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炳棣（1938历史）

联大人文社科方面学风自由，兼容并包，但部门及途径繁多，反而难有共识。加以战时物质缺乏，及图书的搜集亦有困难，一般教师和学生生活都比较散漫。就我个人而言，战前所拟长期自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联大工作前后6年，一半都消磨在准备两度留美考试和应付父丧家难之中。如果在广义的“教育”上还能有点收获的话，那就只有是真正地行了万里路和读了些心理学和英、俄小说。

何炳棣学长

那时清华西文的历史图书放在联大历史系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是在昆明城西北隅外荒冢中的地坛。不知何以内中有一部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上下两册《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读后大开眼界，曾和潘光旦先生做过较深入的讨论。英文小说开头先读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的经典诸作，虽极佩服她对人性观察的锐敏和描写技术之高超，但她的小说的对象和背景太“小”，不能引起我持续的兴趣。翻读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诸家也还觉得不合口味。转移到19世纪俄国几位大小说家，兴味才越读越浓，对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更有观止之叹。小说对我最大的作用是大大地丰富了我“间接”的人生“经验”，使我这一介书生能体会到人间宇宙之大，人类品型之多，性格言行之无奇不有，于是有效地增强我对“人”的了解与“容忍”。

名义上我在联大前后6年，事实上我在昆明只4年零9个月。此期间我未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很少参加别的活动。年前杨振宁先生函告，谢泳《大学旧踪》书中有涉及我当年的学术活动：

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学会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士”字)，意谓“士子”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等，学生有王瑶、季镇淮、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等。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人(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听，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一批批学者。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张荫麟先生对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是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1页)像这样的学会组织，在过去的大学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参加者如王瑶、季镇淮、丁则良、何炳棣、王佐良、吴征镒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这段“重建”的小小学术掌故读后使我非常激动，因为作者用心良苦，不免把我们当时的学术活动过分“理想化”了。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虽然后来和丁则良同为“十一学会”的召集人，但该会创建于我离开昆明的期间(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中旬)，因为我如在，会对丁的会名提议提出意见的，这是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十一学会”的创建不会早于1942年的春天。上面征引文所述每两周教授学生轮流主讲，很可能是初成立后的情形。那时，师生两方都情绪高，手头有“货”，不必事先多作准备。但是，如此频繁而又相当认真的学术讲述是很难维持长久的，特别是学生们(事实上早已是助教和教员了)肚子里怎能有那么多的现成“货”。再则，现存清华校史档案中，1942年9月5日梅校长已拟稿函呈教育部“组织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委员会”，虽然档案有缺，我猜想至晚1942年初冬，因珍珠港事件而延期的清华第六届庚款考试即将举办的消息已传遍昆明和西南其他都市，丁则良等多位必已全副精力准备考试，不暇大力推动“十一学会”的活动了。我终于1943年5月中旬返抵昆明，8月底考完第六届庚款考试之后，才能从容地准备在“十一学会”中作一个演讲。吴雨僧师的《日记》又供给了最简确的记录：“十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晚)7—10至T．H赴十一学会，炳棣讲Dostoevsky小说。偕(李赋)宁归。”记得有些不满10人的学术谈话，常是在王佐良家里举行的。这次讲谈是在清华办事处，听众较多，或许是讲题有吸引力，或许丁则良等事先怂恿朋友来听，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和讨论居然3个小时才结束，可能是由于我除了从文学批评的观点讲出陀氏的伟大与深刻，特别从《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窥测俄罗斯民族复杂、矛盾、多维的性格，甚至涉及俄国的十月革命。

1944年“十一学会”的活动还是继续的，但已绝不是两周一次、教授“学生”轮流主讲，而且教授已很少参加了。我曾讲过一个外交史上的题目，19世纪末叶以降，英、美是否合作与世界政局能否稳定有密切的关系。1944年“十一学会”里最精彩的一讲是北大何鹏毓的“明代内阁”。他运用史料之熟练，分析内廷宦官与内阁首辅关系之细致生动，远胜战前吴晗明史课中的演讲。联大后期郑天挺先生明清史课与何鹏毓合开，最后全部由何一人开，是有充分道理的。何体胖、善烹饪，我出国前他曾请景洛和我吃饭，事先半笑半叹地告我，为了做好一碗酸辣汤，他晨间特别买了“十滴麻油”，可见当时通货膨胀的严重了。他是国民党员，我一直未能探悉他在新中国的命运，更不知他是否有机会发挥明史的专长了。

尽管征引文中所述的是多少加以“理想化”过的“十一学会”，但文章开头所讲1949年以前大学师生关系很中肯要，值得我们反思：

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不同于今日，那是一种比较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师生之间关系融洽，除了彼此道德水准外，还与大学里的自由空气有关。

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流亡台、港、海外人文社科方面先后世代的学人相比，“旧大学”确是“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道德水准”较高，没有鱼目混珠、自欺欺人、互相吹捧、树立利益集团等不良风气。

联大一般生活当然不限于读书治学。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位于北纬25℃，而海拔1900米，所以气候得天独厚，昆明真不愧“春城”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火炉”比，昆明真是天堂了。我个人特别受到春城气候的“恩惠”。在日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我患了可怕的斑疹伤寒，只能专雇一辆驴车逃到东北郊岗头村，被锁在小山坳一间茅屋里静躺七天，按时由景洛(她那时在南菁中学教书)开门送饮食，第八天便能搭驴车回昆明了。据医生说，如果是在重庆等地得了此病，就会非常严重，只有在春城才能无药自愈。

衣食住行，食最基本，而一般回忆联大之作仅着重通货膨胀、营养不足方面，很少提到昆明吃的文化的。我没有忘记景洛在乡下工作时，我吃联大教职员包饭的“紧张”：像我、葛庭燧、牛满江、卓励等彪形大汉，每人都尽先吞下压得满满的一大碗干饭，然后再狼吞虎咽那几道所谓的菜；我也没有忘记逃警报回来，只能聊以两小碗，总共不过四五两纯面条的汤面充饥。但是，任何事都需要决心，如有决心，五六年之中总还有倾囊去尝一两次“新”的机会。因此，我反而要专向“美”的方面回忆了。

今夏(200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先就云南特产而言，菌类中的鸡枞早巳屡见于明清笔记，名贵非我辈战时所能常享，而且说实话，并不是像传统文人仕宦说得那样特别美味。滇中菜蔬之美当以“豌豆尖”(即今日海外华人城俗称的“大豆苗”)与蚕豆。蚕豆在西方从其意大利名，叫作Fava bean，是高级意大利及法国式餐馆中配菜珍品，成本很高。六七美元的蚕豆荚也还剥不出一满盘蚕豆粒，而且内中部分已经淡绿和微黄不嫩了。豌豆和蚕豆一般鲜嫩季节甚短，而在昆明鲜嫩季节可以长到八九个月。更妙在晨间上市的全是已经去壳的蚕豆粒，价钱不贵。50年代遍翻美东诸馆所藏中国方志，发现明代江南志书之中已数见“云南豆”，可见云南的豆类自古即很有名。

我祖籍是金华，食品中最足自豪的当然是金华火腿了。但我必须承认如果光吃火腿片的话，宣威腿或许要胜过金华腿，尤其是昆明绥靖路东月楼的“锅塌乌鱼”(纯凭拼音而不知“乌鱼”是哪两个字)。这道连李伯重先生已经不知的名菜，事实上是取宣腿最精嫩的部分切成薄片之后，裹以粉浆，像北方软炸里脊那样炸成的，但至今屡求仍不得其解，何以叫作“乌鱼”。另一美食是“过桥米线”，以正义路三牌坊一家饭馆为最有名。它基本上是一大碗滚烫的鸡、肉(有无火腿已无法追测)汤，食者以盘中已经切好的生鸡、生猪、生鱼等薄片放进热汤一泡，即可取出调味入口，原理和涮羊肉相同，就是不用火锅而是用滚汤。米线或面条当然都是先煮到略熟的。火腿月饼、五香和玫瑰大头菜也是以三牌楼一带专店的最为有名。

最平常的食物要算面、米线和饵块了。我嫌后二者无黏性，经常吃面。昆明的面条近似广东的伊府面，比较宽条。一般先将大量的面条煮到六七成熟即取出晾在大竹盘上，稍涂些油以防黏着。我总点“焖鸡”面，至今也不知道“焖鸡”是哪两个字。事实是以蒜和酱油煮好的瘦猪肉丁，汤咸而鲜，味精很多，而面条几乎历历可数。大概由于常吃“焖鸡”面，而昆明本地人又没有吃大饼、油条、包子、饺子的习惯，所以我时常觉得肚子空空。即使景洛回到联大工作，我们晚饭后还是常走过小西门内武成路，去五华山东边的一家专卖煮羊肉的回民店补充营养。这家店铺每夜灯光四射，大铁锅里满满滚滚乳白色的汤和其中发出的羊肉香味，使你至少非点一碗“羊肉拐骨”过过瘾不可。偶尔有老人点“一碗灯笼”，夏间我考李伯重“灯笼”是什么，他说完全不懂。“灯笼”是羊眼睛，要好几只羊才能供应一碗“灯笼”，所以不是随时都有的。如果中国烹饪词典未曾收进的话，应该收进，这才是昆明第一“特”食呢。

随着美国“飞虎”空军大队和其他陆战及情报部队来到昆明及其郊区，随着跑仰光的暴发户和游资的集中，昆明生活的两极化日益显著。“新富”穷极奢侈，教授及薪水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吃的方面开始多样化，昆明东南城外南屏街一带已有下江餐馆出现了，以全家福为最有名。它的招牌菜是炒鳝糊、烧肥肠、虾子冬笋等。沿街摊上卖美国香烟和美国罐头食品，以五磅装的牛油最受欢迎，价钱比奶酪(cheese)高。真行家如雷海宗师买后者，因既价格较廉又富营养。可是高知之中懂吃喜吃奶酪者甚少，而肉、蛋价格逐月飞升。总的来讲，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之中，联大师生一般营养成为严重问题。

美军既集聚昆明四郊，美国新拍五彩电影供应源源不绝。南屏电影院装修扩充之后，夜夜客满。彩色长篇《白雪公主》因争先购票挤出人命。造成连演售票空前记录的是约翰•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联大“穷学生”竟有连看七八场之多者。一时联大社区大街小巷随处都可听见低吟、高哼、哨吹《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林中故事》者。据说不少昆明土著中学生亦不乏效颦者。

在昆明旷古未有的世变之中，我于1945年秋飞往印度，候船去美国留学了。

（节选自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