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25年2-3月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应承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职，未迁居清华园之前，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即委托二导师拟定考试方案及考题。

　　1925年3月29日梁启超致信王国维，说“弟因家中有人远行，此一旬颇烦扰，不能用心于问学。欲乞先生将已拟定之各考题先钞示一二，俾得在同一程度之下拟题奉商，想承见许。又专门科学之题，每门约拟出若干，并乞见示”（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梁启超所说家中事，并非托词。是年4月，其两位女儿令娴（思顺）、思庄赴加拿大留学，3月底正需收拾行装，整理心情。从后来梁给二位女公子的信中，亦可想见梁启超当时的心烦意乱。

　　梁启超没有忘记提醒王国维出题的原则，话说得含蓄，但意思是明了的。他说：“此项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似故为难责，此间颇费斟酌，想先生有以处之矣”。没过几天，王国维即回信，并附上二十道考题。今王信不存，二十道考题的实情无从知晓，但从梁启超的反应看，王国维显然没有按照他的提醒，而是遵自身所见出的题。4月7日在给王的回信中，梁启超说：“年来各校国学榛芜，吾辈所认为浅近之题，恐应考者已泰半望洋兴叹。”这是在委婉地说，王国维所出之题难度太大。梁又说：“此且不论，尤惧有天才至美而于考题所发问者偶缺注意，则交臂失之，深为可惜”。这显然是说王国维的考题太过专门。

　　梁启超接着写道：“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与遗珠，两皆难免。”有鉴于此，梁启超提出了个人的方案：“鄙意欲采一变通办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有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

　　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亦未始不可。不审尊意以为何如？今别拟一准考通告呈览，若谓可用，请更与雨僧（即吴宓——引者）一商，并列举指定之书见示最幸。“梁启超还附上了自己所出的考题。

　　吴宓1925年4月23日日记称“午后三时，梁任公来，同见王国维先生，决定题目”（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页）。这个日子也正好是梁启超正式迁居清华园的日子。看来，考题和考试方式最终是由王、梁、吴三人共同商议定夺的。考试共分三部分，第一部为“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不限范围”。这种考核知识的方法明显是照顾了王国维的意见。第二部作论文一篇则与梁启超有关。第三部（专门科学）考试，据公布的“研究院准考生公告”看，也按梁启超的意见列出了参考书，但参考书目中除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外，另加王引之《经义述闻》。这后一部参考书，一定是王国维之意。

　　梁启超、王国维各自坚持己见，这是个性使然，但二人的分歧其实还在学术取向。梁启超是通人，故强调普适的“方法”；王国维现在看来是“通人”，但与梁启超相比却是专才，故主张考核专门知识的储备。梁启超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故有着相当的说话艺术和灵活性，王国维局限于书斋，故精深而不免固执。

　　但在当时，两种取向的差异并未影响二人的彼此欣赏以及和睦的关系。研究院的招考亦有可通融之处。1926年，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姜亮夫临时想到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但已错过正式考试时间。他赴清华园，先接受梁之面试。梁听说姜是成都高师毕业，便问及四川学界的情况，遂干脆以《试述蜀学》为题命姜亮夫作一论文。接着由王国维面试，王仅问小学方面的问题，待姜一一作答后，便请助手传话给隔壁的梁启超说：“姜亮夫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取”（参见《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姜亮夫全集》第2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这是王国维作为学者的率真。但梁启超对此未置可否，只说让姜回去等消息。这是曾经政坛的梁启超的老练和严谨。

　　两天后，姜亮夫收到复试通知，复试时才参加“经史小学”的知识测试，成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的学生。但这个考试程序整个颠倒了。因为按照公告，他应该是先进行“经史小学”测试的。可实际上，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回忆中，这个知识测试的方式不尽相同，数量上也有差异。比如1926年入学的语言学家王力说，他考了“四个100”，即100个古人名，并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并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并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并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参见张谷、王缉国：《王力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而同期的戴家祥却将“四个100”变成了“四个50”，戴先生甚至说，这是选考的经学、小学和中国史的考题（参见《清华国学院·导师·治学》，《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可见回忆的不可靠。

　　同样不可靠的还有近年甚嚣尘上的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响超过梁启超和王国维之说。1925年吴宓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虽然预告“陈教授须明年2月到校”（《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1925年第24卷第2号），但陈寅恪7月方到京，8月出席国学研究院本年第二次教务会，9月才正式上课。而据戴家祥说，陈先生的讲课由于过于艰深，表达上系统性不足，听课的学生并不多。

其实，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选修的研究方向，绝大多数与梁启超、王国维有关。换言之，梁、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影响力远大于另两位导师陈寅恪和赵元任。不过，梁启超、王国维，一个讲“通”，一个言“专”，两种学术取向的互补，或正好符合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的追求。

（苏州大学教授 尤小立）

转自南方都市报 2011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