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 宗璞

和几个少年时的朋友在一起，总会说起昆明，总会想起那蓝得无比的天，那样澄澈，那样高远；想起那白得胜雪的木香花，从篱边走过，香气绕身，经久不散。更会想起名彪青史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弦歌不辍，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和我国开始全民抗战七十周年，也是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包括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八年抗战，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苦难，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西南联大也是这段历史中极辉煌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成为专门题目。记得似乎是八十年代初，美国人易社强来访问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请他谈西南联大的情况。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西南联大的研究者。他是外国人，为西南联大的奇迹所感，发愤研究，令人起敬。可是他多年辛苦的结果听说是错误很多，张冠李戴，鹊巢鸠占，让亲历者看来未免可笑。历史实在是很难梳理清楚的，即使是亲历者也有各自的局限，受到各种遮蔽，有时会有偏见，所以很难还历史原貌。不过，每一个人都说出自己所见的那一点，也许会使历史的叙述更多面、更真实。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入西南联大，而是一名联大附中的学生。只因是西南联大的子弟，也多少算是亲历了那一段生活。生活是困苦的，也是丰富的。虽然不到箪食瓢饮的地步，但也有家无隔宿之粮的时候。天天要跑警报，在生死界上徘徊，感受各种情绪的变化，可算得丰富。而在学校里，炸弹也好，贫困也好，教只管教，学只管学。那种艰难，那种奋发，刻骨铭心，成为永恒的思念。

现在有人天真地提出重建一所西南联大，以发扬她的精神。还是那几个少年时的朋友一起谈论，都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环境也不一样了，人更不一样了。真的，连昆明的天也不像以前蓝得那样清澈了。现在昆明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木香花。我们不再说话，各自感慨。

确实各方面都不一样了。那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种生存自由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这是大环境。从在长沙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不断有学生投笔从戎。学校和民族命运是一体的，据联大校史载：先后毕业学生三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和留在学校学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冯友兰先生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一九三八年，师生步行从长沙经贵阳，跋涉千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昆明，五月四日就开始上课。一九四二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据联大李希文校友（现任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记忆，冯友兰先生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这表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西南联大的子弟从军旅者也不乏人，这体现了父辈的爱国精神。梅贻琦先生之子女梅祖彦从军任翻译官，梅祖彤参加国际救护队；冯友兰先生之子冯钟辽、熊庆来先生之子熊秉明、李继侗先生之子都参军任翻译官。当时，梅祖彦、冯钟辽都在联大二年级，未被征调，他们是志愿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录了参军同学的名字，但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完全收录。在这里，我愿向碑上有名或无名的所有参军的老学长们深致敬意！

我的母校联大附中属于联大师范学院，为六年一贯制，不分高中初中，有实验性质，计划要将中学六年缩短为五年，但终未实现。因为学校是新建的，没有校舍，教室是借用的，借不到教室，就在大树底下上课。记得地理课的“教室”便是在树下。同学们各带马扎（帆布小凳），黑板靠在树上。闫修文老师站在树下，用极浓重的山西口音讲课，带领我们周游世界。课后我们笑闹着模仿老师的口音：“伊拉K(克)、K(克)拉K (克)”。伊拉克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克拉克在什么地方，我却不记得。下雨时，几个人共用一柄红油纸伞，一面上课，一面听着雨点儿打在伞上，看着从伞边流下的串串雨珠。老师一手拿粉笔，一手擎伞，上课如常。有时雨大，一堂课下来，衣服湿了半边。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管理学校，校方要和政府打交道，这可以说是一个中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学校当局有多少自由以实行自己的规划，对办好学校来说是关键性的。一九三九至一九四 年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全文如下：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历史学家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这封措词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 我想最主要的是，这是教授们的意见。

此函上呈后，西南联大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仍是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这说明斗争是有效果的。

学术自由，民主治校，原是三校共同的理念。现在，三校联合，人才荟萃，更有利于实践。由此形成一个小环境。西南联大在管理学校方面，沿用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除校长、训导长由教育部任命，各院院长都由选举产生。以梅贻琦常委为首，几年的时间，形成一个较稳定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是联大获得卓越成绩的一大因素。他们都是各专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又都是干练之才，品格令人敬服。另一个文件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了解。

一九四二年，昆明物价飞涨，当时的教育部提出要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这应该说是需要的，但是他们拒绝了。也有一封信，已由清华档案馆查出，全文如下：

敬启者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公费亦属当然。为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翼任何权力。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为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犹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二也。此两端敬请常务委员会见其悃愫，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专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签名人：冯友兰　张奚若　罗常培　雷海宗　郑天挺　陈福田

　　　 李继侗　陈岱孙　吴有训　汤用彤　黄钰生　陈雪屏

　　　 孙云铸　陈序经　燕树棠　查良钊　王德荣　陶葆楷

　　　 饶毓泰　施嘉炀　李辑祥　章明涛　苏国桢　杨石先

　　　 许浈阳

签名者共二十五人。他们担任各院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付出了巨大劳动，不肯领取分文补贴。“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翼任何权力。” 难得的是，这样想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除这二十五位先生外，还有许多位教授，也是这样的。有这样高水平的知识群体，怎么能办不好一所学校。

今年，有人问我，七十年前，日本人打来了，你们为什么离开北平？这个问题真奇怪，我们怎么能不离开北平！留下来当顺民吗？那时不要说文化人，就是老百姓，也奔向大后方，要去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量。离开北平不是逃避，而是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留在沦陷区的人也会有所作为。教师们肩负着传递文化的重任，他们可以在轰炸声中上课，在炸弹坑里上课，可以在和政府的周旋中上课，他们能在沦陷区上课吗？能在沦陷区办出一所西南联大来吗？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不仅担任教学，而且参加学校领导工作，从一九三八年一直担任文学院长，是西南联大的“得力之人”，西南联大校友、旅美历史学者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这样说。有朋友说“得力之人”的说法很好，但还不能充分表现冯先生对西南联大的贡献。冯先生为西南联大付出大量心血，是当时领导集团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的成绩和梅校长分不开，和整个的领导班子分不开，也和冯先生分不开。

据《冯友兰年谱初编》载，除了上课，冯先生每天都开会，每周的常委会、院系的会、还有各种委员会。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贞元六书”与抗战同终始。第一本《新理学》写在南渡之际；末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在六本书各自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切宏大的爱和责任感。他引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此为哲学家所自期许者也”。听说有一位逻辑学者教课时，讲到冯先生和这四句话，为之泣下。冯先生的哲学，不属于书斋和象牙之塔，他希望它有用。哲学不能直接致力于民生，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李天爵先生说，他在极端困惑中看到冯先生的书，知道人除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应当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个普通工人告诉我，他看了《中国哲学简史》，觉得心胸顿然开阔。最近在报上看见，韩国大国家党前党首、下届国家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在文章中说，在她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读了冯友兰的书，如同生命的灯塔，使她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四十年代，一天在昆明文林街上走，遇到罗常培先生。他对我说：“今晚你父亲有讲演，题目是《论风流》，你来听吗?”我那时的水平，还没有听学术报告的兴趣。后来知道，那晚的讲演是由罗先生主持的。很多年以后，我读了《论风流》，深为这篇文章所吸引。风流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极好赏析，让人更加了解名士风流的审美的自由人格。这篇文章后来收在《南渡集》中。《南渡集》顾名思义，所收的都是作者在抗战时写的论文，一九四六年已经编就，后来收在全集中。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贞元六书”和《南渡集》的单行本。《南渡集》是第一次单独出版。它和“贞元六书”一样，凝聚着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情。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仍然可以感到作者的哲学睿智和诗人情怀，化结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扑面而来。

西南联大这所学校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不会消失，总会在别的学校得到体现，在众多知识分子、文化人身上延续。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冯友兰先生在他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指出，这一段历史可纪念者有四，转述不如直接阅读，现节录如下：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此文不仅内容全面深刻，且极富文采，可以掷地作金石声。不只一个人建议，年轻人应该把它背下来。我想，记在心上的是这篇文章，更是对西南联大的纪念。

摘自宗璞著《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 ，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