基础，逻辑的理念在金先生清华执教过程中贯彻始终。

逻辑分析不是单纯而简单的概念辨析或语词分析，而是基于逻辑这门科学，运用逻辑学科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分析。逻辑分析是一种哲学方式，这种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科学性，对哲学至关重要。哲学是科学，这种说法遭到许多人的诟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但是，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自己专门的方法，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传承的内容，更有《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辉煌著作。即使哲学不是科学，至少哲学是有科学性的，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可以是科学的，人们可以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哲学。不少人对哲学的科学性不以为然，甚至持反对态度。他们误以为这是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产物，误以为这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等等的恶果。这种看法反映出缺乏哲学史知识。对科学性的追求其实一直是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主线上的事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从事哲学研究之前要具备逻辑的修养。用康德的话说，哲学研究要从成熟的学科出发，逻辑和数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有了这样的认识，听到罗素说哲学的本质是逻辑，难道还会有什么奇怪的吗？看一看金先生那些著名弟子，无论是以逻辑名世的沈有鼎、王宪钧、周礼全，还是以哲学家著称的任华、冯契，学问高低姑且不论，逻辑分析必不可少，科学性总是要讲的。

金先生来清华是赵元任先生推荐的，于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与金先生也就有了一些关系。推荐金先生的是赵元任，而不是王国维、梁启超。也许赵先生熟悉或知道金先生，一如梁启超同样推荐了陈寅恪。但是，金先生的博士论文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回国后在其他学校教英文和历史，他的学问与哲学、尤其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赵先生推荐金先生的理由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海归时髦？难道是因为那时哲学与政治经济不分？赵先生学数学、物理学出身，研究语言学。除了教逻辑外，看不出他与哲学有什么关系。但是从他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来看，科学性大概是非常主要的特点。赵先生对金先生的了解，哪怕仅仅是印象，可能来自当时的某个群体、圈子或沙龙，也许仅仅是私下的交往或接触。但是，到了荐人的关键时刻，个人的好恶总是要起作用的。我猜想，在推荐金先生这一点上，科学性大概起了重要作用。在清华四大导师中，赵先生的知识结构无疑是最新的，也是科学因素最多的，这些大概也是赵先生与金先生最为相似和接近之处，推荐金先生似乎顺理成章，正所谓人以群分。

金先生1926年创建清华哲学系，3年后辞去系主任职务，此后一直以教授的身份在哲学系工作，直到1952年。金先生做哲学系主任的时间并不长，人们却说有一个金岳霖学派，有一个清华学派。无论说法是否属实，都与金先生相关。所谓金岳霖传统大概也是由此而来。传统是一种经年累月、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东西。作为金门弟子，我认为金岳霖传统的实质有两点，一点是对待学术的态度：为学术而学术，或者说，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另一点是从事学术的方式：强调和坚持科学性。这两点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并不简单。即使是树立这种传统的金先生本人，后来也没有做到。我觉得，金先生的时代受到太多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他没有能够始终坚持这种传统，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应该原谅的。

今天的哲学研究受政治干扰少多了，但是可以提倡和坚持金岳霖传统了吗？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改变世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识精英提倡现实批判，到处都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要学以致用。这些观念本身自有道理，但是它们都要求被放在首位，都要求普遍化。在一个“顾阿桃学哲学”曾经风靡一时，“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走出来”可以掷地有声的国度，“哲学”经常被人们挂在口头，在报刊杂志上也处处可见。政治家理论家常常被称为哲学家，作家不写小说了，可以谈论人生“哲学”，艺术家不创作了，也可以谈论什么“哲学”，科学家做不动本学科的研究了，也来谈哲学。一些人被称为诗人、作家、思想家还嫌不够，非要加上“哲学家”不可。谈论一个人的思想，若是不讲讲哲学，总觉得不够深刻，谈论一个人的哲学，若是不谈到思想层面，又总觉得不够伟大。这些现象看似自然，但是一旦联系学科，就会令人感到荒唐。喜欢数学的人很多，对天文、物理等学科感兴趣的人也不少，但是“爱好者”与“家”天壤之别，没有人会越雷池一步。唯独哲学家似乎可以遍地皆是。

即使在哲学界内部，也常常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前些年人们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近年来人们又热衷于国学，大谈建立“国学”学科。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是有联系的。相同的中国古代文献，哲学系讲，中文系和历史系也讲，因此讨论一下中国哲学合法性似乎并不为过，而三系学者联手鼓吹建立统一的国学专业，哲学系的人转到国学院，似乎也合情合理，不是说文史哲不分家吗？不过，西方哲学不是这样。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受到文学系的青睐，是因为他的著作没有分类，他的时代学科的意识还不明显。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不是，也绝不会成为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文献。李泽厚先生是聪明人，他以“思想史”为名通谈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回避了“哲学”这一概念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他被称为哲学家、思想家。但是谈论他最多的却不是在哲学界，也许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他说“从不给自己定位”，别人看，这可能反映了李先生的超脱和潇洒，我却觉得，处身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加上自身的哲学训练，李先生可能还真有些纠结了。

金先生没有这样的问题，他是纯粹的哲学家。没有人认为他不是哲学家。也没有什么人认为他是思想家，人们只说他是哲学家。奎因说，sophia（智慧）是必要的，而philosophia（爱智慧，亦即哲学）不是必要的。搞哲学的人说哲学不是必要的，这是非凡的见识。金先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却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体现了它的境界。

我去过金先生家几次，与他没有说上几句话，更没有谈过学术。我对金先生的了解大多是听来的。在逻辑室20多年，老先生们给我讲过许多金先生的轶事。在周先生身边，金先生的故事听得就更多了。我知道的事情有些与外界的传闻南辕北辙，有些则是外界闻所未闻。它们构成我心目中金先生活生生的形象。但是我不会拿它们来说事。作为后辈，尤其是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都会带有情感成分对待这些事情。而在公众，它们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如花边新闻，多一条不多，少一条不少。

金先生的著作我差不多都读过。在清华10年，谈论金先生的机会多了不少。每当涉及金先生的时候，脑海里总会出现他端坐在沙发中的形象，很想与那些故事里的他对上号。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明白，金先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学者，我们应该注意金先生的学术历程，认真对待他的学术著作，思考他的传统。这才是他发生影响的实质所在。于是我对金先生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晚年他说自己有三本书，显然无视他后来主编的《形式逻辑》。这里有对学术和科学性的认识和区分，哪怕后者的追随者再多。又比如人们说金先生有天生的逻辑能力，他却说自己最初是边教边学，后来还专门去美国学习了一年现代逻辑，这显示出逻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但是我最有感悟的还是金先生对自己的批判。

金先生时代的学者，不批判自己大概是不行的。金先生同样不得不对自己的逻辑思想进行批判，但是我在其中却看出了他为自己的辩护。最典型的是他对演绎的批判。金先生认为逻辑是研究命题之间必然关系的，这就把归纳排除在外。为了批判这一点，他就在“必然”上动脑筋。他区别“有对的”和“无对的”、“活的”和“死的”、“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必然，由此他谈到“相对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必然是具体的必然，它所包含的可能是具体的现实的可能”。这样，他得到一种归纳的“必然”，与演绎的“必然”完全不同，因而说明把归纳排除在逻辑之外是错误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他仍然说，“就是现在，我还是认为演绎的蕴涵是必然的蕴涵，演绎中的推理是必然的推论”，“我现在仍然认为它的性质就是这样”。字面上看，“死的”和“形而上学的”这些形容词显示出批判的无比深刻。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现在仍然认为”的潜台词却是说，“我那时关于必然的观点是正确的”。有了这样的区别，批判起来就容易多了。金先生说：“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的演绎还可以骗人，脱离了具体的条件的归纳根本就骗不了人。那个形而上学化了的‘必然’是不能引用到归纳上去的。”“骗人”和“形而上学化了的”这两个用语的贬义一目了然，以此似乎揭露和痛斥了演绎。但是，若想“骗人”，终究还是要有一些办法的。“可以骗人”和“骗不了人”似乎说明了演绎和归纳能量上的区别，已经包含着高下之分，而“根本”一词还要进一步暗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因此，演绎的必然不能用到归纳上，二者泾渭分明。金先生表面上批判了演绎排除归纳的错误，实际上却坚持了归纳不是逻辑的看法。可以想象，那时多少人为金先生的批判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而我却对金先生感到钦佩：他用自己的理性和睿智，捍卫了逻辑的科学性，也捍卫了逻辑和哲学的尊严。“金逻辑”绝非浪得虚名。

张申府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这话还真是有些意思。

（王路）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