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

唐绍明（1952经济）

四、求学之道，做人为重

无论办学或治学，最终都要落到引导学生走上求学之道，培养成材。求学之道包括培养目标和培养途径两个方面。

西南联大实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即英语的Liberal Education，有“自由教育”、“通专教育”、“通才教育”、“通识教育”等各种译法。引进以来，褒贬不一，争论焦点集中在“通”与“专”的比重权衡上，肯定者多着眼于“通”，否定者多着眼于“专”，但均忽视“通”与“专”的合理搭配，实应依具体情况而定，各个时期、各类学校应有所不同。其实，通与专均属知识范围，关系到“才”的增长，而通识教育的本意，更着重于在“通”与“专”结合的基础上的人格、品德修养的提高，即“德”的提高。

通识教育的目标要求，符合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所强调的“明明德”和“新民”的精神，是以能在中国落地生长，而西南联大所传承的战前清华的做法，就属于这一模式。西南联大实行中有以下特点：

1. 通专兼顾，通识为重

在梅贻琦、潘光旦先生的教育文章中，对知识的“通”与“专”均有特定的解释，称之为“通识”和“专识”。他们认为“通”是指人生，“专”是指事业；“通”是指社会生活，“专”是指社会事业；“通”是指做人，“专”是指做事；“通”的范围比“专”的范围大。他们明确指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从而提出“通识为重”的主张。潘光旦教授说得更明白：“我一向认为教育的效能，教人做人总是第一。”而这个“为重”又是建立在先通后专、通专兼顾的基础之上的。

在实行中，西南联大强调一、二年级要打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每个学生除学好国文、英文、通史等必修课外，学文的至少要选学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学理工的至少要选一门社会科学课程。这正是综合大学和专业学院不同而又优越的地方。这样，学生基础好，知识面宽，眼界开阔，就能为进一步提高专才和品德修养打好基础。学校还结合抗战实际，通过办学、治学、教学以及课外活动、社会活动等多种途径，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科学、民主教育，团结、合作教育等，形成鲜明的联大精神，对学生影响很深，并在其后的工作业绩中得到体现。

当然，“通识为重”决不意味“专识”为轻，“先通后专”也决不意味重“通”轻“专”。通专兼顾，通识为重，是指大学阶段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从总体上搭建通与专的关系。随着世界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专业的设置、师资培养、学生教学，都成了大学绝对不可忽视的大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

2. 师友古人，言传身教

联大选聘教师，首先要求其德才兼备。许多教师都曾在欧美名校修业，获得博士学位或有突出成就，国内学者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大师。同时对教师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要足以为人师表。余冠英教授回忆：“学校对教授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教师，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他说：“教授的教学都极认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可以说，没有一个不上课的教授，许多名教授还亲自给大一的新生上基础课。”

西南联大的教授都极具人格魅力。其一，追求先进。他们总是自强不息、孜孜不倦地攀登学术高峰，把最新最好的知识教给学生。理学院最为突出，像陈省身、华罗庚、周培源、王竹溪、吴大猷、赵忠尧、张文裕等教授都能结合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出新学科课程。据杨振宁教授说：他在联大做毕业论文时，受吴大猷教授指导，进入物理学中群论这一领域；做研究生时，受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王竹溪教授的指导，进入统计力学的领域。他在联大“受到极好的本科教育和同样好的研究生教育”，“我对于物理学的爱好和鉴赏判断大部分是在联大的六年（1938—1944）期间形成的”。

其二，脚踏实地。他们重视结合实际，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如费孝通教授的农村调查；曾昭抡教授的西康调查；吴韫珍教授的云南植物调查；冯景兰教授的西南矿产调查；冯文潜教授的边疆人文调查；张印堂教授的边疆地理调查；罗常培教授的藏缅语系调查等。这一点在工学院尤为突出，陶葆楷教授说，他们的教学尽量联系实际，“以土木工程系而论，工程测量的实习，往往是城市、公路、飞机场等地的实地测量。水力学方面，与水利部水利实验处合作设立水工试验研究所。道路工程方面与交通部公路处合作设立了道路材料实验室”。他们还适应战时形势，开出兵器学、堡垒工程、军用桥梁等课程。

其三，严谨学风。工学院有些基础课的考试甚严，有时一场考试不及格者竟占1／3。刘仙洲教授的考试，学生会因误算小数点后一个数而被判得0分。李赋宁学长感谢吴达元教授的辛勤、严格的教学，使自己“学会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准确和不准确，像对真理和谬误、是和非、美和丑、善和恶一样，加以泾渭分明的区别，而且作出了选择，养成了习惯。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智育、德育和美育是能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吴达元老师做到了教书育人。”

其四，关爱学生。训导长查良钊教授一向关爱学生，为学生排忧解难，在处理学潮中也多从爱护学生出发，尽力调解，怕学生吃亏。1947年春清华校庆日，查先生从昆明返回母校，招来学生潮涌般的欢迎，直将他抬进大礼堂，这充分反映同学对他的爱戴。查良钊先生的工作准则是“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一切为他们着想”，而这一准则也普遍存在于联大教师们的心中。如金岳霖对殷海光，吴大猷对李政道，……从学习到生活，关怀备至。从来是学生受感动于老师，此时，老师也受感动于学生。师生情深，正是西南联大办学又一特色。

3. 自我教育，课外活动

西南联大十分强调学生的自我教育，不断启发学生发自内心的学习要求，鼓励自由发展，自觉修养，并为此积极创造条件。

一是结合战时环境，不断启发学生艰苦奋斗、坚忍不拔、刻苦学习的意志。当湘黔滇步行团长途跋涉到达昆明时，带队人之一黄钰生教授总结指出：同学们经过实地考察，看到中国农村的落后，定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同学们经过总结后说，对这次长途步行的意义，认识更加深刻了，社会责任感大为增强。“从此，我们这帮人学习格外努力，做事特别认真，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也一贯如此。”这话道出了联大学生普遍的学习自觉性。

二是开展交友活动，参与课外活动。同学间年龄相仿，情趣相投，又生活、学习在一起，更易相濡以沫，互相切磋。如杨振宁、黄昆、张守廉的友谊，王浩和何兆武的友谊，何炳棣和黄明信的友谊，等等。他们彼此所产生的影响，都为各人日后的成就和发展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按照党的“三勤”方针，广泛联系群众，引导一批批同学走上追求进步、争取民主的道路，如马识途和李晓，王汉斌和李凌，等等。他们日后都为革命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至于课外活动，联大早期即有各种学术讲座、学术座谈会，推动学术交流；成立各种学生社团，如群社、南湖诗社、联大剧团、联大歌咏团、工学院引擎社等，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活跃学生生活，有助于学生性格的全面发展；开展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如学生服务社、学生阅览室等；出版壁报，给学生发表各种意见的机会，包括发表政治见解。1941年皖南事变后，进步势力受到迫害，一些进步同学被迫疏散到云南各地，暂时隐蔽，深入做群众工作，既保存了实力，也借机接触实际，了解社会。以后形势好转，又陆续回到学校上课。

三是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自我教育绝非闭门修身养性，它离不开社会、政治形势的大环境。1944年春，经过皖南事变后的短暂沉寂，学校风气开始改变，首先从学生开始。他们办起壁报，自由发表意见，经常出版的便有十几个，如《冬青》、《耕耘》、《文艺》、《生活》、《现实》、《学习》等；相应地学生班级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1944年5月，围绕纪念“五四”，开展了两次群众性活动，一扫沉寂郁闷的空气，带动了各方面活动的开展。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悠悠体育会等后期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也均在此时纷纷成立，使得进步势力在1944年秋季学生自治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从此，联大学生自治会便一直在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进行工作，掀开联大学生运动的新篇章。1945年开展纪念“五四”周活动，历时六天，声势浩大，得到社会各界支持，标志着昆明学生运动日益走向成熟。学生们勇敢地挑起了要和平、争民主的重担，团结广大教职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一次次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西南联大赢得“民主堡垒”的称号。

五、兴学之道，引领风尚

西南联大不仅以其办学、治学、求学之道，为国家造就人才，为社会培养栋梁，而且它本身的存在，已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一解》引古《学记》论述大学之道，其任务除培养人才，以达“大成”之外，还有“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远者怀之”的要求。也就是说，兴办大学，最终是要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由近及远，扩展影响，推动社会前进。

第一，最直接的是对国防的贡献。抗战初期在长沙临大，就有一批学生投笔从戎。1944年，日军逼近黔滇，为配合美军反攻，有400余学子从军，转战缅北各战场。总计联大学生先后从军有800多人，他们英勇战斗，年仅19岁的缪弘就牺牲在战场上。

第二，最主要的当推为社会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成了社会各行各业的栋梁、骨干。

第三，联大立足于云南，为云南籍学生入学提供了更多机会。联大初期就成立了师范学院，为云南培养师资；后又特设为期两年的师范专修班，多方面为云南培养人才。

第四，联大以其先进的文化优势，影响和带动了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诸多方面的发展。如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等教授到滇西，甚至贵州去讲学，做学术报告。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社会各种岗位任职。还有不少进步学生在皖南事变后隐蔽到云南一些边远的县，就任中学教职，由此推动了云南的教育事业，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纵观世界教育史，大学因其集中了许多最优秀的人才，是国家文化教育的中心之一，也往往是国际思潮的聚焦点。欧洲中古文化史有名的三大社会运动，都是由大学发起的。一是巴黎大学解决东西教皇之争；二是牛津大学孕育和支持威克利夫宗教改革；三是布拉格大学孕育和支持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奏——胡斯宗教改革运动。中国近代史亦复如此。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一二·九”运动发轫于清华。而1945年“一二·一”运动发轫于西南联大，是近代中国大学推动社会前进的优良传统的又一次传承。

“一二·一”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西南联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时的联大广大师生，总体来看，深受战后世界形势的影响，特别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走出平津大城市，经过万里长征，走遍大半个中国，切身体验到中国经济的贫瘠，政治的腐败，社会的落后，人民的疾苦。昆明八年，又忍受着一般老百姓经受的物资匮乏，骨肉流离，信息阻绝，生活艰辛的苦楚。八年抗战对联大人来说，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万里长征”，也是一次时间上的“万里长征”，而更是一次心灵上的“万里长征”!——由生活优裕到贫困交加；由个人独处到来到民间，了解社会；由不关心国事到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幸福；大大加重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那时联大人普遍期望并且相信战后的中国应是一个和平、民主、法治、进步的中国。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不少人逐渐抛弃旧思想，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闻一多教授就是一个鲜明的代表。他的思想演变进程，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联大人的思想演变过程，他的道路指引了联大人前进的方向。

西南联大以其巨人的精神、道德和文化力量，在时代洪流中孕育和推动着潮流前进，完满地实现了大学教育的根本价值。

西南联大所走出的成功的大学之路，值得我们珍视；它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人们希望能够从中汲取到办好中国大学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