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上世纪20年代成立的清华研究院，因培养出诸多大师级英才而名闻天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天水冯国瑞先生即是清华研究院的高才生，但近年来有关冯先生的文章在谈及清华研究院及相关史事时，多有不确之词，为避免贻误读者，颇觉有必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对冯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求学情况及其对研究院的情缘等做一番考述，想必是有意义的。

清华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8月1日，全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当时和留美预备部、新制大学部同为并列的三大教学单位之一，其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造就专门人才。由于经费问题，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陆续增添自然科学等科，而实际情况是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1928年8月17日，推翻北洋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清华学校，成立清华大学。1929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最后一班学生毕业，研究院正式停办。

国学研究院先后招生四届计72人、毕业69人^①。1926年，冯国瑞先生东南大学毕业后，复考入清华研究院，当年的考试在7月间进行，录取新生24人，和冯一同录取的以后成为名学者的同学有谢国桢、刘节、陆侃如、陈守寔、戴家祥、吴金鼎、王力、卫聚贤等人。开学后，补招一次，录取姜亮夫等4人。另有上届考取、因经济因难未入学的杨鸿烈请求入学获准，加上上届毕业后申请继续留校研究的刘盼遂、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何士骥、赵邦彦、黄淬伯等7人，研究院本届学生共计36人。其入学前的学历和职业：大学毕业生1人，大学及专门学校肄业生8人，师范毕业生1人，中学校长和教师20人，教育局长1人，图书馆职员2人，报刊编辑1人，家庭教师2人。

9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研究院的教职员为：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合称“四大导师”），讲师李济，助教赵万里、浦清江、杨时逢、蒋善国，职员卫士生、周光午。时原研究院主任吴宓已于本年3月间辞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主任一职由教务长梅贻琦“兼管”。

1927年6月1日，清华研究院举办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冯国瑞顺利毕业。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诸同学多风流云散，冯亦匆匆西还，结束了清华求学生活。清华研究院开办期间，入院者甘肃有二人，一是天水冯国瑞，一是临洮司秋沄，司毕业不久即病逝，成绩不显，而冯先生在历史、文学、石窟考古等方面均有建树，有《绛花楼诗集》《麦积山石窟志》《天水秦器汇考》《炳灵寺石窟调查记》等著述多种，自是陇上著名学者，但有关清华研究院的文章对他鲜有提及，闻或有之，只言片语而已，且时有以讹传讹之事，兹辨析之。

1、关于导师。按《清华研究院章程》，研究院的导师在开学之日，公布所指导的学科范围，学员则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志趣确定研究题目，自由择定导师，专从请业，题目跨专业的亦可同时兼受几位导师指导。据《冯国瑞藏梁启超手扎》自序：“民国十五年，瑞应试于上海，旋录取北上，八月到校，授业于任公师，赏掖至深。”由此可见，冯择定的专任导师是梁启超。而按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在院期间，冯的专修学科是小学，专题研究题目是《说文部首研究》，小学属王国维指导范围，并非梁启超。疑冯在学习的过程中改变研究方向，转由梁专任指导。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如冯之好友刘盼遂，入校时的选题是《诗经状词通释》，而毕业论文是《说文汉语疏》。当然，除选定导师之外，学员可自由向研究院所有教师问难。另外，专题指导之外，“四大指师”及讲师李济都有普通演讲（即上大课），虽非专任指导，理所当然都是代课教师，均可以导师视之。至于王国维，和冯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据一些回忆文章言，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前一天下午，冯和同学姚名达、朱广福拜访王先生于宅第，并讨论问题一小时。

2、关于冯国瑞和吴宓的关系。一些文章言冯国瑞在院学习时，国学研究院主任为吴宓，这是误解，其实，冯入学之前，吴因在研究院发展方向问题上和校务委员会意见严重分歧而愤然辞职，这在《吴宓日记》中有确切记载，时间是1926年3月16日。但吴是研究院的发起者和创办者，和研究院渊源很深，和梁启超等“四大导师”关系密切，因此他的编制虽不在研究院，而学生依旧以师事之。冯本身是诗人，吴宓先生则是名诗人，想必共同语言很多。民国25年（1936年），冯编定《绛花楼集》，卷首即是吴宓的《题词》诗，有“托根非非土，琢玉喜同心”、“一编今已就，纸贵洛阳群”等语。

3、关于学制。研究院学员研究期限为一年，一年期满，交论文一篇，导师认可即准予毕业，毕业证由校长及全体导师署名盖章。而研究范围广，欲继续深造者，提交申请，经教务会议同意后，可再行研究，但不得超过两年。如刘盼遂、吴其昌在毕业之后，又续修两年，冯国瑞则是一年期满毕业。“那时尚无研究生学位授予法，故研究期满，论文及格，即予毕业，而不受学位，研究生也都注重实学，并不重视虚名。”

4、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笔录整理。有言冯国瑞参与，实误。《中国历史研究法》乃梁启超先生1921年南开大学讲学时的讲稿，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梁在清华研究院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即后来整理成书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查刊载是书的《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七十三，标明是周传儒、姚名达笔记整理，而非冯国瑞。据周传儒回忆文章：“梁在清华研究院讲《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补编》等，大多是我记录的，我离开后由姚名达记录。”另据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部，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其门人周传儒、姚名达笔记为文，都十一万言，所以补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不逮，阐其新解，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均可证。

1935年秋，当冯国瑞离开清华9年之后，在青海省政府秘书长任上的他为躲避马步芳的迫害，远走北平。此后一段时日，冯数至清华园，访友拜师，不亦乐乎？而是时“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亡故，赵元任应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只剩陈寅恪先生一人；另外还有研究院的老主任吴宓先生。物是人非，感慨万分。《绛花楼诗集》中有《清华园访吴雨生（宓）先生后赋呈二首》《读顾亭林吴梅村诗集和雨生先生韵》《书感和雨生先生》《宿刘大盼遂宅》《寄耻斋清华园》《古月堂感赋呈陈（寅恪）吴（雨生）两先生》，在洋溢喜悦之时，流露更多还是忧伤。其中《古月堂感赋》忆往昔研究院盛况，说师生情谊，感时过境迁，沉郁旷达，文采飞扬，特录于此。

清华水木城西冠，弦诵燕京对海甸。旧筑惟余古月堂，池馆照来犹昔艳。深红先上海堂枝，沉碧初凉藕花池。小山丛桂留人夜，香雪玻璃滑冰时。曲苑作厅象工字，锦茵绣幔张座次。文会选胜间晨夕，鸾刀缕切许薄醉。忆昔中元佳节至，学院宏开来多士。新会（梁任公师）海宁（王静安师）与义宁（陈寅恪师），王陆经筵说义利。司业更有泾阳吴（吴雨生师），朴学华辞勤墨朱。门墙跻列问奇字，龙象一时尽大儒。残照欲收讲院阴，月斜堂上夜坐深。感遇微知伏挺志，升堂最苦郑玄心。当时耳热正酒酣，前度生徒共笑谈。杨柳笛中歌《出塞》，《桃花扇》底《哀江南》（一日夜集，任公师唱《桃花扇·哀江南》一曲，同学各有和歌，余独不谙。临洮司秋沄唱秦腔，皆大笑。）。逾年丁卯炽赤焰，危巢相守愁暮燕。堂前置酒作离筵，眼底之人皆星散。可怜佳节又端午，重吊泪罗帝子渚（谓静安遇自沉昆明湖事）。旧苑哀词万寿山，寝门同哭孔尼父。贱子西归国事纷，梁木悲折暮云昏（谓任公师）。苦从别后梦关塞，更惜索居断知闻。重来大似辽东鹤，亭谢全非况城郭。一堂岿然乃幽邃，苔痕欲认感萧索。西苑旧居幸未改（寅恪师宅，近静安师旧居），堂连荷声馆犹在（雨生师所住“藤影荷声馆”，十年来未移居也）。翻夸座上多春风，讵识门前有沧海。当头月好送残年，唱酬往往见佳篇。清光莫斫吴刚斧，故物难存陈实毡。太息吾曹成苟活，早晚太学群谐阙。弦歌欲托飘渺闻，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今月两茫茫，痴绝李侯问太苍。今人古月同流水，往事难忘在月堂。

这里说明一点，诗中所言师生欢聚场景即清华园每周六举办同乐会。据冯国瑞同学姜亮夫先生回忆，每逢同乐会，“这时有人讲故事、有人说笑话、背书、唱戏、唱歌等…任公先生和静安先生上课时很严肃，但一到同乐会这天，他们即兴表演的能力也使人吃惊！记得有一次同乐会，大家要任公先生也表演，任公先生说他背一段《桃花扇》。结果全段都背出……静安先生当即也背出《两京赋》，这也是难能可贵。因为静安先生在同乐会上多数时间都沉默，话很少，但感情很深沉，对我们学生像自己的子弟一样。”

清华和北大一样，作为中国的名校，至今依旧是学子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而80年以前天水冯国瑞先生即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跻身大师级学者之列。导师梁启超在推荐手札对他的评价是：“冯君国瑞，西州髦俊，游学两京，已经五稔，今复在清华研究院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其学于穷经解诂最长，治史亦有特识。文笔尔雅，下笔千言。傍及楷法，浸淫汉魏，俊拔寡俦。此才在今日，求之中原，说不可多觏。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张氏二酉堂之外，殆未或能先也。”这故然是冯国瑞先一生的荣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天水的骄傲。顺便解释一下，梁先生评语“游学两京，已经五稔”语中的“两京”指南京和北平（京），冯在南京东南大学攻读四年，在北平清华研究院研究一年自然是“已经五稔”了。清华诸导师中，冯和梁最亲近。1933年，冯在青海，睹清华旧时照片，感慨万千，有题《快雪堂雅集照影》诗，其序言曰：“民国十六年丁卯之夏，任公师集清华研究院五十余人于北海快雪堂，即今之蔡公松坡祠也。先生勖同门以经世致用之要，自午至酉，坐听激发，不减陆象山庐山严冬讲义利之盛。是秋，同门多学成分散，国瑞与临洮司秋沄亦先后归里。阅明年己巳，先生竟病殁，诸君子著述论列，有所树立，而国瑞避世西海上，抗尘走俗，离群索居，六年于兹，感怆师门，胡能自己。爰将昔时照影，笼似玻璃，成诗二首。”表达对导师的思念之情，有句曰：“可堪俯仰皆陈迹，每忆流风一惘然。”流风是远去了，而清华研究院求真务实的精神永存。以“清华挺秀，华夏增辉”誉之，实不为过。（柴志礼 刘雁翔）

①关于清华研究院毕业生人数，回忆文章多有出入。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言：“研究院同学，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中途自动退学的有汪、王二君；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的，有叶去非、马庆、吴宝陵、谢念灰等四君”（见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1页），是言招生72人，而毕业66人。本文所记毕业生人数乃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统计，本书列有四届毕业生的全部姓名，理应比较权威。按清华研究院规程，研究生一年期满，论文合格即可毕业，愿继读研究者再次申请留院研究，每研究一年即可毕业一次，研究二年至而三年毕业二次或三次者大有人在，大概回忆文章中毕业生人数不一源于此。本文统计，同一人不论研究二年或三年，均按一次计。

转自《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