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读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读得颇有兴致。我想，作者是真费了一番功夫。他把现代学术界有成就的人物，选出一百零八人，与《水浒》上的“正榜头领”一百单八将一一对应。实际上还多旧头领一位，即托塔天王晁盖，与他对应的是章太炎。书里对章太炎的评价也是公正的，说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也说出他在学术上的不足。并将章太炎和黄侃、康有为和梁启超、罗振玉和王国维三对师生相比照（这三组人是当时国学界的三大流派），题诗曰：“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书里把胡适列为“正榜头领”第一名，与“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对应。这也公道，且合事实。书里学术人物所涉甚广，我身在山西，就想从中找几位山西学者，后来只找到两位。一位是孝义县的冯家昇，他是辽史、维吾尔史专家。另一就是李方桂。书里第一行介绍李方桂说：“李方桂（1902——1987）。山西晋阳人。”我想这里是排字有误吧。李方桂先生是山西昔阳人，此处误为晋阳。昔阳是有名的大寨村的所在县，这是祖籍。李氏生于广州，后在北京读书，进清华，留学美国，师从当时世界有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等人。他的语言学学术成就卓著。他与赵元任是介绍国外语言学入中国的两大学者。后来赵氏主攻汉语方言，而李氏主攻非汉语语言。当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说，赵元任是中国的“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是中国的“非汉语语言学之父”。这是非常有趣的评价。

李方桂（Fang-Kuei Li），1921年考入清华学校医学预科，1924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赴美留学，改读语言学，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1928年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且说后来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想请李方桂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就托傅斯年出面邀请。傅斯年去了几次，李方桂都不肯出任。最后一次，李方桂坦率向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是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那时候傅斯年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李方桂这样说，岂不是当面给傅斯年难堪吗？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脾气，当然是有些不高兴了，但是也没发作，就“长揖而退”，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李方桂是学者，不通晓世故，看事也难免片面。所讲的这三流人物的分法就不准确。可是，难得的是傅斯年，身居所长之位，而能容别人讲自己属于“三流”，这也是大度容物了。以傅斯年的成就与影响，要驳李方桂的理论，也不是没有话说。据《现代学术点将录》，傅斯年排在第三名，在胡适和王国维之后，对应着《水浒》里的智多星吴用。他是一位有领导能力的人，同时，他个人在学术研究上也大有成就。他的专业在中国古代史，主要著作是《夷夏东西说》，提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这东西方两族争王争霸，就是秦以前的古代历史线索。这是对顾颉刚“疑古”的超越，而开后人“释古”的先河。后来傅氏还有《性命古训辩证》，得到众多学者的称誉。所以可以说，李方桂固然是大家，但傅斯年同样也是大家，他们二人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各有卓越的成就。最难得的是傅氏不以权势压人，客气地走了。

傅氏与李方桂一直是互相尊重的好朋友。在1976年台湾的《传记文学》上，李方桂发表《让你做你想做的事》一文，回忆傅斯年，说傅“谈笑风生，无所不知”，而且识人用人，极有眼光。他盛赞傅：“只要我想做些什么研究，他无不赞成，这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往往办事的人总是要你做他所想做的事，而不是你要做的事。”大约，请李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事，就该是一个实例吧。朱家骅在悼傅斯年文中曾说，傅也是恃才傲物一类知识分子，“自负才气，不可一世”。但是当了所长，对于研究专家们则是另一种态度。但对国民党政府官员则大不同。傅当年曾经上书蒋介石，要求免去孔祥熙行政院长的职务，未成。后来（1947年）又曾在《世纪评论》刊物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当时也是任行政院长，被轰下台了。这是号称“傅大炮”的傅斯年的可爱之处。现在，对文化界、学术界的领导人来说，从学问到处事，未尝不可以一学。（李国涛）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