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的话

今年是常风先生（1910——2002年）诞辰100周年，本月中旬，在太原万象书城将举办一个学术纪念活动，并编辑出版《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常风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贡献，近年来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组织人谢泳说：“我希望通过此次纪念活动，总结这位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做过贡献的山西学者的文学史地位，同时也提示，凡为社会做过真正学术贡献的人，无论他们生前的世俗地位多么卑微，后人总会记起。生命最终都要消失，但真的学术将会长存。”

常风先生（原名常凤瑑，1929～1933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去世已经8年了。去世前，差不多有10年的光景，我曾多次去过常府。现在回忆当年的情境，不由人唏嘘再三。斯人已逝，风范不存！

说起来真是糊涂，我在山西大学上了几年学，竟没有见过常风其人，或许在校园里见过而不认识。名字是知道的。他的夫人郭吾真先生（1929年～1934年就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是我们历史系的教授，“文革”风暴起来后，教师和学生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知道郭先生的丈夫叫常风，是外语系的教授，却不知道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名的编辑家、书评家。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兴趣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看到香港学者写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多处引用常风的话，又看到一本《钱锺书传》，也说到常先生的事且有赠诗，遂起了拜访的念头。没几天是国庆节（1991年），与妻子一起去了山西大学。毕竟是老学生，稍一打听，便知道了常先生住在几楼几号。

开门的是郭吾真先生，我说了自己在学校时的名字，先生还记得，邀入书房，不多时常先生就出来了。个子不高，气色还好，微胖，行走有些迟缓。毕竟是82岁的老人了。他在藤椅上坐下，说这样舒服些，而让我们坐在室内仅有的一对沙发上。郭先生也在一旁落座。

常先生与钱锺书是清华的同班同学。《钱锺书传》中，说到钱上大学时，曾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后来在西南联大教书时还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位也都是常先生的老师，我问钱是不是这么狂妄。

常先生笑笑说，钱锺书很有学问，也很有才华，能说出这样的话，多半是一时戏言，不必当真，若真是这样，也就不必上清华了。既然上了几年，这几年中总还是上过课的，怎好说没人能教得了自己呢。他也是叶公超先生的学生，叶先生二十出头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学士学位，是清华的名教授，想来钱锺书不会说叶先生的坏话。说到这儿，常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我，《叶公超纪念文集》，台湾出版，是叶先生的家人给他寄来的。他也写了一篇怀念叶先生的文章，将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发表。在校时，他和钱锺书交情甚笃，前些年还有通信，钱每有新著，总会寄他，现在都已年迈，联系也就少了。

他的话语缓缓的，咬字清晰，不带一般山西籍老人常有的土音。这或许与他多年在北京上学教书，教的又是英美文学有关吧。神态安详闲远，正是那种饱经忧患，洞明世事却又与世无争的老学者的风范。

闲聊中听出，常先生不光和叶公超很熟，和朱光潜、周作人、沈从文等文坛名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和李健吾还是清华时期的前后同学。毕业后，1933年清华毕业后，曾协助叶公超、梁实秋办过《学文》杂志，后来又协助朱光潜、沈从文办过《文学》杂志；抗战胜利后，又协助朱光潜、杨振声办过复刊后的《文学杂志》。以常先生的经历，想来对当时文坛的轶闻掌故，定然知之甚详。

像叶公超这样留洋回来的教授，居室布置也是很洋气的吧？

洋气谈不上，风雅是够风雅的了。常先生仍是那么平和地说，头微微上仰，似乎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这样具体而微的话题，不臧否人物，最能撩起老年人的谈兴。

1929年考入清华后，冬季的一天，他和钱锺书去看望叶先生，其时叶先生也刚从暨南大学应聘到清华任教，不过二十四五岁，住在清华园北院的教授住宅区。这儿原是清华学堂初建时，专为外国教授修建的，一律西式平房，叶先生住在北边中间的一套。门前是大片的草坪，整洁幽雅，很是安静。大约第二年夏天，移来几杆竹子栽在南窗前，等竹子长起后，便给他的书房兼客厅的那间大屋子起名为“竹影婆娑室”。还请老诗人、汉魏诗赋专家黄晦闻先生写成横批，悬挂在室内窗上方的白粉墙上。坐在他的书房里，确实能看见竹影摇曳。不久叶先生就结婚了，室内并未添置什么新家具，只是书架上多了一排十来本的精装书，是路卡斯编的《兰姆全集》和路卡斯写的《兰姆传》，皮脊上烫金的字和图案，十分耀眼。叶先生最喜欢兰姆的文章，胡适、温源宁等老朋友便买了来，作为礼物送给他。那时文化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力避凡俗追求高雅的。

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只身赴南京，请缨报国，教育部委派他去后方筹建西南联合大学，直到第二年才抽身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安排家属南行。就是这次北来，他还负有使命，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相机南下，以免为日伪所利用。事先有信给常，告知此行的目的。其时常先生在北京艺文中学教书。

很自然的，又谈起了周作人的轶事。

周作人也是个很风雅的人，和叶先生不同处在于，叶先生受的是英美教育，周则全然中国士大夫的作派。平日去了周家，周先生总是邀他到书房里叙谈，就是现在好多书上常提起的苦雨斋，可能是因为院子地势低洼，下水道不好，一下雨满院子都是水，主人深以为苦，便给书房起了这么个名字。倒也耐人寻味。叫苦雨斋，别以为是房子也窄小，不是的，那是一所典型的中国旧式房子，高大宽敞，室内藏书很多，陈列也很讲究，都整整齐齐摆放在带有玻璃门的书柜里。室内也不悬挂什么字画，给人的感觉是整洁朴素，书香盈室。“苦雨斋”三字，系名书法家沈尹默手书，写在一条小横幅上，裱糊后嵌在一个木框里，就摆在桌子上。

热天去了，周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请宽去长衫，若你认为在一位长辈面前脱去长衫不太礼貌而不便遵命时，主人就说，那我也得穿上长衫了，这样你就不好再拘泥礼节而只好从命了。主客各自就座后，周先生会递给你一把扇子，随即仆人便奉上一杯茶，然后就从从容容地谈起来。周先生说话声音不高，细声款语，又恳切又有味道，与之接谈，很受教益。他多是午后去，经常碰上钱玄同先生在座。

那次叶先生一到北京，第二天常就陪叶去拜访了周，因为过两天周还要请叶来家中用饭，没坐多久就告辞离去。回来的路上，在车里，叶说他看到苦雨斋的书柜里，立着一张日华什么会开会时的合影留念，很为周的处境担忧。果然，第二次去周家吃饭时，无论叶怎么劝说，周只是强调家里拖累太大，走不开，始终没说一句让叶放心的话。

也就在这之后，在上海的李健吾也很关心周作人的状况，多次来信问询，并要常写篇短文报道周的近况，在上海的报上发表。常遵命写了篇短文，名为《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希望周纵然不离开北京，也会作个伯夷式的人物。同时附去周刚送他的一首 “游僧诗”，内有 “劈柴挑担亦随缘”之语。李健吾接到后回信说，既是“随缘”，敌人拉他下水他也会下的，“大不妙”。不过还是将常寄去的文章安排发表了。

1943年后，常先生在中国大学文学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又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直到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先被分配到新华社，山西师范学院院长赵宗复闻知后，到教育部将常先生要回山西。能以所学为桑梓服务，当时常先生是很欣慰的，至于1957年的灾难，那是万万没料到的。

谈到自己的成就，常先生谦逊地说，他一生都是个教书匠，办刊物和写作，只是余兴，能与当时那么多文化名人触识共事，不过是机缘而已。平日写的文章，也不留心收集，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出过三本书，一为《弃馀集》，一为《窥天集》，还有一本据英文翻译的希腊田园故事《达夫尼斯与克洛衣》，即周作人帮他校阅过的那本书。还谈了1927年在太原上中学时，与同学宋劭文、高仰慰（又名远征，高长虹三弟）等人共办石燃文学社时的情况。从少年时就喜爱文学，倒是不假的。

听常先生一席话，真好比看“中国现代文学秘史”之一章，这些事情很少有人写过，尤其是这些名家的为人行事，甚至书房情调，更是闻所未闻。坐的时间不早了，老人身体欠安，不便过多叨扰，我们夫妇也就起身告辞。看得出来，对我们的冒昧来访，常先生和郭先生也不太反感。临别时我将带去的《钱锺书传》送给了常先生。

说话到了1994年，秋季的一天，谢泳从山西大学回来，带给我一篇常先生文章的复印件，是发表在台湾《联合文学》上的《回忆叶公超先生》，前年拜访时他曾提到过。时过一载，他老先生还记着这件事。空白处一行小字，“敬请石山同学兄教正”，同学已是抬举，后面还特加了一个兄字，老一辈文化人就是这么谦和。

这次去常府，谢泳看到萧乾给常先生的一封信，说常是当今幸存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方文坛惟一的知情人，劝常多写些回忆文章。谢泳还告诉我，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两次提到常风。过后翻此书，才发现当年夹在书中的那个纸条。

这样一位文坛耆宿，回到山西，竟一直沉默无闻，与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真是大可骇怪的事。联想到石评梅、高长虹、李健吾诸人都是走出娘子关才成就了一生事业与功名，心里一悸，莫非太行山也像淮河一样，在将地域分作东西之时，也将物产判了橘枳之别？

也是这次去常府，谢泳还带回几本常先生的旧著，其中有他的《弃馀集》与《窥天集》。夜晚，灯下，我翻看着《窥天集》里的文章。忽然，从书中掉下一页纸来。上面写着清秀的蝇头小楷，细细看去，不由人感慨万端。这是常先生前些年写的一页札记，记述了《窥天集》中一些文章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还记下了当年的一些宏伟的计划。比如，说到《小说的故事》时说：“拟写之《小说的艺术》之第一章，计划写十万字。此文写就数日，抗日战争胜利，初不意日月同光即在目前也。”

从这样的文字中能看得出，常先生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若曾经的中国不是那么战乱频仍，后来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垂头丧气，常先生个人没被错划为右派，以先生之学力与勤勉，别说这篇札记中提到的这几本书，就是再来几本也是能完成的。20年的大好光阴就那么白掷了，我的眼前一片模糊。钱锺书当年赠诗的诗题中，借苏东坡的话劝老同学“且复忍须臾”，须臾可忍，20年呢？如今倒是日月同光了，而84岁的老翁身陷病榻，空馀一腔大志，心中的凄苦又向谁去诉说？这才是人世间最可愤慨，也最令人“危心酸鼻”的事。

那次去山西大学拜访常先生时，我曾作了详细的笔记，说是回去想写一篇介绍常先生的文章，他说你现在别写，等我过世了再写吧。

先生过世已8年了，感谢《太原晚报》的朋友，约我写这篇文章。不完全是为了常先生，不管有多少的遗恨，他已有的成绩终将得到世人的承认，而是为了我们这些后来者，为了警戒和振兴山西多少年来荏弱的文化风气。（韩石山）

转自 太原晚报 201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