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喆平

政治学系的传入时机，正好是中国寻求现代国家的时刻。但政治学“这是所有学问中最难的一门，它涉及当权者的根本，无时无处不受它的制约。”而中国传统对政术的偏重，以为政术就是政治学的全部内容，大约也是这一高危学科生存艰难的原因之一。

2011年春，清华百年校庆。一名91岁的校友致电清华校友会，索要校庆入场券。他说自己是政治学系毕业的，然而校友会的工作人员，已不知道清华曾经有过政治学系。实际上，政治学系曾经是清华最大的系。

世人大多已忘记清华曾是文理全科的综合性大学。更想象不到的是，政治学系居然曾经是清华最大的系。1926年，清华第九次教职员会通过赵元任“本校学程以学系为单位”提议，共成立17个系。当时政治学系是第一大系——学生29人、教授4人。而哲学系只有赵元任一位教授，一年后他赴美，政治学系急派金岳霖支援，才免了该系关门的尴尬。

2006年，96岁的清华1928级校友叶叶琴，捐出100万加元设立专项教育基金。她是清华招收的首批10名女生之一，也是政治学系第一位女生。然而，政治学系已不复存在，她只好把基金设在了公共管理学院。

1948年9月23日，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在南京召开。81名院士中有3位政治学者，其中的钱端升与萧公权既是清华学子，也都曾是清华政治学系的教员。

对历史而言，60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对淹没一个只存在了26年的学术单位来说，足够。尽管政治学的目的本是“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福利”（叶叶琴《百岁自述》），但政治学“这是所有学问中最难的一门，它涉及当权者的根本，无时无处不受它的制约，尤其在中国，以权统帅一切的政治的国家，对于一个无权的学者来说是如何困难了”（《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此外，中国传统对“政术”的偏重，以为政术就是政治学的全部内容，大约也是这一“高危”学科生存艰难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

乱世建系

19世纪末，政治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倡的国家学说、三权分立、民主、自由等观念，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译介到国内。1901-1904年，中国翻印出版了西方政治教科书66种；1903年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堂，课程中就有政治学，之后成立的大学大都设有政治学系。政治学的传入时机，正好是中国寻求建立现代国家的时刻。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局走马灯似的变换——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辫子军入京、曹锟贿选总统。1919年，国民党成立。1921年，共产党成立——当年，留日归国的李大钊就任北大政治学教授，讲授“现代政治”“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美英等八国和北洋政府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在美的留学生们也积极参与。

当时还只是留美学堂的清华，并没有成立政治学系，只有余日宣和魁格雷（Harold S.Quigley）两名政治教员教课。按教务长张彭春的话说，余日宣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清华少壮派，富有“政治性味”——余早年留美，兄长余日章是主持蒋介石宋美龄婚礼的著名教会领袖、辛亥武昌革命军的军歌谱曲者。

课堂教学之外，清华师生曾赴众议院旁听议案讨论，参访观摩政府运作，考察市内重大事件发生地点。1923年6月，余日宣和魁格雷带领21名学生晋见总统黎元洪，黎勉励说：“诸君既有国学根底，又有游美机会，将来截长补短，定可为祖国尽一份力量，行将见诸君握中国大权矣”。满怀建设国家壮志的清华师生，彼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了解与期待，非常理想主义——欧美共和制是他们心中的强盛中国图景。

由于清华师生报国心切，清华改制之初，政治学系便已确定。1922年，余日宣当选华员公会主席，魁格雷为美国教员会主席。不久成立校务调查委员会，余日宣任会长，1923年他再兼西学部史地政治组分科会议主席、学校课程委员会委员。1925年，清华十人校务委员会为校中最高权力机关，余日宣仍在其中。

此外，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唐悦良，是1910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也是庚款第一个学政治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归国之初，他也曾在清华教授政治课程，更是清华庚款委员会的常务董事，这大约也是政治学系设立的另一重要因素。

1926年4月，清华教授会选举产生各系主任，余日宣成为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教员有钱端升（哈佛大学博士）、刘师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金岳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和郑麐。后来又有苏尚骥和全程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杨光泩（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到任，还聘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第一任主任、后来的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克尔文教授授课一年。

总体而言，当时的清华政治学与政治学国际主流基本同步。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材等方面深受美国影响，共开课27门，包括国际公法在内——这是今天很多政治学系都达不到的水平。师生们憧憬的是，以中国政治为研究内容，建设一流的系科，贡献国家。但他们显然没有料到，中国的政治现实距离美式政治现实甚是遥远——当年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古德诺（美国政治学会第一任会长），为袁世凯设计宪法不成功的一幕，其实是有预警意义的样本。

其时，中国的三大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都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才是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可以说，自清朝末年到1920年代，革命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题词。虽然不断有各式各样的学说出现，在现实政治中，军阀混战和政党纷争从未停顿。政党皆举起革命大旗，并以各自立场和意识形态来诠释革命，不惜将对方逼入绝地。

1927年，占领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人逮捕，施以绞刑。1926年，国民党蒋介石率军开始北伐。4月，蒋介石在上海进行“清党”，大批共产党人被杀；12月，共产党人在广州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身亡——他曾是1923年蒋介石率领的赴苏俄考察军事的代表团的三成员之一。

稍后在清华任教23年的辛亥老将张奚若，显然对当时的政局另有一种认识，1927年为他的老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拉斯基教授《共产主义》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开篇即说“共产党人的可怕，自前数月湘鄂扰乱及最近广州大焚杀后，是人人都明白的了”。而拉斯基此书，几乎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第一本研究共产主义的著作。

当时，左翼教授拉斯基（1893-1950）在欧美政治学界名声日隆，他在美讲学时倾倒了一批留美的中国学子，张奚若和罗隆基等人专程从纽约赶去伦敦听课。拉氏的中国弟子，还有徐志摩、储安平、杭立武、吴恩裕、龚祥瑞等人，听过他课的，还有朱自清、金岳霖等人。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学子——甚至有约瑟夫·肯尼迪和杰克·肯尼迪兄弟（美国第35任总统），为了追随拉斯基而选择LSE。“当我抱着一大堆书本和稿件从他的写字间出来时，等在门外排长队的各国学者，不分年龄都向我表示羡慕。”（《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当时，LSE的另一名学者哈耶克，寂寂无名。

北伐前后

1927年底，清华校长曹云祥辞职，北京政府外交部以严鹤龄代理；不及三月以奉系温应星代之。1928年6月，北伐胜利，清华转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温应星辞职，外交部派余日宣代理校长。但一周之后，蒋介石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31岁的罗家伦为清华校长。

作为留美学生，曾在华盛顿会议外围发挥过作用的罗家伦，意气风发地进入清华，打算将之建成为党国服务的学校。他庞大的改革计划被校董事会断然否决之后，便打定主意，要把清华的主管权从外交部挪到教育部。通过走上层路线，罗家伦如愿以偿——董事会被废除，清华划归教育部。与北洋政府和外交部关系密切的余日宣，自然更为罗家伦“革命”的对象。

清华政治学系迎来了中国政治现实对它的第一次撞击——38岁的余日宣遭到了学生评议会的点名批评。中文系教授浦江清在日记中记载“昨夜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欢迎罗家伦校长议案，又通过驱逐余日宣（政治教授）、杨光弼、赵学海（均化学教授）、戴志骞（图书馆主任）、虞振镛（农科教授）等五人。夜深十二时全体学生游行唱口号至此五人家，请其即日离校，罪名为把持校务，阻碍清华发展。”学生在幼子刚刚出生的余宅外游行喊口号，余当即表态“我本无意老死于此”。事后，罗家伦致信余日宣，先是客气一番，末了写“既然另有高就，不便挽留”。

余离开后，罗家伦请来革命战友吴之椿接替。这个哈佛出身的湖北学者，曾任职广州政府外交部，在收回武汉租界运动中居功至伟，并陪同过宋庆龄和邓演达访苏。罗家伦一年后被罗隆基等清华学子驱逐后，吴之椿也辞职而去。

这期间，现实形势已经开始影响清华政治系。为了躲避奉系军阀张作霖，钱端升离开了清华，加入了南京政府并兼职中央大学教授；杨光泩也选择进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十年发展

1931年，吴之椿离开后，31岁的浦薛凤（哈佛硕士）接任系主任。他是余日宣的学生，也是余亲自聘请的，只是没报到，恩师就离职了。浦接余职，也算不辱师命。

浦薛凤是清华辛酉级（1921级）毕业生，他和同级的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是老师眼里的四个得意门生。辛酉级的罗隆基、浦薛凤、吴国桢，稍后的林同济（1926年）等人留美都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他们的选择，与余日宣等人的政治学启蒙，以及国家积贫积弱的处境密切相关。

在民国的黄金十年中，清华政治系也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时期。当时，从南开大学聘来了萧公权（康奈尔大学博士）、刚回国的陈之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和王化成（芝加哥大学博士）。此前的1929年秋，与李大钊同龄的张奚若（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离开中央大学加入清华。1930年，钱端升也从中央大学重新回到母校清华。1934年，曾任职内政部的浙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沈乃正加入清华。中国外交史和欧洲19世纪史课程由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讲——他在美国留学主修的是政治史。一时间，人才济济。1932年，全国已有近三十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杭立武（1904-1991）倡议创立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之发起，始于去夏（注：1931年夏）。时愚在中央大学，初与政治系同事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诸君言，皆表赞同。会暑期各地友人过京者，如张奚若、周鲠生、高一涵、皮皓白诸君等，与谈此事，感乐观速成，促即正式发起。经即通函各地，征求发起人，未匝月而京沪平津武汉青岛广州各校络绎赞同者，五十余人。足征政治研究学者之组织学会，实久具此需要，偶经提倡，竟群谋裣同也……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至本年三月底，选举始告竣事。当选定周鲠生、高一涵、张奚若、梅思平、萧公权、刘师舜诸君及愚等七人，继续进行。遂于七月十三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议于九月一日召集全体发起人，开成立大会于南京，此本会筹备成立之经过也。”（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

中国政治学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到会者45人，中国政治学界精英尽数出场。周鯁生、浦薛凤、钱端升、王世杰及杭立武担任常务理事。国民政府显然很重视这一学会：“犹忆一九三六年夏初，政治学会开会时，蒋委员长邀请全体出席会员，予被安排坐在主人近旁。午宴后委员长致辞欢迎并征询意见。予随即起立，谓当今国步艰难，任何政治问题，宜宽大容忍，心平气和，以谋消除异见，力谋团结，好比人身疮患，总宜敷药治疗，不动手术。总之，万不得已之步骤，能求避免最好……蒋委员长闻言，微笑颔首并环顾会场，连声称说‘好，好，好’。”（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

就与权力的距离来说，相比戴季陶（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曾任主任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李大钊、陶希圣（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和王世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曾任教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以及身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时远在北平郊外的清华政治学系，具有更多学术色彩，与现实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它也确实从不聘政界要人任教。

实际上，1915年，北京曾设立了学术俱乐部性质的中华政治学会，其英文刊物《中国社会与政治评论》是当时国际一流刊物，清华政治学教师几乎都是会员。193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法科研究所并包括政治学部的，只有清华、北大和燕京三家，招生的则只有清华——标准甚至比西方还要严格。由于严格，政治学部没有一个研究生能在规定的最低期限（两年内）完成学习与研究——即使成绩极为优异的邵循恪，也三年才毕业，其他的人，甚至花了四年、五年。

中美、中英庚款留学考试，是当时的两大公费留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厦门大学仅化学家卢嘉锡一人被录取；武汉大学只两人考中，其中一人是发展经济学鼻祖张培刚）。在先后举办的六届留美考试和八届留英考试中，政法类名额大多由清华政治学系学生考取。当时，国民政府注重理工等应用学科，政治类留学名额极少。以庚款留美考试为例（1933年录取25人，1934年20人，1935年30人，1936年18人，1940年17人，1943年32人），只有前四届设有政治学名额，且偏重应用性的公共行政、公务员任用或社会立法等，结果全部为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考取，第一届是徐义生、第二届曾炳钧、第三届龚祥瑞、第四届林良桐、王铁崖。

虽然政治学系的课程多为对西方政治科学知识的传授，但探讨如何使西方的学问适应中国的需要，是学者们的首要思考。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体系化，则是清华政治学者的重要贡献。“近世欧美学者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例如雅勒（Janet）、邓宁（Dunning）诸君，或谓中国无政治思想，或谓其浅陋零碎不足观。……吾人推其相轻之由，似不外乎两端。（一）异邦学者于我之文字学术、典章制度，不易有亲切之体会。其所闻知者大半得之于辗转译述。误解难免，阙漏必多。而遽加论断，岂能中肯。（二）西人治学，甚重方法。古希腊以来，学术分科，已成风气。著书立说，尤贵系统。而“爱智”既夙为治学之主旨，政治学者乃能超越时地，不求功利，作纯理论、纯科学之研讨。……重实际而不尚玄理，此中国政治思想最显著之特点也。……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中国政治思想之第二特点为多因袭，少创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

萧公权在清华任教的讲义，抗战时在四川整理为七十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中国自周代以来的政治思想首次进行了全面梳理。钱端升和沈乃正理论与实践并重，希望以完善公务员制度来造就强盛的中国，浦薛凤这一时期的思考奠定了他的“政治五因素说”。西洋政治思想史由张奚若讲授，他上课生动活泼，但课下布置的八十多篇阅读书目吓倒不少学生。1936年秋天，只有八名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四人不及格，一人吃了零分。

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其实风波不断。1930年在蒋冯阎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11月7日，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同时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国民政府随即发动了五次围剿，共产党失利之后，开始长征。毛泽东在1927-1931年间，完成了一系列精彩的田野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宁冈、永新两县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对政治学界而言，并非对本国问题和基层政治不重视。当时，专门请浙江大学聘来沈乃正在清华教两门课：《市政府》《市政》，他曾请浙江兰溪和江宁两个模范县的县长到清华介绍情况，公共行政是系里的研究重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苏区进行政治学田野调查几乎不可能，何况“自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愚民以逞封锁消息”（《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关于共产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思想进行研究与介绍。许多学者对讲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和讲曾国藩家训的蒋介石，持同样的质疑态度。

虽然政治事件不断，但清华仍为师生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不但住房宽敞，甚至连热水和暖气都有供应。更何况周遭是一流的同事、一流的学生。对于这一段教授生涯，蒋廷黻晚年曾对陈之迈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萧功权评价说“几近于理想”，浦薛凤则终生怀念“弦歌不辍”的清华时光。俞国华晚年回忆说“在我脑海中，永远留着难以忘却的清华园生活：美丽的校园，宏伟的建筑，优良的仪器，丰富的藏书，成千成百的同学浓重向学的风尚，夏夜漫步校园，冬天踏雪上课，一幕幕的情景，重复在脑海中。……终觉得清华园的生活最为愉快，也是最值得留念的一段。”

物质条件并未消磨师生的问学生涯，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求学报国之心。这十年中，教学相长，政治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物，比如张汇文（中央大学教授）、姜书阁（民国财政部副部长）、唐明照（联合国副秘书长）、王铁崖（国际法院大法官）、俞国华（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等。

教与学之外，政治学系师生对公共事件也积极发表意见，对胡适与蒋廷黻1932年创办的《独立评论》贡献了大量稿件。胡适曾这样评价陈之迈“之迈今年才28岁，他是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学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1934年，钱端升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发表大量尖锐时评，被迫再度离开清华。1936年，张奚若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抗日文章惹恼了华北当局，导致《独立评论》被查封。

抗战·西南联大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邀请全国各界名流举行国事谈话，被邀请者二百余人，浦薛凤、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名列其中。现实政治对清华政治学系一次大的冲击即将到来——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在昆明共组“西南联大”，除了张奚若留下担任西南联大系教授会主席，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几乎全部离校从政，战前那种专心学问的时光也不复再来。

抗战前后，清华教授入政府者不少，最为知名的是蒋廷黻。其实，在美国念博士时，蒋廷黻本想学政治学，但因其过于理论化而专攻政治史：“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蒋廷黻《回忆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关于外交和内政的大量文章，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三次召见他咨询意见。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请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以没有经验为由推辞，但蒋介石说：“不工作永远得不到经验。”

蒋廷黻入阁的消息传出以后，坊间议论纷纷。胡适送给他两人共同的挚友丁文江的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期望他“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后来，蒋廷黻曾以“泉清”为笔名。蒋廷黻的看法是：“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他晚年这样剖析当年心境：“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

曾两次拒绝从政邀请的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始终未曾忘怀年少即有的“良相佐国”之志——留洋念了再多的洋书，中国学人骨子里还是很中国。1939年3月，他决定接受邀请，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他当时以为“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

未从政的学者，也以其他方式为抗战献策。193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200人名单中，西南联大教授有10人，其中有政治学系的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张忠抜。钱端升主持《今日评论》，汇集了新生代的学术领袖。他认为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呼吁开明的一党专政，希望当权者在失去“天命”之前进行改革（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清华毕业生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以尼采哲学为指导，号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被称为“战国策派”。

然而，抗战的节节败退与时局的发展，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感沮丧。1941年3月，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上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被不耐烦的蒋介石按铃打断，他愤然离席。国民参政会后来给他寄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干脆直接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1944年，他在演讲中公开指出，蒋介石修订新宪法的建议，除了欺骗外国人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留在西南联大的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等人，态度本就激进，在昆明的困窘艰难与重庆的权力奢华反衬下，对反腐和抗战失利的双重失望，原本的改良思想逐渐产生动摇。李公朴与闻一多的被暗杀，使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奚若曾经对毕业班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

选择与结局

抗战后回到北平的清华年轻学子，既对民国“黄金十年”并无生活印象，也没有师长们因留洋而产生的对自由主义欧美的钟情。在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失望中，年轻人和教授们一起，对气息清新的共产党满怀憧憬。此时的清华，逐渐成了“小解放区”，真心实意地等着迎接一个崭新中国的诞生。在吴晗等人介绍下，张奚若曾经打算拜访延安，连棉袍都已做好。

抗战后回到北平的清华，恢复了政治学系，但许多教员都未到职：林侔圣因参与联合国创建而留在纽约，甘介侯因政治活动繁忙而放弃教职；甚至张奚若也因政治活动和搬家而未能履行职责。1948年终于聘回在武大任教的曾炳钧担任系主任，他去北大请来王铁崖兼课。但他万没料到，这是政治学系的最后一抹亮色——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院校，文科院系悉数调出，政治学系被撤销。他的同班同学王赣愚，则经历自己担任系主任的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被撤销。

虽然革命只是政治的一种形态，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几同于革命。视革命只为研究内容之一的政治学系，其命运浮沉，便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事。

1950年，曾影响了中国一代政治学者的拉斯基教授抑郁离世，他的影响力随着他的去世也便沉寂了。而他当年的同事哈耶克，活到了1992年，目睹了大作《通往奴役之路》在全世界的刊行。

1979-1984，历经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终于出版。编纂过程中，钱端升等一代学人汇聚一堂，在他们牵头与推动下，政治学学科在1980年代得到恢复。时任该卷责任编辑的张遵修，正是清华政治学系最后一届毕业生。

如今，当年的教员墓木已拱，清华园里风景依旧。新回来了几位留美政治学人任教，包括以《民主的细节》一书赢得盛名的刘瑜。在曾经的大树坑中新种同一品种，但它究竟能长成什么样子，实在是来日方长——当年与欧美几乎同时起步的清华政治学系，85年后在学问的道路上再出发，历史的轮回就是如此吊诡。

转自《看历史》杂志2011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