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周承恩

2011年4月，当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历史系邀请1952年院系调整前曾在本系学习过的老校友返校聚会。当天到会的共有20多人。其中最年长的是1939年在西南联大入学的何兆武先生，现已年届九旬。最年轻的则是1951年入学的王敦书先生，也已78岁。聚会中的话题之一是半年前刚刚去世的老校友梁从诫，特别是他在清华学习时的一些情况。遗憾的是那天在场的老人中，与梁从诫同班的校友只有我一人。我与梁从诫是1950年夏同时考入清华历史系的。那年清华历史系共招了7名新生，不幸已有4人先后去世（梁从诫是其中最近辞世的）。另外2人都远在外地，又健康欠佳，这次校庆未能应邀来京，于是我们班与会的就只剩我一人了。而我的记忆力甚差，许多往事都记不清了。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年我们历史系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到50人，跟现在一个班的人数差不多，所以当时大家不分年级，彼此都比较熟悉。尤其梁从诫是当时清华园中比较活跃的人物，系内外熟悉他的人不少。所以有些关于他的情况，我也是从其他校友处听到的。

后排中为梁从诫，右一为作者

名人的长子长孙

　　1950年夏，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第一次统一招考新生。各校录取的名单都在报上公布。清华历史系录取的7名新生中，我与另一位女生都是通县潞河中学的毕业生，自然相熟，其他5人就不认识了。报到那天，我到历史系新生接待站时，一位眉清目秀、举止潇洒的年轻人朝我走来，热情地问了我的姓名后，即自我介绍他也是历史系新生，叫梁从诫，并说我同他分在善斋二楼的同一间宿舍（当时清华本科生都是两人住一室）。接着他就帮我办完入学手续，提起行李，一同到了我们的寝室。他的床铺早已铺好，在帮我整理床铺时，他告诉我，他家就住在清华园，父母都在清华工作。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的长孙，梁思成、林徽因的长子。这些情况是不久后系里同学告诉我的。他对一般人从来不主动谈自己的身世家庭。从此，我们两人在清华同室居住，同班学习整整两年。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们又一同转到北大历史系，仍然同班同室。不过那时同班同学已增加到三四十人，同屋室友也有8人之多。

　　在清华期间，我们班7人中，梁从诫年龄较小，大家都叫他小梁，但在政治上比我们成熟。他在辅仁附中上高中时，已经加入地下“民青”。1949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后，他即转为青年团员。当时团员还很少，在我们班，他是唯一的团员。校内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团员合组为一个团支部，梁从诫曾担任过团支部的支部书记。我就是由他介绍入团的。他不但政治上先进，学习上优秀，而且待人热情，肯帮助别人，群众关系很好。

梁从诫由于一家三代都是清华人，在清华园里熟人很多，人脉关系极广。他当时的女朋友周如枚是周培源先生的长女。他们两人的结合，把清华园里曾广为传颂的两组三角恋直接连接起来。很多人都知道早年梁思成、金岳霖都喜欢林徽因；周培源、陈岱孙都喜欢王蒂澂（据说当时是某高校校花，后来任清华附中英语老师）。在梁与林、周与王相继结婚后，金、陈两位先生都终身未娶。更令人称颂的是，金岳霖与梁思成一家，陈岱孙与周培源一家，都亲密无间。梁从诫曾对我说过：“我是从小由金爸摸着头长大的。”上世纪80年代，在父母均已去世后，梁从诫就搬入金岳霖先生住宅。一直照顾金先生起居，直到老人家辞世。清华园里盛传的“三孙”，即三位终身未娶的大教授，指的就是叶企孙、陈岱孙和金龙孙（金岳霖字）。解放初期，清华大学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陈岱孙、金岳霖以及梁思成、周培源等先生都是委员。同时，陈岱孙、金岳霖、梁思成还分别担任经济系、哲学系、建筑系的系主任，周培源任学校副教务长。可以说当时这些大教授都是清华的当权派。梁从诫与他们的关系都很亲密。但是他并未从中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这从梁从诫转系未成这件事上可以证实。

大学期间梁从诫与周如枚

　　梁从诫的父母梁思成、林徽因都是我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他们关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使中国古建筑闻名于世。我国成立最早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和著名的清华大学建筑系都是他们创建的。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这项事业。梁从诫这个名字就寄托了这种期望。原来我国在北宋时期曾出过一个名叫李诫的大建筑学家，他的名著《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学著作。梁、林将他们1932年出生的儿子取名为从诫，即师从李诫之意，这可见他们对建筑学的热爱，也表现了对儿子的期望。梁从诫在这种家庭氛围中，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喜好美术、工艺及建筑设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确定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样式时，人们都知道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牵头设计的，国旗则在全国征求设计图案。当年才17岁的梁从诫背着父母也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应征，并从全国应征的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作为最终候选的38个方案之一。后来，他曾把一本印有这38个方案的集子拿给我看。他的方案具体画面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集子中有一幅朱总司令亲自设计的方案，中间有一条较宽的黄道，象征着黄河。我想这本国旗图案应该还保存在他的家中。写以上这些是想说明梁从诫有学建筑学的强烈愿望和良好条件。因此，他报考大学时的第一志愿自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但由于考试成绩不理想，总分比清华建筑系的录取线低了8分，结果按第二志愿录取清华历史系。他当然深感遗憾，父母也有些失望。

　　不过清华历来有一项不成文的传统，即新生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如果自己觉得或者老师发现不适合学习现在的专业，可以自动或者接受劝告，申请转到别的合适的专业。只要双方系主任同意，学校一般都会批准。如1930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名胡鼎新）本来是学物理的，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发现他更适合学文科，便劝他转到历史系，结果为中共造就了—个大秀才。而1931年考取清华文科的钱伟长，尽管物理只考了5分，而语文却考了满分，中文、历史系争着录取他。然而入学不久，他却坚决要求由文科转学物理。经过一年试读，终于正式转为物理系学生。结果钱先生成为中国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按照过去的传统，以梁从诫的情况，申请转到建筑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从1950年起，大学生也实行统一招考，统一分配。教育部规定，新生入学后，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转系转学。但对于哪种情况，才属于特殊情况，又缺乏具体标准。学校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像梁从诫的情况算不算特殊情况，够不够转系条件。据说，金岳霖先生认为，梁从诫专业课成绩很好，只是总分差了几分。他对建筑学有特殊的爱好和才能，学建筑学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特长，应该批准他转学。但时任副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却认为，梁从诫的情况并不算太特殊。类似他的还有一些，如果都批准，不符合一般不得转系的规定。听说，为此两人曾当面大吵，还拍了桌子。结果多数同意周培源的意见，梁从诫未被批准转系。其他一般申请转系的人也都被拒绝了。

　　梁从诫转系未成，情绪自然不好。我只得安慰他说：“你不能继承父母的专业了，但还可以继承祖父的专业呀！”见到周如枚时，我也跟她开玩笑说：“你爸也太较真了，对准女婿一点也不留情。”她说：“我爸就是一根筋。”

两个《人间四月天》

　　我与梁从诫同班同室，朝夕相处，很快就变得非常熟悉，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听到很多关于他父母的故事。

　　在谈到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时，梁从诫说，徐志摩把他母亲诗化了，他爱的是诗化了的林徽因；而林徽因只是欣赏徐志摩的诗，并没有爱徐志摩这个人。梁从诫还把早年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情诗手稿拿给我看。我也不知道这些有没有公开发表过。它如今可能还保存在林家后人的手中吧！梁从诫也讲到他妈妈很爱他，在他出生后，曾为他写了《你是人间四月天》的著名新诗。谁知时过七八十年后，有一部名为《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竟然把这首诗说成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不知编剧者是无知，还是故意张冠李戴。此事大大伤害了梁从诫的感情。2004年北大校庆时，我们班返校聚会，他曾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说此剧对林徽因的表述有很多歪曲和捏造之处。他还讲到林徽因生性活泼好动，喜欢热闹，好与朋友交往，讨论学术和文艺，也爱帮助别人。她常说：“别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则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而他父亲梁思成却比较喜欢安静，不多说话，但有时谈吐也很幽默风趣。有一次同学聚会时，有人开玩笑说到“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时，梁思成接着说：“我却感到，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这话倒一点不假。林徽因曾被誉为“绝代佳人”，又被胡适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梁思成的许多文章著作都经过林徽因的修改润色。梁思成告诉梁从诫说：“我的文章中一些画龙点睛之笔，都是你妈妈点的。”

　　梁从诫也谈到他母亲由于身体多病，一向健康不佳，有时心情不好，也会发脾气，训起他来很厉害，对别人有时也争强好胜、不甘示弱。他小的时候（抗战以前），家住在东总布胡同，每到周末，北平文化教育界的一些名流，如张奚若、金岳霖、陈岱孙、沈从文、萧乾等，经常聚集在他家客厅，高谈阔论。女主人林徽因自然成为这个文艺学术沙龙的中心。

先贤的风范和卓见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两先生都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全家即搬到清华园住。在清华学习期间，梁从诫曾几次带我到他家中玩。当时他家住在新林院8号。那是一栋新建的别墅平房，很漂亮。我去时，他父亲大都去学校或市政府工作了，只有母亲在家。当时林先生已年过45岁，而且久病在身，面容略显憔悴。但谈起话来仍很精神，并给人一种清新灵俏之感。当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她完全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同我交谈。当她听说我的老家在山西汾阳时，高兴地说，她和梁先生在汾阳住过好多天，在那里调查古建筑时，常常趴在庙宇的梁上，用手拨开密密的蜘蛛网，抹去厚厚的尘土，丈量古建筑。汾阳有价值的古建筑很多，汾阳的城墙也很雄伟。她和梁先生还写过一本《晋汾古建筑纪略》。可惜当时我怕麻烦她，没有请她找来此书看看。她还称赞汾阳人吃饭很讲究，很会做面食。当时，我感觉她知识渊博，谈吐高雅，又平易近人，很喜欢和她聊天，只是不敢多耽误她的时间。现在看来，能够亲眼见到这位名噪国内外的“一代名媛”和“当代中国第一才女”，并直接同她谈过话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学生，竟能几次亲聆她的教诲，真可谓三生有幸。

1953年历史系部分同学与老师合影

　　1952年院系调整后，梁从诫与我都转到了北京大学，此后我就很少再去他家了。但还不时从梁从诫那里听到一些他父母的情况。特别是当北京大兴拆牌楼、拆城墙时，梁先生、林先生都坚决反对。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稀世古城，解放时好不容易从炮火中拯救出来，现在和平环境中，反而要被拆毁呢？为什么在博物馆的玻璃罩里要那么精心地保存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而同时却要把保存完好的世界第一的这处雄伟的古建筑亲手拆得片瓦不留呢？他们为此曾多次痛哭流涕地向彭真市长陈述反对意见，并与他们的老友、当时主管此事的吴晗副市长进行激烈争吵。林徽因曾明确地警告说：“你们今天拆毁了这些真古董，以后迟早会后悔的。那时再造的只能是些假古董了。”果然，近年来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多处古建筑被修复，永定门城楼被重建，听说还在收集北京城墙古砖，准备修复一段仿古城墙。不幸林徽因先生一语成谶！而她在焦虑中一病不起，于1955年4月1日病逝。在丧妻之痛中，梁思成先生又成为批判“大屋顶复古思想”的重要靶子。“文化大革命”中，梁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重迫害，并被遣送到江西某农场劳动，1972年病重逝世。二战末期，梁先生曾阻止美国空军炸毁日本古都奈良、京都，日本人因此为梁先生铸铜像纪念。但在和平时期，却未能阻止拆毁北京城墙，这是梁先生至死引为遗憾之事。

创建“自然之友”

　　梁从诫1954年毕业后，曾师从陈翰笙先生攻读世界史研究生，毕业后赴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62年回到北京，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世界史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梁从诫被诬为“梁三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进行残酷批斗，后下放到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近10年。1978年才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创办《百科知识》及《知识分子》杂志。在此期间，有两次国外的百科全书访华团拜访邓小平，梁从诫全程担任邓小平的翻译。1988年，他毅然辞去公职，应聘到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1989年起，梁从诫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为常委）。1993年开始，创建并领导我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对开展环保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为了环保，他在市内活动大多骑自行车，以致一次骑车去政协开会，竟被门卫挡驾。他为保护云南金丝猴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而向新闻媒体和中央领导呼吁；为拯救濒于灭绝的可可西里藏羚羊而致函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请其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贸易。布莱尔当天即回信表示支持，并于次日与他会见畅谈。他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出建议，将污染大户首钢迁出北京，如今终于实现。由于对我国环保事业的卓越贡献，梁从诫曾获得国内外数十种奖项。但他还有很多有关环保的宝贵意见没能付诸实施，这有待他的继承者们继续奋斗。

　　梁从诫生前曾自嘲他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而且“一代不如一代”。我却认为，他们家三代都是领风气之先，在不同领域都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只是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阻遏，他们的积极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已！在一个多世纪中，一家三代接连出了四位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声誉的名人，这更是不多见的。　　　

　　摘自2011年第10期《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