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1979自动化）

西南联大校歌于1939年7月公布，之后在联大师生中传唱。在联大期间，每年都印制歌片发给新生，在现存的歌片中，对歌词作者的署名有四种情况，1）无署名，2）罗庸作词，3）罗庸等作词，4）罗庸、冯友兰作词。1980年代初，冯友兰认定自己是歌词的唯一作者，此后，就歌词作者问题有多篇文章展开讨论。1987年，黄延复、张源潜的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以下简称《制作经过》）论证校歌歌词作者为罗庸，此结论得到大陆学界的广泛认同。2001年，台湾翟志成先生的文章《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2001年第12月号，以下简称《作者考辨》）论证冯友兰才是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2009年，岳南先生著文称《作者考辨》的“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现将《作者考辨》的结论抄录于此：“本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的出现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这几句结论使我们感受到翟志成先生的勇气和自信，但是，《作者考辨》中核心材料的自我认定，论证方法的内在漏洞，直接影响了其所得结论正确性和可信性。本文从史实重建、史料认定、论证方法三方面进行讨论，论证罗庸为校歌歌词的原创作者。

一、联大校歌的创作及其作者问题的历史回顾

1938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命令各校呈校歌、校训，西南联大常委会在10月6日决议成立“校歌校训委员会”的编制，聘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请冯友兰任主席。10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朱自清在日记中记下，“通过罗（庸）的词，但未通过曲。”这是朱自清日记中首次提到校歌作者，但日记没有记罗词的内容。11月24日委员会在冯宅开会，讨论校训和校歌，在朱自清的日记中抄有歌词《满江红》，没有注作者姓名。这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把歌词《满江红》呈送联大常委会。呈文、歌词没有个人署名，均为冯友兰笔迹。呈文的附件是《满江红》曲谱的油印件，也没有词曲作者的名字。

1938年11月-12月，国立浙江大学（时在广西宜山）教师张清常收到校歌委员朱自清寄来的两首校歌歌词即《满江红》和现代体诗“西山苍苍”。张清常为《满江红》的谱曲。在寄给西南联大的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膺中先生词，张清常谱。　

图1：张清常1938年谱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曲谱首页

据朱自清日记，校歌的审定工作直到1939年6月重新开始。1939年6月14日朱自清日记是“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由马、杨、沈负责修正。”这天的委员会会议，除校歌委员出席外，尚有两位曲作者马约翰和沈有鼎列席，另外，还邀请了精通音乐的外文系教授杨业治作曲谱评审人。在朱自清的这则日记中首次出现“冯的歌词”，但没有录冯词的内容。

两个星期后的6月30日，朱自清日记记下：“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再次提到“冯的歌词”，这无疑给校歌歌词作者的认定出了难题，因为所接受的歌词是《满江红》。此日会议上决定向给联大常委会呈送通过的校歌。呈文由主席冯友兰具函，委员五人签名；在所附的油印的简谱歌片上，原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

图2 ：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员会上呈校歌歌片

1939年7月7日，《云南日报》刊登冯友兰的新体诗《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该诗改自“西山苍苍”。

1939年7月11日，联大常委会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歌，即《满江红》。7月24日,联大常委会发布关于校歌的布告。

1939年7月28日张清常完成《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的创作，10月29日，冯友兰把该组曲曲谱呈给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在曲谱中《满江红》词的起始处署罗膺中先生作，在“西山苍苍”起始处署冯芝生先生作。首页上还有“谨呈 佩弦 一多师 恳乞赐正 学生张清常拜上”字样。

图3 ：1939年7月28日张清常谱写的《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首页局部

1946年联大结束前，张清常谱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有引、校歌词、勉词、凯歌词四个部分。

图4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曲词》谱本封面

1967年3月1日台湾新竹版《清华校友通讯》新第19期刊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篇首署名：“罗庸作校歌词，冯友兰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作曲并指挥”。并加编者注称，“此词系张奚之（1944）校友自美返台度假带来，经查（良钊）会长油印印发者”。

1968年7月5日冯友兰的交代材料说：“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一首词其中说……。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校歌的样子，但终于通过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

　　1980年上半年，在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组工作的黄延复先生通过写信或访问方式与王力、冯友兰、郑天挺、张清常、施嘉炀、沈有鼎等先生联系，询问联大校歌作者问题。王力先生的答复是：“《联大校歌》的作者，你们说是罗庸，林树永同志说是罗常培，我听说是冯友兰，此事你们可以询问张清常，也可以询问冯友兰。”黄延复访问冯友兰先生时，冯说歌词应是他的作品，因为“当时联大常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不记得另外委托过别人，所以应该是我作的。”

　　1980年6月19日黄延复给张清常写信询问联大校歌作者问题，张清常于7月10日回信，提到1938年初冬收到朱自清寄来的两份歌词，并注明《满江红》作者为罗庸，现代体诗《西山苍苍》作者为冯友兰。张清常只为《满江红》谱了曲，把歌谱寄给朱自清。张清常回忆说，“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简谱谱本写有：‘罗膺中制校歌《满江红》词，张清常廿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之后，黄延复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到张所说的五线谱曲谱，正如张所说，罗庸的名字写在歌谱的封面上。

　　1980年11月1日《北京晚报》刊登张清常文《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西南联大校歌词作者是谁，现在众说纷纭。蒋（梦麟）、二罗（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六人被提到，冯本人说是他作的。这写说法都有一定原因，实际上是罗庸作词”。

　　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以《来函照录》形式刊登冯友兰的答复文字，“委员会公推我执笔写校歌，我遂写了这首《满江红》词。经委员会通过，送常委会，上报教育部。”

　　1981年4月《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刊登黄延复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考》，其中附有张清常《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曲谱首页的复印件。

　　1984年12月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出版，认定自己是校歌词作者。《三松堂自序》还说校歌评审阶段有三首歌词，分别为冯友兰、马约翰及张清常所作。因校歌委员会从未对外征集歌词，后两人均不可能写校歌歌词而参加评审。所以在以此书的某些内容与史实不符。

　　 1987年6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黄延复、张源潜的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依据西南联大的档案材料和张清常的回忆文章，认为罗庸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

　　1994年8月22日张清常复信给北京大学教授阴法鲁先生。阴法鲁先生寄给张清常的《西南联大校歌》油印歌片为罗庸的遗物。张的复信说，“大示及《西南联大校歌》单张收到。半个世纪零六年过去，睹物如见故人，曷胜感叹！”“膺中先生遗物中这一份乃后来再印的，我未见过。”张清常辨认该歌片，认为应是每年发给新生的那种，并说在北大、清华、南开的档案馆均有保存。但阴之所寄，张未见过。睹物思人，加之校歌作者的争论，令张清常心生无尽的感叹。

　　2000年4月香港司徒华先生得到友人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上剪下的歌片，其上印有：“罗庸等词，张清常曲”。司徒华先生还猜测：大抵冯友兰是“等”人中的一个罢。

　　2001年第1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发表台湾学者翟志成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该文认定冯友兰为歌词真正的作者。

　　2006年1月《张清常文集》第5卷出版，公开了从1980年到1986年张清常与黄延复和张源潜等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问题的通信。

　　2006年第8期《书屋》发表张源潜的文章《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从校歌制作过程中可找到答案》，文章论证罗庸是校歌歌词作者。

　　2007年8月翟志成先生在《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一书中坚持认为冯友兰为歌词真正的作者。

　　2008年翟志成先生《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五论冯友兰》一书出版，该书以《冯友兰与西南联大校歌》为题照录《作者考辨》一文。

　　2009年11月岳南先生在《博览群书》发表《破解西南联大校歌悬案》一文，认定冯友兰为歌词真正的作者。

2011年1月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第二卷）继续论证冯友兰为歌词真正的作者，而其材料大多取自翟志成先生的《作者考辨》，足见翟文的影响力。

时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公开，没有让翟志成先生改变当初的观点，而《作者考辨》对学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仍在漫延，我们有必要对联大校歌歌词原创作者问题及《作者考辨》的考证方法作进一步讨论。

二、对《作者考辨》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作者考辨》所得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冯友兰的回忆文字和朱自清的日记，而对黄延复、张源潜等人取自档案的证据取漠视的态度。所以，有必要对《作者考辨》避而不谈的问题进行探讨。

1）关于写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的歌片

据黄延复《西南联大校歌考》（《清华校友通讯》复第3期），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有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员会向给联大常委会呈送校歌的歌片。油印的简谱歌片上，原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看过原件的黄延复先生说，“冯芝生”三个字先用红笔涂去了，然后又用墨笔把三个名字都涂去了。上报给常委会的歌片署名虽经覆盖，但是仍可辨清原有署名。黄延复先生还判断，冯友兰参与了歌词的定稿，也就成为歌词的合作者，才有“冯芝生”的署名出现在油印歌片上。应该说，油印歌片印词曲作者的名字不会是某个具体工作者的个人行为，而是校歌委员会提供的底稿上就是这样注明的。从一般情况分析，油印歌片当不只一张，一定有未涂去作者姓名的歌片留存在试唱者及具体工作人员的手上，那上面的词作者是“罗庸、冯芝生”。尽管在《作者考辨》中也录此歌片的复印件，但对歌片两位作者名字的排序，文中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从1938年年末张清常手写曲谱上词作者为罗庸一人，到1939年6月试唱油印歌片上词作者为罗庸和冯友兰二人，如果是张清常最初把署名搞错了，即冯友兰才是《满江红》的原创作者，那么，在这张油印歌片上冯友兰的名字就应该排在前面。

2）如何看待校歌曲作者张清常

《作者考辨》指责张清常，“不仅拿不出朱自清的原信，甚至也说不清朱自清为何要劳动其时远在广西宜山的他为校歌谱曲”。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是，张清常是联大校歌的曲作者。张谱的曲被西南联大采用并流传至今，《作者考辨》还在追问为何请张清常谱曲，这还有意义吗？尽管当时张清常在广西宜山，他能在1938年初冬拿到委员会通过的校歌词《满江红》，一定是校歌校训委员5人中的一人寄给他的。所以他才能把谱好的曲子寄回联大，最终被采用。不然的话，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张甚至不会知道西南联大在制定校歌。至于张清常此前是否有音乐作品发表并不重要，有联大校歌一曲就足以证明他的音乐才能。在《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的首页，张清常标注 CP.24，No.1说明这是他的第24件作品。

《作者考辨》说，“冯友兰自称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与张清常自称是联大校歌歌曲的谱者一样，二者都是当事人，如果采取排除当事人证词的原则，冯、张二人的说法都应一并不予采信”。我不能说翟先生有意偷换概念，讨论歌词作者问题，冯友兰说自己是歌词作者，才成为当事人。张清常是曲作者，对歌词不能参与任何意见，怎么能与自称是作者并且是校歌歌词委员会的主席一样成了当事人了呢？如果是曲谱发生类似问题，张自然是当事人，可现在是讨论歌词的作者问题，张提供的证言，若尊重事实，自当采信。

3）关于沈有鼎给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办的信

《作者考辨》引用1981年5月15日沈有鼎致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办公室的信作为证据论证冯友兰是歌词作者。该信说：“我记得抗战时我们到昆明不久，冯先生作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词，我当即谱了曲，虽然后未被采用，词曲保存在档案里。今天我见到这份材料，确实是我写的曲，词确实是冯先生作的，与罗庸先生无关。希望校史能忠于事实。因为听说张清常先生（同一歌词的曲作者）认为歌词是罗庸所作，这当是记错了，或者根本就弄错了。”

笔者认为，沈有鼎的信作为证据缺乏说服力。由于沈有鼎到清华大学查找档案的目的就是为冯友兰是校歌作者找证据，这种预设目的无疑会干扰沈有鼎对档案内容选取上的判断力。当沈有鼎查到冯友兰手抄的歌词和自己谱曲的歌谱时就立即认定冯友兰是歌词作者，可是信一开头就说“我记得”，说明沈所得结论仍然是以个人记忆为基础的。由于两件档案均无署名，经过从1938年到1981年43年的时间间隔，我们无法判断个人记忆的准确性，也就不能轻易采信沈有鼎的信作为证据来认定冯友兰就是歌词的作者。

另外，在谈到曲作者张清常作证时，《作者考辨》把张列为当事人，说应该回避。但在此处,对于同是曲作者的沈有鼎，沈的信却成了重要证据，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考辨》采用了双重标准。

4）关于校歌歌词与纪念碑碑铭之间的关系

《作者考辨》说，“碑文校歌，一稿两用”，还说，“校歌词与联大纪念碑铭文的一稿两用等等，都在联大档案材料中得到证明”，是哪份材料证明了冯友兰所说的“一稿两用”，《作者考辨》并未具体列出，只是论证说，只有碑文和校歌作者是同一人才能把校歌改成纪念碑碑铭，否则就是涉嫌抄袭。这样解释是否合理呢？我们还是重读一下此段碑文：“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若歌词为冯友兰所作，赞辞如此恣肆洒脱，或有自夸之嫌；若为罗庸所作，他当以受之有愧的心情感谢冯友兰把校歌《满江红》改写成三字体诗，“勒为碑铭”，永存石上。再者，碑文中“爰就歌辞，勒为碑铭”一句，指出碑铭的出处，从学术角度讲，也合乎引文规范，不存在涉嫌抄袭问题。另外, 冯友兰写联大碑文，不同于作者抒发个人情感而撰文赋诗，而是为纪念在国难当头时全体师生所表现出“刚毅坚卓”的精神和联大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创制校歌和起草碑文是联大常委委托的任务，类似于撰写工作报告。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档案中有许多不署名信函、呈文和报告，有人判断其中一部份就是冯友兰的手笔，文字间挥洒着他的才气。在1930-40年代，任文学院院长多年的冯友兰，仗义、大气、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但到1980年代，他却要为一首歌词的署名而多方求证，真可判若两人了。

5）关于冯友兰在校歌作者相关材料中的误记

1968年冯友兰的交代材料和1980年《北京晚报》刊登的《来函照录》，其内容存在多处误记，与史实不符。在交代材料中，冯友兰称联大常委会委托他写校歌词，他写了《满江红》。1980年黄延复访问冯友兰时，冯仍称联大常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并说不记得另外委托过别人。史实是，联大常委会并不是委托冯一个人写歌词，而是由5人组成校训校歌委员会，请冯任主席。此其一。其二，冯友兰请沈有鼎谱《满江红》曲的时间是在11月24日校歌委员会把歌词提交常委会之前，因为委员会的呈文中已经附上沈有鼎的曲谱。另外，沈谱最终并未采用。其三，张清常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是1946年的事。完成于1939年7月的《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包括了校歌《满江红》和冯友兰的现代体诗）全由张清常谱曲，没有采用沈有鼎的曲谱。其四，张清常谱写的组曲歌片在1939年10月经冯友兰交给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交待材料所说的内容和时间不符。其五，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的《来函照录》中冯友兰承认有校歌委员会，但称受校歌委员会公推，由冯执笔写校歌。史实是在1930年10月30日之前，校歌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10月30日的会议上，罗庸提交了自己所写的校歌词谱，会议通过了罗庸的歌词，但未通过曲。其六，从现代体诗《西山苍苍》发表的时间（1939年7月7日）上判断，该诗也不是冯友兰应张清常要求，特别为《西南联大进行曲》而写的。由于内容上出现了种种误记，上述材料作为证据的说服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6）在校歌评审阶段应该有几首歌词和曲谱参加了评审

据朱自清日记，1939年6月14日，听校歌演唱，也就是一次校歌评审会，参加人除了校歌校训委员外，曲作者沈有鼎和马约翰列席参加，还有邀请了外国语文系教授杨业治作评审人。据杨业治回忆，歌词就一首即《满江红》，但有三支曲子，作者分别是张清常、沈有鼎和马约翰。据知，张和沈的曲谱至今仍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据张清常回忆，在联大校歌确定之后，他收到在昆明工作的姐姐寄来的歌片，一共三张，一张是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另两张是沈有鼎和马约翰分别谱曲的“西山苍苍”。据冯友兰回忆，有三首歌词，由冯友兰、张清常和马约翰作，其中，冯友兰自认写了《满江红》。前面说过，因校歌委员会没有对外征集歌词，张清常和马约翰也就不可能写校歌词。此外，1986年9月，张清常给黄延复和张源潜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就没写过歌词，张还猜测或许是他姐姐冒他的名写的。冯友兰也说有三支曲子，曲作者分别是张清常、沈有鼎和马约翰。按照冯友兰的回忆，若三首歌词都有人谱曲，那就不只三支曲子，因张清常和沈有鼎都谱了《满江红》，张清常还应该给自己写的歌词谱曲，马约翰也应给自己的歌词谱曲，“西山苍苍”也还要有人谱曲，这样算来就有5支曲子了。鉴于杨业治、张清常和冯友兰都回忆有三支曲子，结合朱自清的日记和档案材料，这三支曲子应该是张清常、沈有鼎分别谱写的《满江红》、马约翰谱写的“西山苍苍”。 “西山苍苍”正是冯友兰所作，所以朱自清日记说“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据此，本次演唱会后校歌委员会放弃了以前已经接受的《满江红》，改为接受冯友兰的“西山苍苍”。委员会还请马、沈、杨三人修改马约翰写的谱子。从6月30日朱自清日记“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一句分析，应该是联大常委会对歌词《满江红》不甚满意，委员会才改用冯友兰的“西山苍苍”。半个月时间过去，马约翰的谱子恐怕仍未改好，所以，委员会开会从讨论张清常的谱子入手，三个委员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最后决定接受张清常的谱子。应该说是张清常的谱子挽救了歌词《满江红》，使之最终得到校歌委员会的认可。同时，冯友兰词马约翰谱的“西山苍苍”也就被淘汰了。一周之后，7月7日冯友兰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修改后的“西山苍苍”。

7）冯友兰作“西山苍苍”歌词的写作时间的推测

在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阶段，作为校歌校训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写了一首歌词，抄录于此：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下面讨论一下这首歌词的写作时间和校歌评选过程。

　　1938年10月6日，由冯友兰任主席的校歌校训委员会组成，委员有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此后应有一次会议，布置任务，谁拟校训，谁写校歌。据朱自清日记，10月30日委员会开会，罗庸提交了词曲，委员会接受了罗庸写的歌词，对曲子不满意。下面工作是找人谱曲，或许这次会上冯友兰在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所以自己抄写了歌词，交给沈谱曲。11月24日委员会再次开会，确定了校训“刚健笃实”和校歌词《满江红》以及沈有鼎的曲谱。送交联大常委会的材料上都没有写作者的名字，如今，这些材料都成为历史档案。

11月26日常务会开会确定校训，公布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只用了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训中的一个字。看来常委们对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满意，常委会没有立即宣布校歌。冯友兰1968年回忆说，《满江红》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校歌的样子。对此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然要承担责任。应该就在此时，冯友兰写了白话体诗“西山苍苍”。之后，朱自清建议让张清常谱曲，并把两份歌词寄去了，两份歌词上分别写有罗庸和冯友兰的名字。由于张清常更喜欢《满江红》，就只给《满江红》谱了曲，并于1938年年底寄回西南联大。

等到校歌评审阶段，冯友兰请马约翰为“西山苍苍”谱了曲。同时将沈有鼎谱曲的《满江红》、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和马约翰谱曲的“西山苍苍”三份词谱油印成歌片，交试唱人员演唱。1939年6月14日开会，这是一次评审会，除五位委员外，还请两位曲作者沈有鼎和马约翰以及外文系教授杨业治参加。可以推测，会议开始时，委员会主席冯友兰总结半年来的委员会工作，同时传达了联大常委对《满江红》的意见。听了试唱之后，委员会决定接受冯友兰的“西山苍苍”，但认为马约翰的谱子过于单调，遂请马约翰、杨业治和沈有鼎修改。可能到6月30日，谱子也没有改好，委员会再次开会，五位委员中有三位认为，张清常的曲谱更好，还说曲调比歌词更重要。最后，委员会决定用张清常的曲谱，也就等于接受了《满江红》。猜测一下，那三位委员是谁，应该是朱自清、闻一多和罗常培。罗庸写了《满江红》，不好表态，冯友兰知道常委们不喜欢《满江红》才写了“西山苍苍”，也不好表态。应该说，是张清常的曲谱最后挽救了歌词《满江红》，才被采纳为校歌。

1937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112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尽管6月30 上呈常委会的那张歌片有涂盖了作者的名字，但一定有未涂去作者名字的歌片保存在工作人员及演唱者的手上，这也就是当7月24日联大常委会公布校歌的布告发布之后即有印有词曲作者的歌片出现。

8）《三松堂自序》中的朱自清日记

1984年冯友兰的自传《三松堂自序》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就西南联大校歌作者问题，冯友兰专门写了个附记。为了证明自己是歌词作者，冯友兰引用了三则朱自清日记。这些日记是冯友兰的家人通过朱自清之子朱乔森从朱自清手稿中抄出的，属于首次面世。现在，把《三松堂自序》所引日记抄录于此：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 　　

　　前两则与1997年出版的《朱自清全集》有个别文字上的出入。6月30日日记在《朱自清全集》中是：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

两书对比，差别不小。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时，认定《满江红》是自己写的，从心理上讲，他无法接受“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在口述过程中重构了日记的内容，使自己的阐释更为合理，而未顾及朱自清日记的原文。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差错，应不是冯友兰故意为之。由于当时冯友兰的视力已不能看书，只有通过家人和助手的朗读才能获取日记内容，然后就靠自己的记忆力了。在《三松堂自序》前言中，冯友兰明确说，该书大部分内容通过口述由助手笔录的。应该说，口述时出现错误应在所难免。但是，对于日记，既然是全文引用，为什么在出版之前，不去核对日记原文呢？

《三松堂自序》曾使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朱自清会这样记日记？“三人喜欢张的歌词”，表明张清常也写了歌词，为此黄延复先生特地询问张清常是否为西南联大写过校歌歌词，张明确答复没有写过。张清常甚至猜测是他在昆明的姐姐冒他之名，给联大投了稿。因校歌校训委员会并未向外界征求歌词，所以张清常不可能写歌词，他的姐姐也不可能投稿。因张清常未写歌词，那“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一句更是无中生有了。《三松堂自序》如此引用尚未发表的日记，让人对朱自清日记产生不小的误解。但《作者考辨》在此处的注释中说，“《自序》的引文系从《朱自清日记》的英文部分译出，和日后正式出版的《朱自清日记》意思全同，但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两书对比，不只是“文字上略有出入”，《作者考辨》竟然不去理会《三松堂自序》对朱自清未出版日记的改动。

1939年6月14日朱自清的日记说，“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此处“冯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日记没有抄录歌词，但上节内容推知，就是现代体诗“西山苍苍”。校歌委员们一定知道联大常委会不认同《满江红》，才重新选定“冯的歌”而放弃了《满江红》。6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讨论张清常的曲子，并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应该是由于马约翰等人未能把“西山苍苍”的曲谱改好，此次会议才从张清常的曲谱入手。对于校歌来说，要经常演唱，所以三位委员强调曲调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委员会向常委会汇报时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6月14日朱自清日记中说 “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 6月30日说“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显然，马谱和张谱不是针对同一歌词，就是说，两处所说“冯的歌”并不是同一首词。若是同一首词，就不用说“曲调比歌词更重要”了。所以，张源潜判断，此日朱自清的日记有笔误，应该写“罗的词”。笔者认为当有漏字，因为上呈常委会的油印歌片上，《满江红》歌词的作者罗庸、冯友兰二人，朱自清的日记应为“罗、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倘若朱自清的日记本中贴有那张油印歌片，冯友兰也就不会对日记中所记 “冯的歌词”看得那么重了。

还须说明，朱自清的日记作为原始资料固然可以作为考证校歌作者的证据，由于朱自清的日记只是自己写，是不想给他人看的，更不想印刷发行，笔误和疏漏应在所难免。所以说，这个证据并不完整，还须其他原始资料作补充。对此笔者想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论述，“在历史中，我们依靠的是原始资料。我们不是依靠权威文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完全受资料提供者的学识和诚实性所支配；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察觉和体谅他们的过失，并用其他种类的证据来补充他们的信息。”朱自清是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他的人品和学识更令人敬仰，但我们拿他的日记作为证据时，仍需要核实日记内容的正确性。

三、关于《作者考辨》的论证方法

1）一段推理

《作者考辨》中有一段推理，在列举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创作特点后，翟志成先生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创作者或有可能背诵不出自己过去创作的某一首诗词，但却绝不可能在阅读到该词时，仍旧不能确定自己就是该诗词的作者；他也绝不可能在阅读别人的诗词时，误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作者。”

现在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翟先生的推理，先做些简化并改成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句式：

在正常的情况下，所有写旧体诗词的人绝不可能把他人的作品认作自己的作品

冯友兰是写旧体诗词的人

所以，冯友兰也就绝不可能把他人的作品认作自己的作品

　 问题是这个大前提是否成立，就是说，做出这个全称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测试，比如找10位60-70岁的诗人，选取他们早年创作的几首诗词，再选取同时期、同题材的几首其他人的诗词，混在一起，以一种公开的、自由的方式让他们识别。就是10位诗人都辨认无误，仍不能证明上面的判断为真，因为我们无法保证第11人进行这种测试时也不出错。所以，我们只能认为翟先生所做出全称判断只是一种猜想，一种推测，尚未得到证明，或者根本就无法证明。

或许正因为如此，翟先生接着说：“这是任何有过旧体诗词创作经验的人都应有的亲切‘体知’，也是一般人都承认的常识。冯友兰的心智和记忆力即不逊于常人，他就不可能在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记忆上的错误’”。

现在翟先生把这个全称判断认定为“一般人都承认的常识”，无须证明。这样一来，就让人觉得翟先生所论确有道理，我初次读到此时也觉得对于旧体诗词造诣颇深的冯友兰来说，那种‘体知’当更为深刻，应不会记错。但这种自我认定“常识”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我们姑且接受其为“常识”的认定。翟先生在他的推理中，还加上了个限制语，“在正常的情况下”。上面我提到的测试，也希望在“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冯友兰把联大校歌歌词认定为自己的作品，恰恰不是在“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是在文革极为惨烈的时期，这在翟先生的文章中有大量的介绍，此处不必多说。在那个时期，冯友兰的人身自由没有了，可以说思考的自由也被限制了，他必须写交代材料。所有有过那种经历的人都知道，翟先生所讲的 “趋吉避祸、劝赏畏罚是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已不适用。为了完成交代材料，有多少人给自己加罪名，把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写在自己头上，以求尽早过关。在红卫兵采用极端手段威逼折磨之下，在极度恐惧极度紧张之中，冯友兰的记忆力应不可能还如同“在正常的情况下”，出了问题是难免的，所以，也就可能把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想象成了自己的作品。在交代材料中冯友兰说，所写的歌词站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给自己加了不小的罪名。“自加罪名”是当时交代材料的通常做法，如果这种做法仍属“趋吉避祸”的本能，就要重新定义何谓“吉”，何谓“祸”了。

　　既然翟志成先生对冯友兰的记忆力充分信任，我们把1968年交代材料中所默写的《满江红》对比一下原词，是不是翟先生所说的“十之八九”。冯友兰忘写了哪几句呢？“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这四句是该词的核心内容，是最不该忘记的。比如岳飞《满江红》，忘记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四句，能说记住其“十之八九”吗？（单就从字数上说，93字的词，忘了28个字，也只记住了70%）。另外，为了押韵，“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两句的顺序是颠倒的，这一定让词作者费了不少心思。是作者也就更不该忘记了。冯友兰写联大纪念碑碑文时，将校歌歌词改为碑铭，那里是：“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而后两句，在碑铭中省略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冯友兰对这四句印象不深而忘记了。

即便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记忆力未受影响，用1968年的交代材料能否作为重要证据来论证冯友兰是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笔者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违反了证人自愿作证的原则，交代材料不是作证人自愿写的。冯友兰在极端手段的威逼之下写交代材料时，绝非自愿。在精神恐惧情绪紧张的状态下，仅凭记忆写30多年前的经历，根本无法保证所写内容在史实上的准确性，这样的文字怎能用来作证呢？此外，这种交代材料，若以断案论，也只是口供。口供如何能作为核心证据？重证据轻口供，应是断案的常识。

2）关于《作者考辨》对《制作经过》论证方法的批评

《作者考辨》论证冯友兰是校歌歌词作者的过程中把西南联大的档案和众多联大校史研究者所举证据作为外缘材料，未予足够重视，却过分强调冯友兰在文革中交代材料的史料价值来为冯友兰的自我承认求证和辩护，而求证和辩护的证据又不充分，所以所得结论的可信度也就大大降低了。翟志成先生批评黄延复张源潜在《制作经过》中违背了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一下子列举了四个,实际上，违反这些原则的恰恰是他自己。

其一，偏听偏信，这是针对《制作经过》采用了张清常的举证而言的。我们从1980年7月19日张清常给黄延复的复信中知道，张清常所提供的校歌歌词作者的线索，黄延复在联大档案中基本上找到相关档案材料。黄延复等人之所以相信张清常的证言，是他们依据张清常提供的线索在联大档案中找到了相互印证的历史材料，可以说是“历历不爽”。与其说黄延复等相信张清常的证言，不如说他们相信了档案中所保存的史料。不仅如此，从黄延复的《西南联大校歌考》中知道，黄延复还访问了其他人，比如郑天挺、章廷谦，他们回答称记得作者是罗庸。黄延复认为，仅凭记得不能作为证据，所以没有引用。

翟先生说，“考证者必须屏除个人的好恶成见”，《作者考辨》一文，要论证冯友兰是联大校歌的作者，所用的证据大多与冯友兰及其家人有关联。除了冯友兰的交代材料和答辩词之外，获取朱自清的日记，杨业治的回忆文字，沈刚如的证言，还有沈有鼎到清华大学档案馆的查证，均是冯家的亲为或受冯家委托。这种“内举不避亲”的取证方式，其所得证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作者考辨》从未质疑，我们不能不怀疑翟志成先生的个人成见和偏听偏信的倾向。

其二，本末倒置。《作者考辨》说黄延复等人在史料的运用上，采用外缘材料否定核心材料。如何认定一份材料是核心还是外缘，不能凭对所要论证的论题是否有利，要根据材料与事件的相关程度、公正性和公开性。翟志成先生认为黄延复通过张清常提供的线索找到的的歌片属于辅助性的外缘材料，理由是张清常远在广西宜山，在校歌制定的过程中全不在场。翟先生真是要学老僧断狱了，不在现场者的证言怎可轻信？从1967年联大校友从美国带到台湾的歌片，1994年从罗庸先生遗物中发现的歌片，到2000年司徒华先生得到剪自《联大校友通讯录》中的歌片，时间跨度之大，地域范围之广，都说明当时校歌的深入人心，让人甚为珍视。所谓“礼失求诸野”，以这些私人的收藏作为校歌作者的证据，不是凭几个人靠记忆所写的证明书所能否定的。由“庙堂”到“乡野”保存着完整且丰富的校歌材料，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些保存数十年的校歌歌片作为历史考证的核心材料。

翟先生认为朱自清的日记、冯友兰的交代材料才是核心材料。关于朱自清日记，前面已经讨论过，冯友兰在引用朱自清未刊日记时修改了日记内容，使之与自己的记忆相符合。现在谈把朱自清日记用作证据的问题，《作者考辨》所举的4则日记，或有作者而无歌词，或有歌词而无作者，而所举作者又前后不同。拿这样的日记作为证据是不充分的。若要说服人就应有其他证据来佐证，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朱的日记就成了孤证，所谓“孤证不立”，是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证据怎能认为是核心证据呢？此外，在朱乔森为《朱自清日记》写的编后记中说，朱自清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由此说明日记的私密性，日记所记内容只是本人所关心的，记事也过于简略，写完后也不会像写诗文时那样认真修改。这样的文字朱自清本人不想公开发表，自然也就不会同意让人选出孤立的两条来用作证据。朱自清的后人完全有理由拒绝冯家查阅日记手稿的要求，若如此，冯家就拿不到所谓的核心证据了。

还要说一下冯友兰在文革的交代材料，翟志成先生用了很多笔墨把交待材料作为反证法的重要证据来论述。用1960年代冯友兰的个人回忆证明其1980年代的个人回忆，即便内容完全相同且与史实相符，也是自说自话，同义反复，怎就成了反证法的证据呢？如果要用反证法，应该是来自罗庸一方的材料，就是拿出罗庸否认自己是歌词作者有效材料作为证据，这样对于冯友兰是歌词作者的论证，才构成反证法，且不辨自明。

其三，《作者考辨》说黄延复等人在处理材料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批评黄延复等人没有采信朱自清的日记，杨业治的证明和沈有鼎的信。关于朱自清的日记和沈有鼎的信在前面已经交待了。现在谈杨业治的回忆。1981年冯友兰的亲属得到杨业治的证言是，“我曾参加西南联大校歌歌曲谱的审定工作，记得很清楚，有一首曲的作者是马约翰，后来未采用。词便是现在的《满江红》词，词的作者不详。”到1990年代初，杨业治在撰写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中说，在这次会上（1939年6月的校歌评审会），看了三份校歌，“立即主张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满江红》词的意境与岳飞的《满江红》有很多相似处，它受到了岳词的启发。历史环境的相似，悲愤激昂的情绪相似，甚至个别处遣词亦相似。歌词与曲调非常吻合。前半阕的悲怆沉着，后半阕的高昂兴奋，表达了我们百年来的积愤和今日雪耻图强的决心。这即是我们那时的情怀”。看来，时间和处境会改变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杨业治的两次回忆，差异不小。《作者考辨》采用了前一次回忆，而舍弃后一次，我想这才真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了。

对冯友兰记忆力的判断，翟先生著《冯友兰的两则误忆》专门考证《三松堂自序》中的两则误记。该文从历史事实出发，广征博引，体现一位历史学者的考证功力。该文还从理论角度上解释冯友兰回忆中出现的误差，其中说“‘社会’制约了回忆的方向，‘利益’指导了回忆的选择和重构，而理性又合理化了业已被选择和重构的回忆。”但是，对于冯友兰自认是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回忆文字，《作者考辨》说，“冯友兰年届髦耋-----但却仍然心智清明，记忆力亦无明显减退的迹象”，不承认冯友兰会发生误忆。对于出自同一本书（《三松堂自序》）的内容，发现与论题无关的误忆就引经据典，多方考证以证明冯友兰所忆误在何处。而要使用所忆的内容作为证据时，又充分相信冯友兰的记忆力，认定所忆内容无误，这能说是一位历史考证者所应有的科学态度吗？对冯友兰的回忆内容是否准确，不是根据冯本人所称记忆力是否可靠，而应该对其所忆内容用翟先生自己在《冯友兰的两则误忆》中所用的方法进行充分考证之后再认定，才能避免实用主义。

其四，关于推理问题，《作者考辨》批评《制作经过》滥用推理。黄延复看到1939年6月30日呈送给联大常委会的歌片上原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有红、黑两色墨迹涂盖了冯芝生，黑色墨迹涂盖了其他名字，就推测是冯友兰先用红笔先把自己名字“冯芝生”涂去了，表示自己不愿署名。这种推理完全是善意的，表明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虽对校歌歌词有贡献，却有功不居。翟志成先生也有推理，他认为1938年11月24日朱自清日记中抄的歌词是冯友兰所作，并推断说本次委员会推翻了上次会议的决议，用冯友兰的代替了罗庸的。这种推理站得住脚吗？在1938年10月30日之前各委员就开始写校歌了，所以在30日委员会开会时才审议并接受了罗庸的词，但未通过曲。此后，委员会的工作就应是找人谱曲。也许就在10月30日到11月24日这段时间里，朱自清把歌词寄给张清常，冯友兰把歌词交给沈有鼎。沈很快谱完，并在11月24日的委员会后的呈文中附上了沈的歌谱。张清常因远在广西，邮路不畅，张谱的曲没有能及时寄回。在1938年底，联大校歌委员会收到张清常谱写的歌谱，那封面上署有罗庸作词。如果说朱自清在寄信时把歌词作者的署名搞错了或者张清常把作者署名搞错了，朱自清及其他校歌委员（包括罗庸）在接到张清常寄回的歌谱后会立即改正，不会把署名有误的歌谱交给委员会并存档，更不会据此印成歌片。翟志成先生不理会联大档案中依然保存的完成于1938年12月底的歌谱，凭逻辑推理得出11月24日会议否定了10月30日会议的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了。

3）关于《作者考辨》的考证方法

对于考证，王国维曾与友人谈：“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绝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尽管王国维所论是关于古文字的考证，但我们从《作者考辨》中发现类似于王国维所批评的现象，所以不能不质疑文章的论证方法和结论。翟志成先生自称已“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说其“务矜创获”应不为过。

《作者考辨》有多处不顾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把过多的个人情感带到史实考证中。文中说大陆学者因对冯友兰有成见，才“障蔽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并说，如果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人，换成了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他们的遭遇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种推论完全是翟先生的一己之见，所有大陆学者难道都无视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而全凭“成见”行事吗？即便是上述三位学者也如冯友兰那样自我宣称，也一定会有人根据史料探究历史真相的。关于大陆学界对校歌歌词作者的认定，试想那么多研究和撰写联大校史的学者，翻遍了历史档案，没有发现冯友兰是原创作者的确凿证据，只有采用距歌词创作时间最近的文字档案，如1938年12月张清常的歌谱（歌谱注“罗庸作词”）及1939年6月30日的油印歌片（在油印歌片上有“罗庸、冯芝生作词”的字样，在呈送常委会之前涂去了作者的名字）来求证。若真发现了有利于冯友兰的可靠证据，我想，那么多校史研究者总不会都对冯友兰有成见而不尊重历史事实吧！

《作者考辨》与其说是考辨，不如说是在为冯友兰是校歌歌词作者这一预设的结论求证。比如，1938年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联大常委会的手书歌词为冯友兰的手迹。《作者考辨》说，“尽管呈文中并没有提及校歌歌词和歌曲谱者的名字，但冯氏亲笔手书之校歌歌词原件，现与呈文一并存于清华档案，此亦可为冯氏乃校歌作者之说作一旁证。”对于函件和歌词抄件均为冯友兰的手笔，《作者考辨》还说：“冯友兰上呈常委会时，为什么不直接附上罗庸手写的歌词原件？为什么偏要吃力又不讨好地把罗词抄一遍？”所以，翟先生认为“如果罗庸真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现收藏在联大档案中的歌词原件，便应该出于罗庸的手书。” 《作者考辨》的分析于细微之处，推测考虑了诸多方面，目的是要推论出那份手写抄件也可作为证据，即使是一条旁证。然而，据朱自清10月30日日记，“我们接受罗的词，但不是曲”，我们可以作出另一种推断。罗庸提供给委员会的歌词是带有谱子的，并不是单纯的歌词。这次会没有接受罗谱写的曲子，或许就在这次会上，冯友兰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所以自己提笔抄录罗庸所写个歌词，不足百字的词，也无须秘书代劳，况且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时秘书应不在身边。冯友兰抄写的歌词，交给了沈有鼎，沈谱好曲后，当将曲谱和冯抄的歌词一并交给校歌校训委员会。之后委员会把沈的曲谱油印了，因抄件上没有作者名字，沈的歌片上也就没有作者的名字，不署名也可能是委员会的约定。所以，在11月24日委员会上呈的歌词《满江红》是冯友兰书写的，歌片是油印的。由此可以认为，把手写的歌词作为一个旁证也是不可靠的。

《作者考辨》把证据判定为外缘材料和核心材料。何谓外缘材料？因张清常远在广西，不是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成员，他提供的曲谱上虽署有罗庸作词，但还要靠朱自清的信函来证明，张清常拿不出朱自清的信函，他的曲谱就“只不过是外缘材料”。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张清常的曲谱原件，一件材料成为档案要经过认定、编目、收存等一套完整的手续，每一步骤都要经过多人之手，才使一份材料具有的史料价值。所以，张清常的曲谱一旦作为档案保存，就不再只是张清常的个人材料了。另外，1939年6月在校歌评审阶段，把张清常谱写的《满江红》油印成歌片。歌片上词作者有两个人，即罗庸和冯友兰。当时远在广西的张清常一定不知此事，那一定是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决定。况且，曲谱要油印，原稿须经校歌校训委员会确定，刻版后也须有专人校对，才能印刷。所以那份存于档案馆的歌片，已经从张清常的曲谱变成校歌校训委员会的文件。这样看，油印歌片也就成了《作者考辨》所论定的核心材料。《作者考辨》对材料判定的依据是翟先生自我认定的。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考辨》结论处说“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因为翟先生总可以把新发现的材料，只要对自己的结论不利，就认定为外缘材料而不予理睬。《作者考辨》的论证方法为作者独创，并据此认定所得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作者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另外，翟志成先生把全部论证结论建立在侥幸的心理上。对于1938年年末朱自清寄信给张清常及所附歌词，翟先生料到那封信很难找到，或者根本找不到，所以说，“张清常还是得必须出示朱自清的来函以释众疑。倘若拿不出朱氏的来函，便只有低头认输。但黄延复、张源潜在拿不出核心证据的窘境下，却竟然以外缘证据，企图推翻冯友兰的核心证据。”试想，如果某一天，找到了朱自清的原信，那是翟先生所认可的核心证据，他的四万字的论证大厦不就彻底坍塌了吗？现在，冯友兰在朱自清日记的引用上竟出现诸多问题，《作者考辨》所依据的核心证据并不可靠，那么，翟先生是不是“只有低头认输”了呢？

四、结语

关于歌词《满江红》的作者署名，1938年年末张清常在所寄曲谱上只署罗庸一人。因为当时如果朱自清不给张清常寄歌词，远在广西的张清常也就不可能知道联大正在创作校歌。张清常在1938年年底把自己谱写的校歌曲谱寄给西南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说明此前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给他寄去了歌词。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满江红》的原创作者是罗庸。顺便说一下，罗庸为西南联大写校歌之后，又为云南玉溪中学写了校歌，歌词中有：“先忧后乐希前哲，温故知新惜寸阴。数今朝，滋兰九畹春风暖；待看取，桢干千章夏木森”一段，“希前哲”“桢干”词语在两首歌词中的重复使用，也为罗庸是《满江红》的原创作者提供了内在依据。

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上署罗庸、冯友兰二人，据黄延复先生推测，在定稿阶段，冯友兰提议把“倭虏”，改为“仇寇”，也就成为歌词的作者之一。在校歌评审时，把两人名字印在供试唱用歌片上，至于在上呈联大常委的歌片上为什么涂去作者的名字，对其给出合理的解释并广为认同，实非易事。考虑到校歌歌词由专门委员会指定起草人及最终认定，不完全属于个人创作，不妨把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作为最初版本，以此为据，认定罗庸和冯友兰同为歌词作者。

附录：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

罗庸、冯友兰 作词

张清常 作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