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 凌（1945中文）

1946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结束时，由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有一段话：“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段话把民主和学术自由以及兼容并包联系起来，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很恰当的。因为民主和自由密不可分，没有自由，就谈不上民主，而民主也就意味着对各种不同观点、不同的学术流派兼容并包，通过比较认识真理。

1946年西南联大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全体理事合影。

“民主堡垒”锦旗是昆明市学联赠给联大学生自治会的。执旗者左为傅冬菊

以下分别从校政、教师等方面对联大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精神加以介绍。

一

联大不设校长，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管理联大。蒋、张二位在重庆任公职，他们对梅十分信任，委他全权主持校务。梅贻琦具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和作风，他常说：“吾从众”；还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凳子的”。有这样的领导，联大才能够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联大组成初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就企图从各方面控制它，使它纳入“党化教育”的轨道。而联大当局和教授们对于教育部这类“训令”，多采取抵制或消极应付的态度。例如，教育部规定“党义”为学生必修课，联大则采取办讲座的方式来应付，后来干脆改为学生交读书报告来代替。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既未听课，也未交报告，但成绩单上这门功课一律及格。

教育部曾颁布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后又陆续颁布各系必修课程表、部订教材以及学生成绩考核方法。这些硬性的规定引起教授们的反感。1940年6月，在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的教务会议上，通过了一封致校常委会并转教育部的义正词严的公函，表示对教育部措施的不满，理由是：“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以日臻进步也……”这份公函有理有力，保卫了学术自由的原则，教育部无可奈何，只能默许。实际上各种教材多由教师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编写讲授，这就提高了教师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推动了学术研究，使联大前后开了1600多种课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关于校训，1938年11月30日，联大常委会讨论了方案，根据三校的传统和当时的状况，决定以“刚毅坚卓”为联大校训。教育部获悉后下训令，要求联大务必采用全国各校共同采用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校训，并令联大当局制成校训匾额悬挂。联大当局对此训令并不遵照办理，仍然坚持以“刚毅坚卓”为校训。

联大实行民主治校的方针，尊重教授的意见。学校的大政方针都由教授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决定。学校也有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姚从吾）和三青团分团部（主任陈雪屏），但其领导人都只能以普通教授身份参加教授会议，并无特权。学校的工作也未受他们的牵制和影响，教育部颁布的《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处的组织》规定，各校的训导处要承担党、团委托的任务，但联大的训导处并未认真执行。

训导工作方面，训导处在帮助学生解决贷金及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训导长查良钊十分关心、爱护学生，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因而被称为“查菩萨”，很受学生爱戴。对教育部所要求的控制学生思想方面，训导处往往用“等因奉此”等公文敷衍了事。训导工作继承了清华的“训教合一”的传统，即强调教师要言传身教，既教书又育人，以自己的高尚品格感化学生。

联大强调学生自治，学生通过民主竞选，选出学生自治会，以培养民主精神和办事能力。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更有重大意义。

学生办社团、壁报，只需向训导处申报、填表，写出两个负责人的名字、系别、年级，并请一位教授担任导师就可以了，手续简单。《壁报管理办法》虽然规定要将笔名和真名对照表送训导处备案，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并未执行。不同观点，不同政治立场的壁报可以自由张挂，相互辩论。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揭露贪污腐败，倾诉民间疾苦的文章都可以自由发表。因此，引起许多校外学生、市民前来观看和摘录。有的人白天没有时间，就在晚上打着手电来看，张贴壁报的墙壁也因此成了著名的“民主墙”。

二

联大的教授副教授大都留学欧美民主国家。许多教师都曾参加“五四”运动，有的还是运动中的骨干和闯将。如中文系杨振声教授曾因带头火烧卖国贼在赵家楼的房子被捕。外文系叶公超教授在“五四”运动初期加入南开的爱国十人团，到处宣传爱国、民主与科学。周炳琳教授、郑天挺教授等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清华的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等也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爱国学生运动。正因为有这样的教授群体，才使科学与民主成为联大思想的主流。

联大大师云集，其中十分著名的一位是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他是国学大师又是语言大师，但他思想中的主导原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西南联大的环境和氛围为培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了难得的土壤。

在联大讲述西洋哲学史、黑格尔哲学的贺麟教授，在1941年撰写的题为《学术自由与政治》一文中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学术。学术是一个自由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的神圣使命。她有她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些人，一个个都抱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实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冯友兰教授在《南渡集》中有一篇题为《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中说：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有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要干涉。

曾多年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教授详细地讲述欧洲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关于法治、民主、自由的思想。他称卢梭是“革命教主”、“自由之神”。他尤其推崇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华盛顿多次拒绝部下献给他的王冠。张奚若认为，这些政治思想的产生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但这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他反对一党专政，并指出“专政”一词，英文为dictatorship，也可以译为“独裁”，独裁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一党专政必然导致少数人甚至领袖一人的专政，导致暴虐和腐败。张奚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一人专政，并从政治学理论上说明，任何一个党一个人的专政都是不对的。张奚若教授等宣讲的民主、自由的言论，对联大的广大学生产生深远影响。

1945年10月1日，张奚若、闻一多、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十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电文指出：“一党专政必须终止”，过去“十多年来，我国政权实际上操于介石先生一人之手”，“以至产生多种弱点，如用人之失当，人民利益之被漠视”，“此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于纠正”。

三

在西南联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中，教师们各种学术观点，多种流派，异彩纷呈。陈序经教授主张“全盘西化”；钱端升教授讲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使学生知道各国政治结构，多党政治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必要；陈岱孙教授讲“经济学概论”，既讲凯恩斯学说，也讲马克思经济学；赵廼抟教授讲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经济思想史。

“中国通史”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并无统一的教材。联大同时开此课程的有钱穆、雷海宗、孙毓棠和吴晗等几位教授，由学生自由选修。钱穆由经学而治史学，由通史而及文化思想史，他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进程。雷海宗教授的历史学观深受德国史学家施本格勒的影响，倡言历史循环论，因此他按历史各朝代编年讲通史，以突出其“周期”的学说。吴晗把秦统一以后的中国当作封建大帝国看待，不按朝代顺序，而着重讲各种制度（如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官制等）在各朝代的演变。

学生们既可自由选课，还可以自由旁听，宛如在学术海洋中遨游，对各种流派、各种学术思想，进行比较吸收，深受教益。理工科的课程和学术报告并没有明显的派系之别，但从讲课和报告的观点看，还是各有千秋，并不是刻板雷同的。

这就是联大的兼容并包。正如冯友兰教授在纪念碑文所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四

民主平等的思想，也存在师生之间。许多教授允许学生对自己讲课的内容提出质疑。潘光旦教授在讲授家庭问题时提出一种观点：知识妇女最好在40岁以后才参加工作，在此以前在家照顾孩子，使子女可以健康成长，40岁再参加工作，可以做到家庭事业两不误。他讲完马上就有女同学提出异议，另外一些男同学则表示赞同，双方展开辩论。潘光旦则含着烟斗单腿拄着拐杖，含笑听着，他没有下结论，因为这只是一种观点，各人可以独立考虑，也可因人而异，问题在于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自由思考，不同观点互相辩论的习惯。

学生对老师有意见也可以在壁报上提出。冯友兰是著名哲学家，传说他曾经在国民党中央举办的一个训练团讲过课，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有的学生对此颇有微词。有一天在壁报墙上出现一幅漫画，画着以冯友兰所著的《贞元六书》组成的6个石级，一位戴着眼镜留着胡子的教授（没有点名）逐级而登。冯友兰看了不但没有生气，还笑着说，很像！很像！

学生之间也经常展开辩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尚好，联大三青团办的壁报宣传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观点，中共地下党办《群声》等壁报反驳说这是法西斯主义，是独裁。

另一次激烈的辩论是在《耕耘》和《文艺》壁报展开。《文艺》壁报主张艺术应该为人生为社会。《耕耘》壁报则认为应该为艺术而为艺术。

工学院的学生于1939年10月组织引擎社出版了《引擎》壁报，对贪污腐败进行尖锐的抨击，与工学院的另一壁报《熔炉》展开论争。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引擎社停止活动。1942年，工学院同学又成立了神曲社，并出版了《神曲》壁报，对国际国内时事问题发表评论，也曾和《熔炉》壁报又展开激烈论争。通过这种自由论争，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判断，辨别是非。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联大培养了许多能独立思考、学识渊博的学者，成为人才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