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蔡登山

　　孙毓棠曾是一九三十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虽然在诗坛活跃的日子极为短暂，但他凭着一首长达八百行的史诗《宝马》，便可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学者陆耀东称他是后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诗人。

　　孙毓棠一九二五年入南开中学就读，结识已在南开就读的曹禺，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九年孙毓棠考入清华大学，主修历史；而曹禺则是从南开大学政治系插班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孙毓棠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发表新诗《船》、《灯》，为新月派诗人之一。这时他结识清华中文系教授诗人闻一多，闻一多对孙毓棠的诗歌创作影响颇大。一九三三年孙毓棠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一九三五年八月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部攻读中国古代史，一九三七年七月肄业于该校文学部。

　　一九三七年春，东京的部分中国留学生组成“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准备排演曹禺的《日出》，但是缺少扮演“陈白露”这个角色的演员。留日学生中的林一屏与凤子（封季壬）是复旦大学的同学，他知道凤子演过“陈白露”，便代表协会来函邀凤子赴日参加演出。而就在这次演出中，凤子认识了孙毓棠。据孙毓棠晚年与友人追述往事：最初似乎是凤子采取主动，常借机接近他。他虽然眩于她的亮丽和妩媚，但并没有一见钟情的悸动。不过几经接触后，他们还是双双落入了情网。凤子是个活泼外向，生活比较浪漫的女子。孙毓棠曾耳闻许多有关她的绯闻，而且也逐渐知道她热衷政治，是“左联”的外围分子，而当时孙毓棠专注于学问，并无意介入政争的漩涡中。虽然如此，年轻的诗人仍抱持着爱情至上的信念，接纳了凤子，并于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与凤子在南京悄悄地结为连理。

　　抗战初期，孙毓棠辗转于上海、武汉、桂林等地，最后撤退到了昆明。初在云南大学教书，当时也在云大的施蛰存说：“一九三八年，凤子也和她的新婚夫婿孙毓棠来到昆明。他俩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三间民房。中间是客厅，东西二间作卧室，凤子和孙毓棠住在东间，西间让给独身的王以中。吴晗也在云南大学，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宿舍。孙毓棠搬来之后，吴晗就常去他家打桥牌，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有时我也去参加。”孙毓棠后来转至西南联大专任讲师、副教授。此时期，孙毓棠写了不少诗歌和文艺作品，分别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副刊及《今日评论》上。

　　在昆明的初期，孙毓棠和凤子的生活尚称美满。但沉寂的山城生活，逐渐使爱热闹和掌声的凤子感到难耐。为了满足她的精神生活，孙毓棠也曾尝试为她撰写剧本，鼓励她在舞台上露脸。凤子加入昆明“联大剧社”后，曾演出由陈铨导演的《祖国》一剧，轰动一时，这出戏的舞台设计全出自闻一多之手，孙毓棠则担任舞台监督。

　　不久为了庆祝戏剧节，孙毓棠等人又商请曹禺由重庆到昆明，导演《原野》一剧。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起，由凤子主演的《原野》在昆明正式公演。公演的门票很快抢购一空，尽管开场的头几天，每天都是大雨滂沱，但仍然天天爆满。《原野》演到九月三日，共演了九天。但各界观众纷纷来信要求继续演下去。又连续演了七天，在观众强烈要求下，又续演了两天，场场满座。这次演出的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凤子在这次演出中扮演的“金子”获得空前成功。

　　学者王次澄说：“当曹禺回返重庆时，凤子意欲随往发展其舞台生命，孙毓棠为了成就她的才华，竟然欣然同意了……不料此一别离，似乎就注定了两人未来分手的命运。凤子到重庆后，有了更多演出的机会，而且进入了电影界，声名如日中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她与曹禺间的绯闻不断地传到孙毓棠的耳里……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在平和无争的情况下，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从那时起，孙毓棠不再写诗了，当时有人说：“诗人的歌喉瘖哑了。”我们无法确知诗人封笔的真正原因，但爱情的创痛必不无影响。据孙毓棠晚年追忆：与凤子分手后，他的感情世界是灰暗的，直到十年之后（一九五二年三月）与王务灼女士结合，它才重现光与热。王务灼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大学时代曾修过孙毓棠的“中国经济史”，对老师的学识和风范十分仰慕，经过平淡却真挚的交往后，她终于以身相许，虽然孙毓棠大她有十六岁之多。后来他们的婚姻却十分美满，患难与共，老而弥笃。

　　诗人终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了，但他对于“文学”还有他的“苦恋”。在生命临终时，他拒绝了弟子要为他编辑史学文集的请求，却嘱托为他编一本诗集。他特别告诉了他曾用过“唐鱼”这个笔名（这是“毓棠”颠倒过来的谐音）发表诗作，可见他对自称是“半个文学家”的封号还是钟情无悔。一九九二年弟子为他编辑的诗集《宝马与渔夫》，终于出版了，但那已是诗人故去的第七个年头了。诗人寂寞，千古如斯！

　　本文作者蔡登山，台湾学者，著有《往事已苍老》等。

转自南方都市报 201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