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黄祖民（1949外文）

2006年7月，江怀棠、廖叔俊、王金凤、张天泰和我几名清华校友，在何祚庥家座谈。因为怀棠、叔俊、金凤和祚庥当年在母校出版过壁报《新报》，天泰、叔俊和我组成过地下党联系一些壁报的宣传支部支委会，所以大家在一起回忆回忆《新报》的情况，以便写一篇关于那份壁报的文章，献给母校复员60周年纪念。

我与《新报》毫无瓜葛，在校时只是该报的一名读者和“粉丝”，因此，大家座谈《新报》我只有旁听之份。我带去了1948年在母校参与出版的一份《抗联新闻》的照片影印件（下图），给校友们看。那是颇为珍贵的学运资料，座谈者很感兴趣，认为难得。谁知，这份《抗联新闻》竟然还与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新报》关系甚为密切，而在座的江怀棠既是《新报》的主要骨干，又是《抗联新闻》的主编之一。

1948年发生了“七•五”惨案。东北学生迫于战火流亡入关，约万余人到达北平。他们衣食无着，反动政府还要把他们当炮灰。他们去市参议会示威抗议，竟被宪警开枪屠杀。7月9日，清华地下党派我们几个人进城到北大二院（红楼后面），参加“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血案联合会（简称‘抗联’，一作‘学抗联’）”宣传部的工作。

我到了北大之后，看到专门为支援东北学生出版的铅印小报《抗联新闻》已在编辑。现在知道，编辑部的骨干就是清华《新报》的成员。《新报》的主要负责人、经济系同学戚学毅和电机系同学江怀棠担任《抗联新闻》的主编。据江怀棠说，戚学毅当时掌握编辑部的大政方针，较少参加编辑的具体工作。主要的编辑工作由江怀棠负担。记得他正在以专业化的技巧画版样。我惊讶地看到，他甚至像一个报纸老编辑那样懂得，报纸的诸多标题要尽可能(不是必须)从页面的右上角联到左下角，从左上角联到右下角，形成一个大交叉。这样版面就显得错落有致。原来，他是在编排《新报》时学来的。

老校友们会记得，《新报》在母校的众多壁报中，是很具特色的。它那客观报道的方针，巨大的信息量，贴近同学生活的校内新闻和各地学运新闻，以及它那报纸式的编排，一丝不苟的印刷体的缮写……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受到欢迎。

因此，《抗联新闻》实际是铅印的和扩大了的《新报》。首先，它继承了《新报》的新闻方针。

我在座谈中饶有兴趣地听到《新报》创办前，参加讨论者对新闻方针（或办报宗旨）的一场争论。

廖叔俊曾撰文回忆，争论的情况是：

“戚学毅开场讲了事先分别酝酿过的办社宗旨，大体是服务学运，服务同学的学习和生活的意思。内容和方式是仿照报纸办一份手抄的新闻壁报，定期报道学运消息和学校大事。他强调这是我们社团的特色。因为同学中政论、文艺性的壁报很多，已经琳琅满墙，再重复一个就没有什么必要和意义了。对此大家深表赞成；但杭（雄文）、卢（禹）两同学提出问题，要求戚讲清楚本报是什么立场和倾向？他回答很明确：同学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何祚庥也讲了同样的看法。他们两位却认为这是中间路线，含含糊糊，不敢革命。经过讨论争辩也不能一致。他们便表示失望和不愿合作，马上退场（他们以后加入其他社团，也参加了革命。卢禹同志解放后还在市委的教育部工作过，英年早逝）。大家决定按戚、何的意见做。定名出版的壁报为《新报》（社团名为“新报社”），以消息报道为主，间有社论或评论。”

这马上使我想到，1956年我刚刚调到新华总社国际部时就遇到的一场争论。

进社以后，我学习了刘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新闻记者团的谈话》。记得该谈话的一份记录稿中提到，外国的报刊标榜他们是“客观、公正的”；我们的新闻为什么不能全面、客观、公正呢？只有尽量使新闻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才能有威信和广泛吸引读者。报道要注意准确、迅速、简练。当时，新华社的领导是贯彻了这个方针的。社长吴冷西、副社长朱穆之一再强调客观报道，认为编辑、记者的主观评论应写入社论、评论中，而尽量不要写入新闻中；新闻要“以事实说话”。国际部主任王飞则说过：“客观报道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国际部编发了一条关于某亚洲国家一名副总统的消息，写得比较客观。一位在苏联居住多年的老新闻工作者，就在新华社的内部业务刊物上著文批评国际部发这条稿子立场不稳，旗帜不鲜明。他主张让读者明确知道这个副总统是个亲美反动派。我奉命写了一篇短文与他商榷，大意说，尽量使新闻客观些，是贯彻少奇同志谈话的精神。报道形式客观比动辄扣帽子、骂人，能得到广泛读者的接受。潜移默化比生硬灌输的效果好得多。这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外国报刊的好经验。当然，我们也懂得，客观报道不等于“纯客观”或“客观主义”。对新闻的取舍取决于记者、编辑所反映的通讯社和报社的立场、观点；在西方，则取决于传媒老板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或政府的观点，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有闻必录”或“代表一切人的立场”。

到了十年浩劫，正确的新闻方针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新闻的内容变得非常片面偏颇；写作上用了大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红卫兵语言。到后来，还发展到把毛主席语录生拉硬拽写进国际新闻里，据说这样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做法得到了姚文元的批准。

幸好，无论是《新报》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抗联新闻》，自始至终都贯彻了同样正确的新闻方针。

《抗联新闻》的全貌现在已难记得或看到了，不妨仅就《抗联新闻》第二期加以观察。这期报纸我已珍藏了五六十年，直到几年前我才作为青运史料捐给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保存。

第一，报纸的大部分篇幅是新闻，而且写作方式是客观的；正是“以事实说话”的。它报道了大家关心的事件最新动态（头条刊载抗联向李宗仁请愿的情况）；特别是着重报道当时局势的焦点：7月9日抗议大游行后，当局害怕事态继续朝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对清华等校师生采取暴力压制，从而遭到更激烈、持续的反抗；还报道了各地、各方对学生的支援（抚顺矿工大罢工、辅仁和华北学院的支援，等等）。这些新闻大都是直接派记者去采访得来的（如被打伤的清华教授夏翔的采访记）；有的是从各地发来的（如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七校发来的慰问电、函）。而派记者采访和收集各地消息，正是《新报》的传统做法。

第二，报纸也通过旗帜鲜明的社论，阐明抗联当前的态度，指出最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当时反动当局很害怕东北华北学生的大团结，千方百计想在华北与东北学生之间以及在东北学生之间进行分化，威胁参加抗议行动的各校师生。社论针对这个关键问题，提出“坚定、团结、警惕”的要求。这像《新报》在校内对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例如拥护还是反对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表示了鲜明的态度。

第三，巧妙地利用客观材料,支持学运，打击反动当局。该报刊载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7月10日的社论，题为《又是一个学生的悲剧》。社论说：

自从日本投降以来，中国的官员，政府官也好，地方官也好，在处理学生问题时，都表现出几乎不可信的愚蠢。无疑的，学生给政府造成了一个严重问题，但是，除了少数的例外，官员们都曾经企图用一种最愚笨的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暴徒们几乎是打遍了，杀遍了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里的学生；连北平也在内。武装警察和特务在半夜侵入宿舍逮捕、杀死和恐吓年轻学生。有些学生当他们被扣囚在监牢里的期间，神秘的“自杀”了。

……

只要不受人欢迎的内战继续下去，而政府和经济问题存在下去，学潮无疑是要继续下去的。近几个月来，政府在战事上大为失利这件事，并未提高学生或者普通民众对于现政权的信仰。不过，野蛮的压制不曾解决问题，而且能使它激化。并且，这种惨案也加强了一些不愉快的比较。譬如，军队在后方与平民作战打得多么好，而他们在前方与共军作战时却表现得多么糟糕等。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中国办的影响颇大的报纸。引用它的言论，无疑会比引用国内报刊言论的效果好得多。在宣传上这显然是个高招。

第四，与敌人论战，不靠谩骂，谩骂不是战斗。这期报纸最后一篇文章，短短二百字左右，用杂文讽刺笔法，揭破中央社为了掩盖当局派人用暴力阻挠清华同学进城游行，说成“民众咸表愤慨劝阻学生”。文章说：“既是劝阻，何来教授学生受伤，清华教授家玻璃破碎？是不是因为民众咸表愤慨，气冲斗牛，所以在劝阻时用‘气’把教授学生冲伤了，把玻璃也冲破了吧？”

正因为《抗联新闻》的方针、运作、编排等等都依据已经卓有成效的《新报》，所以我这个被派去协助工作的门外汉就显得多余。我只是跑过一次北大四院（今宣武门新华总社），取回印好的一期《抗联新闻》。一期有颇厚的一捆。拿着它走过大街是不行的，坐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行，于是叫了部三轮车。三轮工人看了看我，一语不发，提起座垫，下面的空格子刚好放进那捆报纸，然后把我一直拉到北大二院门口。躲开常在附近出没的军警、特务，我溜进了编辑部。

听江怀棠说，他有一次在送报时比我惊险得多。他直接跟军警碰了个照面，幸好能随机应变，几句话把他们打发了，才把禁报带回抗联宣传部。廖叔俊也有过利用校车偷偷地运送学运小册子的经历。由此可见，干这一行，有时还是得玩玩 “有理说不清 ”的危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