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

1920年代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国学科，传说梁启超曾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尚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任导师，并有这样一则故事：“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故事中的对话后来被称为“梁曹对”，为许多讨论清华国学院的文章所引用。这则故事出自陈哲三先生（台湾南投人，1943年生）的文章《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该文分三段：一、小传，二、遗闻轶事，三、著作。陈哲三先生在第二段开始时所写的说明：“此段所叙，大皆为孟博师于课堂上或聊天中所追忆者，为使行文方便亲切，乃以孟博师口吻记之。然文中倘有差池，是笔者闻记之误，应由笔者负责。”（孟博即蓝孟博（文征），陈寅恪的学生，1929年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现在“差池”出来了，故事开头的时间，“十五年春”，是民国纪年，即1926年春。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1924年倡议，1925年上半年筹办，1925年9月开学，到“十五年春”已经开学半年了。这不能不对整个故事的可信性画个问号。1970年4月蓝文征发表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至此，有关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一说的来源应归于一处了，都是出自蓝文征。蓝文征1927年入学时，国学院已经开办两年了。蓝对国学院开办之初的情况应是从教授和同学们的讲述中了解到的。40年后，年逾花甲的蓝文征教授把当年的所闻所见讲给他的学生听，陈哲三先生用极具文学色彩的笔调记述了尊师所讲清华国学院的遗闻轶事，使故事更动听，但史实的可靠性则另当别论了。

蒋天枢（1900-1988，1927年考入清华国学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称，“先生之来清华，吴所介也。”，吴，即吴宓。蒋著中引用蓝文征著《清华大学国学院始末》内容多条，但未取梁启超推荐之说。桑兵教授的文章《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历史研究》 1997年2期）从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等方面考证，认为梁启超不大可能推荐陈寅恪。现在据《吴宓日记》及《清华周刊》等资料考察清华学校聘任陈寅恪的过程。

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9日 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提出（1）名义为研究院筹备主任。（2）须有全权办筹备处之事，并负专责。此议得到校长同意。12日筹备处成立，开始办公。14日，吴宓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任陈寅恪为教授事，15日与张彭春就陈的工资事交换看法。16日曹允准聘陈，吴宓“即发电聘之”。由此可知，清华学校聘任陈寅恪是由吴宓推荐的。

1925年2月13日《清华周刊》消息，新聘教授吴宓到校。周刊介绍了吴宓的履历和任职，除教授翻译外，吴“须与王国维先生筹备研究院之组织”。2月20日《清华周刊》刊登“与吴宓先生谈话记”。记者向担任筹备处主任吴宓询问研究院的计划和聘任教授事。吴宓称，现聘定梁任公、王国维、赵元任三位先生。“尚有一二位名师，不久即可约定。”

1925年2月27日《清华周刊》消息，“兹校中又函电往德国，聘请陈寅恪先生为主任讲师，连前共四位。”此与2月16日《吴宓日记》所记相合。周刊用半页篇幅介绍陈寅恪，现摘录如下：“陈寅恪先生，乃诗人陈伯严先生（三立）之公子，幼承家学，故中国学问甚为渊博。自前清宣统元年迄今，留学欧美，共已十余年。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以及蒙文、藏文之类。其所用力者，为古代东方各国语言及历史，佛教发达传播之历史，中西交通史等。陈先生留学德法两国最久，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又其人笃志用功，故造诣宏深，诚留学生中特别首出之人才。”以上内容应是吴宓提供，吴宓极为佩服陈寅恪的学问。当1926年夏，陈寅恪来到清华，吴宓写诗：“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他后来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本期《清华周刊》还谈到吴宓两次与王国维先生会晤并专程到天津谒见梁启超，讨论筹办研究院事务。据吴宓日记，2月13日吴宓第一次谒见王国维先生，吴在晚年的自编年谱中称，此次谒见，持礼甚恭，给王留下深刻印象。2月21日吴宓再谒王国维，商量研究院章程。2月22日吴宓专程赴津谒见梁启超，讨论研究院事宜。据1925年《清华周刊增刊•大事记》记载给梁启超的聘书是1925年2月发出的。或许此次吴宓专程拜访时就带去了聘书，梁启超表示“极乐意前来”。我想，作为筹备处主任，吴一定会向梁谈起聘任陈寅恪的事。

1925年3月6日《清华周刊》刊登招考清华学校研究院学员广告，其中说“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

王国维的聘任是由胡适推荐的，1924年12月9日，校长曹云祥把印刷格式的普通聘书交胡适转给王国维。事后曹云祥觉得不够郑重，遂把毛笔手写的聘书寄给王国维，并附一封信，说明前事“殊欠敬意”。写信的日期是1924年12月31日。吴宓于1925年2月13日以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谒见王国维，也就在当天，胡适给王国维写信，提到吴宓对王国维的谒见。“曹（云祥）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吴宓进城谒见王国维，当天未返回清华。料想吴宓一定打电话给曹云祥汇报与王国维所谈事项。在此之后，胡打电话给曹时，曹向胡转达了吴宓得知王国维所虑之事。胡适的信中还提到，王国维将在一周内作出决定，就是说最晚在2月20日，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聘任。吴宓于2月21日再次拜访王国维，应是王应允聘任之后，吴与之讨论研究院章程。

1925年3月12日王国维到清华看房舍，13日梁启超到清华，校长曹云祥宴请王国维和梁启超，吴宓等作陪。3月20日《清华周刊》对王、梁二位先生来校做了报道，并说，王先生几日后即可到校事事，梁先生要到8月才能到校。4月18日王国维搬入清华园居住。

4月27日，吴宓收到陈寅恪来信，告以因“(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6月25日吴宓接到陈寅恪函，陈“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至此，关于聘请陈寅恪任国学院教授一事从推荐、聘任到应聘，有了完满的结果。

孙敦恒先生的《清华国学院的师生情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一文把“梁曹对”的时间定在1925年4月，以使梁启超和曹云祥有对话的机会。但曹云祥于2月就决定聘陈寅恪，只是还未收到陈的应聘函。梁启超也一定从各种渠道知道学校已经聘陈，此时再推荐也就没有意义了。即便梁不知道学校已决定聘陈，梁在此时向曹推荐，曹也会立即告诉他学校已发电聘任。如此，两人可能还会就此话题继续谈下去，但绝不会有如此激愤的言辞了。如果曹隐瞒已经聘定陈的实情，则与校长的身份不符，也无此必要，而对梁也极为不恭。梁启超被认为是国学院的倡议人之一，他自己也这样看。在吴宓推荐陈寅恪之前，如果梁启超就与曹云祥谈过聘任陈寅恪的事，并得首肯，当吴宓推荐陈时，吴也就不会“费尽气力”了。

1925年年初，吴宓的日记极其简略，三五字即记一事。我们无法从吴宓的日记了解更多内容，日记的几行字隐含了吴宓与曹云祥谈话的全部，或许曹向吴提出关于陈寅恪学位、著作等问题，以吴宓对陈寅恪的了解，也一定会向曹把陈的情况作全面介绍。如今若有人用生花妙笔拟出一个“吴曹对”来，一定会比那几行日记有意思，但那就只是小说家言了。当然，小说家言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也更宜于流传。

依据史实，可对陈哲三先生所拟“梁曹对”的产生和传播作如下推测：吴宓把他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的谈话讲给梁启超，其内容大致就是“梁曹对”的对话部分和所谈陈在欧美留学的经历。之后，梁启超把吴与曹的谈话讲给他的学生们，并加上自己的感慨，也就是著作等身与数百字之对比。而学生们转述梁启超所讲，就有可能把吴宓给忽略了，使故事的关键人物变成了梁启超和曹云祥。等到40年后， 国学院学生的学生再转录时，虽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使故事趣味盎然，是否符合史实也另当别论了。

记忆是不可靠的，会随时间而改变，就是亲历者也难免误忆。季羡林先生曾回忆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作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写完后一查资料，才知胡在两天前就到南京了。对于一些回忆文章中的细节描写，应视为文学创作，虽使故事更生动而增添可读性，却有可能失去在史实上的可信性。此类文字，有时会把想象的情节嫁接到历史事件中，以其缜密的逻辑和真挚的情感再加上引人入胜的细节会让读者深信不疑并为之感动。但当把事件的背景、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相关人物综合考究一下，则常会发现史实上的问题。“梁曹对”作为清华国学院的趣闻轶事，谈论一下无妨，却不能认定确有其事而当作史实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