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唐小兵

　　1938年秋天，殷海光终于进入他向往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读书。此后，他在西南联大整整度过七年漫长的岁月。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使殷海光常带着忆念，带着兴奋，也带着已逝的惆怅。殷海光的学生陈鼓应整理的《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春蚕吐丝》，其中有一章专门记述了殷海光大学时代的生活，这段生活奠定了殷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底色，也孕育了其自由探寻真理的心灵和反抗威权统治的心志。

　　晚年殷海光在病榻上曾对其弟子说，当年他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郑昕是德国留学生，对康德有很深刻的研究。郑昕在学生堆中发现殷海光也在听他的哲学概论，就对殷海光说：“你不用上我的课，自己看书就好了。”殷海光照他的话做。到学期末，殷海光的哲学概论得最高分。殷海光又选了金岳霖的基本逻辑，金先生看见他来上课，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先生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结果殷海光去听王宪钧的课。

　　哲学系每两个礼拜有一次讨论会，老师上台讲话，学生也可以上台讲话。研究黑格尔的贺麟教授有一天讲了一个叫“论超时空”的题目，贺先生讲了半天，金岳霖先生起立发问，他问贺，什么叫时？什么叫空？怎么个超法？贺答他的问题，答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最后，金先生起立说：“对不起！”戴上帽子就走了。金先生认为贺的物理学不行，时空的问题根本搞不清楚，再说，也不过是搬弄几个空名词，耍文字游戏而已。所以就很礼貌地离开还没有结束的讨论会了。这儿，在学问面前，没有敷衍，也没有人情。

　　从殷海光先生回忆的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赫然感知到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就一大批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内在根由之一了，那就是作为学问中人在知识面前的诚实，金岳霖既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在逻辑学的讲授和研究方面跟新回国的同事相比存在差距，因而鼓励自己激赏的学生去接受最好的专业训练，同时又会在公共的学术场合不留情面地与有一定资历的同事辩难。这无疑是向学生表明在知识和真理的探索面前，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是在人格上平等的，而这种人格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联大教授固守一种扁平化的民主模式，从而在价值相对主义或虚假的多元论的前提下，将学术的卓越与学术的平庸混为一谈。事实上，通过西南联大各种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组织和交流，以及充分的闲暇与非功利、非正式的学术漫谈，一流学者的权威正是从中破土而出，权威并不是压制学术自由表达和争论的学阀，而是捍卫学术尊严和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知识领袖。这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出的学者应该遵守的知识上的诚实原则，也是孔子所言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横竖是水，可以相通。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西南联大教授在政治权力面前的学术独立精神。晚年殷海光怀念那种精神的情调，身体力行地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捍卫一个知识人最后的尊严。据他的讲述，那时的士大夫还保持着一股清流，士人保守着一些观念，他们有所不为。他们认为学术至上，爱惜清高，鼓励读书，对于大官实在瞧不起。在西南联大，有一天，有一位重庆的大官来演讲，他不知风色，站在台上大发议论。学生站着，双手插在裤袋里，东倒西歪，从后一排起，渐渐溜掉了。大学生以为当大学教授最好，要么做些文化事业，从没想到要去当官，如果有这个心思的话，这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当然，他们对于真正有学问、有抱负，献身抗战的教授，像张荫麟先生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做事，倒也尊敬，不过这是极少有的例外。受到北平一带学人独立精神的影响，那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说中央大学的教授把大官给他的名片、请帖压在玻璃板下，向人显示他的交游和重要性，引为笑谈。南北学风的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者比官僚更有地位，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学术风气下，知识的尊严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在一个威权时代，殷海光认为学人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捍卫学术独立之精神，同时也是在坚守人格之底线，教授群体的这种努力对于学生自然有典范作用，青年学者的风骨就是在这样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之中涵泳而成。在这样一种风气弥漫的大学校园，奔竞钻营之徒，苟且塞责之流，即使偶或有之，也不敢招摇过市，在价值上无法自圆其说，也就不能形成气候，可以说这种对做公务员直至升官发财为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的极度鄙视，从消极的层面营造了校园里单纯而自由的读书气氛。学者跟政治权力的刻意疏离，乃至悍然批判，都在向学生传递一种生生不息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学术文化是比政治权力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殷海光的西南联大印象，在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里有充分的印证，同样长期浸淫于联大校园的自由独立气氛中的何先生，曾对采访者文靖一字一句地强调：“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诚哉斯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转自 东方早报 201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