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

引一则故事，1934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杨树达（遇夫）由清华园进城，遇同系教授刘文典（叔雅），并有对话。《积微翁回忆录》的记述如下：“由清华入城，车中遇刘叔雅。谓余曰：‘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余以其语无端，则云：‘吾辈老朋友，君何为客气如此！’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余闻言，乃知其为近出《学报》文字而发，而其语出人意外，错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于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矣。”此段文字，以典雅文笔存录不雅言辞，又对言者与闻者的神情描写细腻，足可领略文言文记事的妙处。

杨树达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湖南任教国文教员。1920年代到北京，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1926年秋应清华学校聘任国文系教授，在大学部和旧制部开国文课。1928年9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后任国文系教授。杨树达专攻文字学，并研究《汉书》，均有突出成就。1934年10月《清华学报》第九卷出版，发表了杨树达研究汉字的文章，见解独到，为学者所叹服。但也有人对杨的学问并不认同。刘文典教授以此方式来称赞杨的学问，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1931年秋—1932秋刘文典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2年5月11日，杨树达给系主任刘文典写信，表明下半年不愿再接受清华的聘任。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访杨树达，谈到他给刘文典的信，劝杨树达打消辞职的念头。杨答道：“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听后，“唯唯而退”。

从这次谈话可知，杨树达已经了解到校内同事中有人看不上他的学问，“诸先生无知之言”，看来还不是一个人，而其中应该就有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蒋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我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即杨树达）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都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没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引文中的对话，应该是蒋廷黻后来想象出来的，因为杨并没有在清华的历史系任课，杨在国文系开《汉书》课，其教学目标自然与历史系不同。或许有历史系的学生选修了杨树达教授的《汉书》课，蒋廷黻也有可能考察一下学生听课后的效果。蒋廷黻对杨树达学问的看法应该就是在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时就形成了，这就让他多年后仍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应该说，蒋廷黻1960年代的追忆有失实之处。

1931年12月，因杨树达著《汉俗史》及《汉碑考证》，颇得好评，陈寅恪建议杨在清华历史系兼课，可避国文系的纠纷，杨表示认同。当时，陈寅恪是国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以他对两系都了解，所以有此建议。此后，是杨树达自己还是通过陈寅恪与历史系联系兼课之事未见记载。杨想在历史系兼课，系主任蒋廷黻就会把自己的看法向文学院和学校表明。或许就是听到这些并不公允的评价之后，杨树达提出辞职。后来，学校未允杨的辞职，继续任国文系教授，也没有在历史系兼课。三年之后，刘文典教授借杨树达发表著作的机会，以颇能代表个人特点的方式对杨的学问大加赞赏，同时也以很不雅训的骂街方式回应了异议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杨树达也就认为清华“诸先生”所说是“无知之言”了。

对于杨树达在文字学和《汉书》研究上的贡献，史有确论。章太炎曾说：“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陈寅恪的评价是：“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