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
马奔腾博士辑注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中收录梁启超致王国维的四封书信。辑注者没有认定这些书信的写信日期,信的内容都是讨论清华研究院开办及相关事宜,从而判断这些信写于1925年至1926年。由于此四信对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历史大有裨益,笔者按考证后的时序照录这四封信并说明理由。
一、《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第46页,第三封,信末日期“廿九日”,写信日期:1925年3月29日。原信如下:
静安先生史席:
闻先生曾一至天津,正拟奉谒,则已归京,怅甚。得吴君书,知先生不日移居校中,至慰。
考试命题事,校中所拟办法至要。弟因家中有人远行,此一旬内颇烦扰,不能用心于问学。欲乞先生将已拟定之各考题先抄示一二,俾得在同一程度下拟题奉商,想承见许。又专门科学之题,每门约拟出若干,并乞见示。此项之题,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似故为责难,此间颇费斟酌。想先生有以处之矣。四月半后当来校就教一切。先此奉商,希赐裁答。敬请
道安不一
期 启超顿首
廿九日
今年投考新生,欲将其所呈验旧作,稍为细阅,给以分数,以与将来试卷合算。意欲另各助教先一评定而由公核其当否,尊意如何?
启超又顿首
从信中“得吴君书,知先生不日移居校中”判断,上信写于王国维移居清华园之前。王国维于1925年4月18日迁入清华园。另外据1925年3月21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知,3月20日王国维自天津返京,恰与此信开头所说相应,“闻先生曾一至天津,正拟奉谒,则已归京”。其时梁启超家在天津。依梁启超的写信习惯,此时期,信末通常为阳历日期。所以,“廿九日”为1925年3月29日。又,信中“吴君”为吴宓,时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办主任。
又据《吴宓日记》,1925年3月21日吴宓曾拜访王国维,讨论招考研究院学生的出题问题。由“得吴君书” 推知,此前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致梁启超一信,请拟考题。梁认为,“考试命题事,校中所拟办法至要”。但梁启超因家中事,旬日不能专心学术,请王国维将所拟考题“抄示一二”,并就出题原则征询王国维的意见。考虑到“太普通固不足以觇绩学,太专门又似故为责难”,让梁启超颇费斟酌。另外信中还说“四月半后当来校”,实际上,梁启超于1925年4月23日到清华学校与王国维和吴宓讨论出题事宜。
二、《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第45-46页,第二封,信末日期“七日”。写信日期:1925年4月7日。
观堂先生有道:
奉示敬悉。所拟二十题具见苦心。超亦敬本我公之旨拟若干题,别纸呈教。但两旬以来,再四筹思,终觉命题难于尽善事。年来各校国学榛芜,吾辈所认为浅近之题,恐应考者已泰半望洋而叹。此且不论,尤惧有天才至美而于考题所发问者偶缺注意,则交臂失之,深为可惜。
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能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检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与遗珠,两者难免。鄙意欲求一变通方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制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发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亦未始不可。不审尊意以为何如?今别拟一准考通告书呈览。若谓可用,请更与雨僧一商,并列举指定之书见示最幸。手此,敬承
道安不尽
期 启超顿首
七日
3月29日信中梁启超说“欲祈先生将已拟定之各考题先抄示一二,俾得在同一程度下拟提奉商,想承见许”。王国维接信后,很快给梁启超一信寄去已拟定的考题20题。梁启超于“七日”写了复信。3月29日信说“此一旬内颇烦扰”,此信说“两旬以来,再四筹思”,由此推知,此信写于1925年4月7日。此信梁启超对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考试的出题原则提出建议,即指定参考书,就指定书出题。另外,也可指定专书出题和泛出诸题两种方法并用。关于1925年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招生的考题,笔者未见记述。王力参加了1926年夏举行的清华研究院第二次招生考试并被录取。据王力回忆,入学考试试题出得奇特而艰深,全部试题就是要回答“四个100”:100个古人名,写出每个人所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答出各是今天什么地方;100部书名,答出各部书作者是谁;100句诗词,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或许,此类考题就应是梁启超所说的“泛出诸题”了。
三、《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第45页,第一封,信末日期“即刻”。写信日期:1926年4月19日。
示敬悉,梅、孟两君超皆素识。梅君在本校最久(治数学),人极忠厚。孟君去岁新来,夙治教育学,莼生(著《心史丛刊》者)之侄也,国学亦有相当根基。二君中任一人为教务长,当皆能黹助本院事业。惟以治事才能论,或孟君更长耳。超畏劳顿,拟不出席。若能派代表,则拟举孟君,公谓何如?此复
观堂先生
启超顿首
即刻
这封信的内容是关于清华学校教务长的人选问题。1926年年初,教务长张彭春辞职离开清华。据《清华周刊》消息,4月19日清华学校举行首次教授会。教授会选举梅贻琦为教务长,并选举陈达、孟宪承、戴超、杨光弼、吴宓、赵元任、陈福田为评议员,与校长、教务长组成评议会;吴宓任评议会书记。这是清华学校组建教授会后的第一次开会。据“示敬悉”知,王国维在会前给梁启超一信,商量教务长人选事。梁启超就写了这封信给王国维,建议选举孟宪承任教务长。梁因身体原因,不想参加教授会,想派代表投一票。所以此信应写于教授会开会的当日,即1926年4月19日。
四、《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第47页,第四封,信末日期“三十日”。写信日期:1926年5月30日。
静安先生:
诸生成绩交到此间者已大略翻阅,内中颇有客观者,如高亨、赵邦彦、孔德、王庸皆甚好(方壮猷稿未成,规模太大颇驳杂,用力亦勤)。乃至汪吟龙亦颇有见地,不失为学者矩矱,实出意外也。弟拟略为批点,俾诸生有所感发矣。新病后不能多用力耳。最好先生兴之所至亦随时批示一二。弟顷入京续诊余病,星期二方能返校。各卷先呈先生察阅。
启超顿首
三十日
此信应写于研究院第一届学生结业前夕。信的内容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商量对学生毕业论文的评审意见。从《梁启超年谱长编》知,1926年6月初,梁启超到北戴河疗养途中仍在看学生的论文。6月21日,清华研究院举行第十一次教务会议,由梅贻琦主持,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到会,评定了本年学生成绩,议决给成绩较优之学生杨筠如、余永梁、程憬、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方壮猷、高亨、孔德等16人奖学金,每人一百元。另外,从李鸿樾的毕业证书签发日期1926年6月25日判断,论文应在5月提交,据此,第四封信应写于1926年5月30日。
有文章认为此信所谈为1925年7月研究院学生入学考试的阅卷事,据1925年8月12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清华研究院招生考试的试卷采用糊名法,阅卷人阅卷时看不到考生的名字。所以,此信中提到了几位学生的名字,是针对结业论文的评卷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