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23年夏季，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20岁出头的沈从文，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从那见了无数杀戮死亡的湘西军营，来到北京，“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但是，京城居大不易。一到北京，他手上的一点钱便花光了。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援的状态下，靠着朋友的有限帮助，忍着饥饿，挨着北京严酷的寒冬，沈从文进行着他几乎无望的读大学梦想。读正式大学的梦破灭之后，这个倔强的湘西人又开始向文学领域的努力拓展。可是，学历太低，没有资历，想以文学来养护自己，也几乎成了梦想。梦想不能实现，但梦想却支撑起努力，几乎绝望的沈从文，开始向京城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当然，他是希望这些作家，能帮他圆一个文学的梦。

　　几位收到信的作家里，小说家郁达夫给了沈从文回应。这回应，是亲自看望了沈从文，为他买了一顿饭，送下一条冬天不可缺少的围巾，还有——一篇表达无限激愤的文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一

　　沈从文向郁达夫投寄的信，并没有保存下来，可是，在他当时写作的一篇文章中，录下了一封这样的求助函。信函的内容，也应当是向郁达夫倾吐的主要意思：

　　“A先生：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请原谅我！

　　一个人，平白无故向别一个陌生人写出许多无味的话语，妨碍了别人正经事情；有时候，还得给人以不愉快，我知道，这是一桩很不对的行为。不过，我为了求生，除了这个似乎已无第二个途径了！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嫌，依然写了这信。”

　　信的文辞十分谦卑，这当然是无奈的缘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

　　“我很为难。因为我并不曾读过什么书，不知道如何来说明我的为人以及对于先生的希望。我是一个失业人——不，我并不失业，我简直是无业人！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的流浪。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办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到处飘，我如今竟又飘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不仅生活，“一个陌生人，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找同情与爱？”他希望能寻到精神的养分。对此，他却又是疑惑的：“人类的同情，是轮不到我头上了。但我并不怨人们待我苛刻。我知道，在这个扰攘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人尽什么应当尽的义务。生活之绳看看是要把我扼死了！我竟无法去解除。”

　　因为是面对作家，沈从文专门写道：“我以为‘能用笔写他心同情于不幸者的人，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小孩子，’这愚陋可笑的见解，增加了我执笔的勇气。”可他同时又不敢抱多大希望：“先生对这事，若是懒于去理会，我觉得并不什么要紧。我希望能够象在夏天大雨中，见到一个大水泡为第二个雨点破灭了一般不措意。”

　　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沈从文仍然留下了自己的住址。这个住址，引来了当时已在文坛颇有声名的郁达夫。

二

　　其时，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不过教的不是文学，而担任着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讲师。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拿到的是经济学学位，所以，这教的，应当是他的“专业”。之所以接受这个职务，也多半是为生计考虑。由于自己文学道途并非平坦，郁达夫对于正在这条小道上苦苦挣扎的青年，有着许多的理解，甚至——怜悯。接到沈从文这封求助函，他立即抽出时间，按照上面提供的地址，来到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见到了颇为艰窘的沈从文。

　　这一天，由于郁达夫回家写有文章记述，所以时间基本清楚——1924年11月13（或12）日。当天北京风沙极大，在风沙中来回，郁达夫的眼睛居然被沙石扫得四周红圈，以致他在上课前，不得不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

　　北京的天气此时已很寒冷，郁达夫进屋后，见到的是一个极寒碜的形象：屋里没有必须的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着。看着沈从文这般瑟缩模样，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拍拍上面的雪花，带在沈从文身上……这一上午，他们说了许多话。主要是沈从文叙述，郁达夫做了一回忠实听众。（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郁达夫说：“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沈从文告诉郁达夫，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在沈从文看来，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至少以后的生计问题可以解决。沈从文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说是四五年间没有见到母亲和妹妹了，连她们的生死都无从知晓；他还说到了自己在北京的亲戚，曾担任过很高官职的熊希龄。当然，沈从文并没有想去求他的意思……从当时的情景看，沈从文对郁达夫是无保留地敞开着心扉。

　　时近中午，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外面去吃饭。在附近一家小饭馆，两人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并记下了当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三

　　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后，郁达夫便坐车回学校了。一路上，冒着极大的风沙，想着沈从文这位文学青年的陈述，郁达夫真是感慨万千。平日里，如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给他写信的人，很不少。这些人，大多贫困，只有一个文学的梦。而文学道路，又是那么狭窄。对他们，郁达夫除去同情，给他们一点微薄的经济帮助外，还真没有更多的法子。何况，他自己的经济力量，也极为有限。收入少是一方面，常常帮助他人，使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他到沈从文那里去的时候，自己也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自己一个大学讲师，生活尚且如此，联想到沈从文的生活前景，他真有无限的感慨需要抒发。当天晚上，在激愤之中，郁达夫写出了他的著名文字——《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对于为何要努力帮助文学青年，郁达夫这样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郁达夫的经济情况呢？“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帐，也要开销二十多块。”讲这些给沈从文，当然并非怕他来借钱，而是以自己一个有留学生资格，又在大学教书的身份的人的情况，来“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的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郁达夫上午听了沈从文的陈述后，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和所带来的后果，郁达夫极不认同，所以对沈从文打算进国立大学的想法，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你的心思，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摇动，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H，H又不纳……”在这种境况下，沈从文仍然抱有希望，使郁达夫感到难以言说：“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那一本书上翻来的？”

　　虽然是对着沈从文一人而言，实际上，郁达夫是对更多抱有沈从文同样想法的文学青年，或者迷信国立大学文凭的青年说这番话的：“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

　　这当然是就一般人而言，大学毕业生坐汽车，吸大烟，一攫千金的人还是有的，不过“他们都是为新上台的大老经手减价卖职的人，都是大刀枪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什么长在他们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点说，他们至少也都是爬乌龟钻狗洞的人……”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没有钱，没有靠山，却抱着美好希望的青年，郁达夫能告诫他什么呢？“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可是，沈从文这样的青年，能干点什么呢？想到这里，郁达夫有些激愤起来，他带着强烈情绪说：“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看护男，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腐泥来调和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这番话，显然是怀着对当时黑暗现实强烈不满情绪抒发出来的，所以有激愤，有讥刺，有调侃……但是，情感却是真实的。虽然对于沈从文这样抱有美好理想的青年，说来未免太残酷了一些。

　　在郁达夫看去，这种情境，这样的时候，退缩不失为一种相对靠得住的方式：“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郁达夫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述说那乡村的苦日子：“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并以为这是一种秘方，可以传授给沈从文的。这里面满是激愤，满是同情，满是对当时社会生存状况的控诉和揭示……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如果这些个主意对于沈从文不适合的话，郁达夫还有下策：“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罢！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至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马上开赴前敌，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

　　这条下策，对当时军阀割据的政治局势，对当时有志向青年的无出路境况，做了辛辣的刻画。在郁达夫看来，倘若这条路不行的话，应该还有一条路：“第二，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的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对于一个有志于读书的、写作的青年，他得生存下去，但是，这个社会所能提供他的最后手段，竟然是——“做贼”。这该是多大和多么深刻的悲哀，多么尖锐，辛辣的讽刺啊！

　　“公开状”的最后，郁达夫要告诉这位青年如何实习“做贼”。“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的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试一试看。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富财，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

　　万一，这位青年“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出很便。不过有一件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郁达夫以这样一种特别的形式，特别的手段，写出了对一个有志青年在这个社会的遭际的极度愤懑。这篇文章，以正写反，以平白寓讽刺，初读似乎难于领会，不得作者本心，再读下去，便可以被作者内心的激流带动，对当时社会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前景抱有无限的同情和感慨。就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作者的流畅文笔，充沛的激情，仍然可以让我们怦然心动。

四

　　这封“公开状”在《晨报副刊》刊出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些不断努力，希望能为这个国家效力，同时为自己谋一份生活的青年中，产生的震动可想而知。自然，郁达夫当时只与沈从文见过一面，他看到了沈从文生活的艰窘，可对他在湘西军中见过无数死亡和惊心动魄的场景，并因此磨练出能忍受大苦，能耐得无限艰辛的“韧”的精神，并不了解。恰恰是这些际遇，使沈从文大大有别于其他的一般青年。所以，沈从文竟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走了出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虽然文章如此写，可是，郁达夫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上，还是给了他最切实的帮助。1925年，因投稿，经郁达夫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为沈从文走上文学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沈从文也是没有忘怀的。1936年，当出版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时，他在“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文人之间的交往，有时是直接或单纯的，有时却显得繁复，甚至难解——譬如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初识。这次交往，给沈从文留下了终生不忘的记忆；郁达夫，也因此为现代文学留下了一篇名文。从他们的交往程度看，虽不十分沉厚，但却深刻折射出了当时时代的境况和青年的命运，为我们留下了认识社会，理会生活的一份别样记录。说来，这成绩并不弱于他们的小说及散文创作，虽然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卓绝高手。（杨建民）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1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