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9年1月开始,美国已退还首批庚子赔款,按照计划,首批100名留美学生年内就要抵美国。所以在1909年农历8月,两部举行首次考选,录取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北京高等农校(当时全国六所国立高校之一)校长金邦正,我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胡刚复,我国现代化学开山者张子高以及曾当选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
1910年考选了第二批70名,1911年第三批63名留美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
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朝廷将肄业馆改为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后又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扩建为清华大学。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佼佼者。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庚款留学生”的计划继续进行。
1914年美国又实施“二次退款”,就是全部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庚子退款。1928年北伐胜利,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
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名,1929~1932年选送104名,庚款赴美留学生共计1000余名。又一说,1909~1929年间直接或间接受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达1800余人。由庚款留美所促成的留美潮流延续不断,到1917年留美学生已超过1500人,1925年达2500余人。
1931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今后5年内每年拨款20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1932成立“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由梅贻琦校长牵头,名额大多分配在物理和化学专业,考选工作主要由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负责,助手是吴有训、张子高等。除教员达5年教龄即可资送出国读学位或进修外,从1933年起“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6届留学生,每届录取名额30多人,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留学美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
赵元任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
20世纪初,“科学救国”形成一股社会思潮。而清政府认为学习文科、法科的青年易滋生革命意识,也希望留学生掌握务实的技能,所以限定留学美国的学生“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理财师范诸学”。
1910年,赵元任等第二批庚款留美生来到美国,他跟多数留美生一样选择了自然科学。
1914年夏,留美生们又聚集评论时势。他们大部分是理工科学生,其中任鸿隽和杨杏佛是由孙中山批准留学的。他们深知“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提议刊行杂志,于是拟成《〈科学〉月刊缘起》,反映了“科学救国”的主张。1914年6月10日,在康乃尔大学任鸿隽宿舍聚会拟成立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发起人有:胡达(后改名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杨杏佛)、任鸿隽等。
赵元任为《科学》月刊发起人之一,而“《科学》月刊的发起实为科学社的前身”。
为筹足运行资金,科学社“发行股票40份,每份10美元,其中约20份由发起人负担,余20份发售”。赵元任等人要用节省下来的奖学金支持刊物。
当时清华奖学金每月60美元,对于靠奖学金生活的留学生们来说,要交出约30美元,实属不易。赵元任和其他一些发起人试图靠省吃俭用、节省开支来支持它。赵元任与康乃尔大学的同学任鸿隽发起“吃经济饭”比赛。他回忆:“有一次一天吃5角钱,另一次一天吃3角5,不久我们两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睡倒。”赵元任追忆当时餐费的最低记录是每天2角3分。赵元任为节省更多的钱来支持《科学》杂志。“在一段时间内,午餐时只喝汤与苹果馅饼,以至于营养不足而病倒了。”(据赵元任《口述传记》Oral History,1977年加州大学出版。)
赵元任和胡明复、任鸿隽、杨杏佛等9位发起人,为使科学社与《科学》杂志迈出第一步,付出了极大热忱。不到几个月,社员增至70多人,股金也集到500余元。1915年元月《科学》终于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11岁到武昌读书。
20世纪初,湖北省在洋务派大员张之洞主持下,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大约200多所,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仅武昌一地学生达5千多人。1910年秋天,闻一多考取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秋天,闻一多进入北京西郊清华学校,同学都在13岁上下,有42人。1922年7月闻一多23岁时赴美国留学。
当时的“庚款留美学生”,每月发给80美金的生活费(1圆美金可兑换银圆1圆3角)。
闻一多在1922年暑期就到了芝加哥美术学院。他跟老学友钱宗堡、罗隆基三人合租一处房子,8月9日他在家信中写道:
“今年在芝加哥已与美国生活接近……。现在寓所系新租房子,同居者钱君(宗堡)而外,有罗君隆基。……此处房租三人只每月45圆美金(合每人15美金),每日在饭馆吃两餐饭;每餐约需三、四角美金,刚吃完了不过一两点钟就饿了。但一动用就合中国钱一串多。”
同月家信又说:“在国时每贱视金钱以为不足吝惜,来此竟以日计算囊中尚余多少,明日当耗多少,战战兢兢惟恐浪费,回思在家与家人为此问题争执,不觉自笑亦自悲。盖曩在清华无饮食之忧,有钱一日可挥十数金,无钱镇月不用,亦常晏如。……呜呼,肉体生活之真经验从兹始矣。” “我们三人住两间房子,每月租钱22圆(合每人73美金)。房子甚讲究。”
1922年10月15日家信中,闻一多谈起准备在国内自费印行诗集《红烛》的事宜。他委托创造社的朋友郭沫若等,交给上海泰东书局办理。他预测印费100银圆左右,如果售出200册就能收回成本 ——
“在国内的朋友们屡次写信来催我将诗集指《红烛》。付印。我也想我该早点进行,但经济方面颇不易解决。大概照寻常的诗集底格式印起来总须百圆。我颇想将月费中节省之数作此资本。但照现在的成绩,每月才能省5圆(美金)。 现在1圆美金才能换1圆3角银洋。故若凑成全数颇费时日。我不知兄处或二哥处能否暂凑半数,期于年内出版?《草儿》售洋8角,《冬夜》6角,《女神》5角5分。我想我若售6角,2百本即能够本成本共120银圆。了。我想至少8百本容易卖掉,其实此种书决不致这样难售。”
他在1922年10月28日家信中说:“近来的日子并不算苦,但说起来似乎有点寒酸。为省钱起见,我们三人每天只上饭馆吃一顿饭。其余一顿饭就买块面包同一盒干鱼,再加上一杯凉水,塞上肚子便完了。这样顶多有两毛钱(美金)就够了,若在饭馆,至少也要3毛钱。但是无论怎样苦,我决定每月不多不少要省下5块钱(美金)。若有多的钱剩,我就送给书店底老板罢。因为阔的饭我吃不起,阔的书我非看不可。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钱同他种著作底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要收利钱了。”
闻一多准备节省他的留学官费(美金),兑换100银圆作为诗集《红烛》的印费。这时美金兑换银圆的比率有所升值。1923年1月5日家信中又说:“兹已寄美金30圆与十哥作《红烛》印费,请他转交书局,(下月)少则寄25圆归。美金价钱现在很好,统计可以寄归之数,至少55圆,可以换银洋百圆之谱……”
闻一多诗集《红烛》可得稿酬80银圆。1923年9月12日家信中说:“实秋信言沫若已允赠《红烛》酬资80圆。……” 1923年中秋前一日家信中又说:“《红烛》据实秋云目下当已出版,酬资80圆,已托十哥领取,不知到手否?泰东本窘甚。沫若等为文亦无规定之价格,惟每月房饭钱向泰东支取,尚不及百圆。故目下彼等不能支持,皆有离沪之意。……实秋已被邀入创造社。我意此时我辈不宜加入何派以自示偏狭也。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诗集《红烛》印成,样书质量不佳,闻一多很不满。1923年11月家信中说:“泰东曾寄《红烛》10本来。排印错误之多,自有新诗以来莫如此甚。如此印书,不如不印。初出头之作家宜不在书贾眼里。人间乃势利如此,夫复何言!80块钱拿到手否?”
12月10日家信又说:“……此处为科罗拉多大学之寄宿舍。房租每月7圆(美金)。从前寄寓人家每月15圆。我与实秋皆来此,并自己做饭。我们买了一个电气炉子,费美金8圆余。拟每日至少做一餐饭,算来如此每月只需钱20圆(美金)。若更宽算与房租合计亦不过30圆,比从前少20圆。自己做饭既可省钱又可吃到中国饭,此大乐事也。”
闻一多1924年6月14日家信表示:“若徒为家庭谋利益,即日归国谋得一饭碗,月得一、二百金之入款,且得督率子侄为学做人,亦责任中事。”
摘自《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陈明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