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6年5月4日，徙滇8年的国立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三校即将复员北返之际，校方决定立一碑，以纪念“岂非一时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出自碑文）的联大8年峥嵘岁月。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6米，中嵌大理石碑，碑文计1100余字。联大“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出自碑文）。纪念碑按传统款式，署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此碑集三位学者的心血才华，而被后人誉之为“三绝碑”。

　　多年以后，碑文作者冯友兰回忆：“碑建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原大饭厅后小土山上……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冯先生的夫子自道是得到公允的。至今，65年过去，此碑还依然矗立在云南师大校园西北角的“一二·一” 烈士陵园内。

　　中国建筑以南为阳，北为阴，南为主，北为次。此碑之南已广为人知，而此碑之北，一些人就不一定知道了。碑的阴面，是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的、由唐兰篆额、数学系刘晋年先生书写的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列834人联大从军学生名单。名单为直列，每排计31个名字，共26排，阴刻，为黑底大理石上涂白，这些名字作为一个个字符，在普通摄影器材的图像上出现也就只是一个个白点，但那确是一个一个、共计834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碑文注明，在立此碑的时候，列在前五位的学生，已经以身殉国。

　　西南联大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还在1937年的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南京沦陷消息传来，便掀起了一次从军高潮，当时即有300学子投笔从戎，效命抗日战场。联大学生大规模从军是1942年和1944年。1942年，先是美军空军来华助战，在昆明、桂林等地设立基地，急需大批英语翻译人才。再，为适应盟军战场需要，史迪威、郑洞国两将军，要求国内征集大批会英语、懂机械的学生入伍，空运印度兰姆伽集训。1944年，又有相当一批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或到援华美军中担任翻译。碑中所列名字，大都为这两次从军学生之名。

　　从军者之中，就有联大梅贻琦校长的两位子女和一侄儿。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中，我们可以看到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从军同学在图书馆前的合影，1942年担任美军翻译的年轻的许渊冲，身在前线、端着冲锋枪戴着钢盔帽的联大学生叶根荫，《联大八百学子从军记》的书影……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穆旦，就曾作为远征军中的一员，走过野人山，并写下了《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不朽诗篇。联大学子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艰苦的奋斗和无畏牺牲。

　　1945年7月6日，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囯战区对美军抗敌的援助，美国总统指令对功绩卓越的中国人员，授予自由勋章。其中受奖的上尉翻译官52人中，就有西南联大学生梅祖彦、姚元等16人。联大8年，学生从军之数已无可考，有研究资料表明，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中，联大学生从军者至少要在2000人以上，“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所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效命国家，他们或战死疆场、或流落异国他乡、或默默无闻地生存着、战斗着。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联大8年，不仅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科技、文化人才，还直接为抗战输送了大批重要的国防人才。“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为研究西南联大和抗战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联大不忘自己的学子，为他们立碑，体现的是对国家、民族所担当的一种道义，更是出于对生命的一种敬畏。（何松）

转自《春城晚报》2011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