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唐小兵

年轻时的吴宓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十七岁的吴宓时为清华学堂中等科一年级学生。三天后，吴宓阅报方知湖北武昌府“革党举事”，吴宓的日记以“乱事”、“鄂乱”等描述武昌起义。起义五天后，居住在北京城外清华园的吴宓，已经无法通过阅报获致武昌事的详情，盖清政府已经禁止北京各报登载各省乱事。

新闻封锁的结果，自然是谣言四起和流言播扬。武昌革命，深深镶嵌到书生吴宓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具体而细微地影响了其生活的流向，自此，几乎每天的日志，都有对此事及其影响的记载、观感与评论，从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接受新知识和新式教育的青年人对“革命胜利”的欢呼，而是对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焦虑。九月初八日，吴宓记：“今日北京情状略如常日，闻初五、六两日备极恐慌，今日似又稍清。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以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客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余始欲向王世叔商量借钱三四十元，以为危急时逃亡上海之预计，继思如此窘乏，决不能得钱，乃止。”辛亥革命，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是又一次颠沛流离的开始，是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断，是穷形尽相的逃亡。这么多人往上海奔逃，决不是因为上海靠近“革命的南方”，而是因为上海有租界可以栖身暂避战争之苦难。即便如此，仍可见一线温暖人心的光芒，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学校还在上课，教师还在坚持，或许亦可称之为文化的力量吧。

一介书生吴宓，该何去何从？书呆子吴宓，其实并不呆傻，他在这几天的人心惶惶中，其实在认真地盘算。身边的同学一个个“花果飘零”，作鸟兽散，难免不影响吴宓敏感的心灵，更何况，清华园还有隐忧：“（一）为土匪，恐消息紧急时纵起剽掠，本园孤悬城外，其危可知。（二）为满人团本校而居之，乡人皆系满族，当此革命锋起，排满议兴，彼满人之嫉视汉人自意中事。如果事局一危，乃以诛戮汉人为暂快。”可没有盘缠，交通阻断，往何处逃？不如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再说革命党未必能够获胜，即使成功，也未必会牵连自己的性命。而且，吴宓知其父安居沪上，关中家人安堵无惊，并无后顾之忧，何必冒险出逃？吴宓的浪漫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此时此刻，初见端倪。他给自己的不出逃，找了一个审美的理由：“且吾生毫未履危险，今即使京师有事，使余能于此危境中安稳渡过，则能广增闻见，多添知识，事后谈之亦津津有味，且多能掇拾轶闻琐事，为他日著书之资料。”真真乃一个孤臣孽子般的吴宓，危急时刻，尚不忘做历史的见证人，如此吴宓，恍若加缪般的存在主义者，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体验得最多。

毕竟是书生吴宓，处此乱世流离，尚不忘深自愧悔学业之荒怠。九月初十的日志记：“自鄂事发生以来，至今恰二十日，余等既忧国势之将来及世界之变迁，复以乱耗迭传并为故乡虑、为家中虑，而又为一己生命之安危虑。以故，心常大扰，皆毫未习学课。余至今日始觉心绪稍宁，略可注意课业。盖此事将来之趋势现时既未能知，吾辈居此虽有危险，即知之而亦无补救之术，乃徒以此事往复胸中、自觉烦恼其又奚益？”儒家讲反求诸己，佛家讲禅定，道家讲超然物外，这都是超凡入圣的高标准，翩翩少年吴宓，就已经在日常生命的拓展中如切如磋地实践了，或许精神世界就是在这一点点的打磨与杌陧中牵缠、滋养而成？个人、家庭与国家之命运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如一团历史的浓雾盘旋在他的视线里。

本有美国驻华使馆庇护的清华园，最终失去了这一层脆薄的防护。九月十九日，分得遣送费二十元的吴宓与同学朱斌魁、陈烈勋等仓皇入城，乘火车出走京城，至天津，又转乘招商局“普济”轮船去上海。“宓诸事不管，但自己挣扎，或偶牵一友之手，行过火车站附近一带地区。轨道、铁丝，纵格、横阻，高下不平，又黑暗无灯，行过甚困难。宓几次跌倒，痛且悲。终由小艇载送，登入‘普济’轮船。此船极小，本为运煤之船。其时，争先南归者，大都是官宦宅眷：彼辈将其婢女、仆妇，行李、箱笼、器具、杂物，尤其许多马桶，悉置于统舱中。故统舱中之空气极秽浊，入其中者即将呕吐。”这是晚年吴宓自编年谱中对辛亥年逃亡的记录与记忆，哪有一丝从皇权专制的京城，奔向革命而自由的南方的狂喜？历史烟尘中剩下的也仅仅是吴宓离开清华园时，“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的不舍与悲恸，这份在宏大叙事的辛亥革命史的小人物的情感与记忆，或许才是更经得起时间磨洗的细节与真相？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转自 东方早报 2011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