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大猷（教）

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在昆明西门外，因为躲警报，所以将上课时间安排在上午7时到10时，下午4时到7时。

吴大猷教授

清华各特种研究所研究成果 校史研究室提供

从我住的岗头村走到学校要1小时。我住在岗头村，早上5点多钟就要起程，6点3刻左右到达，上完课又要赶回岗头村。累是不必讲了，穿皮鞋走石子路，一天两个来回共约二十多里，用不了几天，皮鞋就要打掌。更费的是袜子，不知穿破了多少双。那时，我有一条黄咔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上了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虽然学校里有人穿得好一点，但不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稀奇。

有一天下午，真的有空袭。以前，虽然时时有警报，但都是一场虚惊。在乡下可以看到飞机，也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看见空袭后的烟尘。5点多警报解除，我便步行进城。

当走到西仓坡附过，遇见江安才助教带着一个工友，挑着一担东西仓惶而来。原来，下午空袭被炸的地方，就是我们借住的周部长的房子，中了4枚小炸弹。我们的行李、铺盖、什物等都埋在灰土瓦砾的下面，事后，他们特来掘出一些东西。最有趣的是我家有两只瓦缸，囤积的是两袋早就买好的面粉。缸本来是盖好的，空袭后缸依然完好，但面粉里却掺进了些碎玻璃和泥土。虽然这样，但还是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那天晚上，只好又跑回郑华炽兄那里睡了一晚。假如我们未留在岗头村，那天也许不去躲警报，那便正好中“头彩”。后来，我在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东西，陆续搬到岗头村。这里有北大盖的7间小房，其分配的办法是以先入为主，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3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4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廼抟只得屈居在大厅旁那间小室里。

在小小几方丈内，挤了9姓。此外，还有疏散来做短期居住的张景钺太太和孩子、雷海宗太太和她的女儿，他们挤在像门房似的更小的一间屋子里。更有几家从前的奶妈，现在的女佣也住在一起。因此热闹非常，当然，也不免发生许多磨擦。

因为西南联合大学是由三所大学组成的，三所大学各自有不同的历史。清华在“七七事变”发生的前一年（1936年），曾将一部分图书、专门期刊的装订本、非日常需用的参考资料等，一度运到汉口保存，待抗战开始，又自汉口运至昆明。南开大学则于“七七事变”后，将部分图书、仪器拟从天津海路迁赴昆明，后来，听说在海防、河内等地损失了一部分。而北大则以不动“一草一木”为原则，未运出任何设备。只有物理系将一个得来极不容易的R.W.Wood生产的光栅，及分光仪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镜等少数部件带出。

到昆明后，三校教师在授课上，都合力进行，没有任何问题发生，但联大却没有能力进行任何研究工作。清华有它自己的基金（主要是庚子赔款），因此在到达昆明以后，就成立了航空、电子、金属等几个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些工作人员，做研究工作。以此作为在抗战后复员返校时的基础，这是很有远见的措施。南开大学原来规模就比较小，且属私立，没有什么基金，在战时，一切经费由政府担负。北京大学规模虽大，资望亦高，但在抗战期中，除了很小一部分经费，用作维持一个“北京大学办事处”外，便再没有力量维持各项研究工作了。

在抗战初起时，我的看法是应该为全面抗战着想，节省一切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暂时停一停。但日子久了，我的看法也有了改变，我逐渐觉得，为了鼓励研究人员的精神，不会使他们长期地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亦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研究工作所需人才，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添置一些研究设备。因为哪一天才能得到胜利，这是遥遥无期的，然而时间一去不返，所以不能坐等。联大没有这笔经费，北大也是如此。我曾想，是否由北大和清华借一些钱来办这事，而且还把这一设想非正式地向北大当局提出过。当时，得到的印象是北大当局认为我的设想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真实的经过我不清楚，似乎北大与清华双方曾有过非正式的交涉。后来，听到我的朋友讲，有些人认为我此举有“野心”，这也许是我的建议不能实现的又一个原因吧！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我明白了，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高明的机关里，能够“无我”的人，到底是不多的。当时我的想法不包含任何私心，可惜，由于少数人眼光短浅，这具有深远意义的设想，便无声无息地夭折了！

自己的想法既然行不通，我就只好尽自己个人的力量做一些工作。上面已提到过我们北大物理系离开北平时，曾将分光仪的光学部分（三棱镜）带出来了，于是我便请由美国回昆明的马大猷带一具低压汞弧灯。马君和我同名不同姓，在北大时我教过他。另外又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帮我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

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里，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我们为此动了不少脑筋。通过实验，虽得到了一些结果，但都不是比较重要或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但我总觉得这样做，总比坐着不干要好得多。

1941年秋，燕京大学毕业的黄昆要来北大当研究生，随我工作。他是一位优秀青年，我接受了他，让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那年上学期，我讲授古典力学，下学期讲授量子力学。班里优秀学生如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可谓群英荟萃。

古典力学学期结束时，我拟了十余个不同的论文题目，任各人自选一个。杨振宁选的是《以群论讨论多原分子之振动》。后在1957冬，由广播听到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时，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发来信件。杨振宁的一封是用英文写的，略谓：“我后来的工作及获得该奖金，均与对称性有关，这些都可以追溯于那年所做的论文。”他说，他多次想告诉我这个意思，而那天实在是最适当的时刻。李政道来信，内容与杨的大致相同。信中谈的只是他们的好意而已，我认为我实在未曾对他们有过如此重要的教导，但无论如何，他们二人所表达的心意，使我感到极度愉快。

黄昆随我作了硕士论文，随后考取了中英庚款去了英国，从事固体物理研究工作，成绩优异，曾与从德国去英的大师M·玻恩合著了名书《晶格动力学》。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昆明形势日趋紧张，日常生活已有入不敷出之势。第二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我由岗头村搭一辆两轮马车去联大上课，手里拿着一个饭盒，是预备送给朱物华教授的。我坐在车尾，下山坡时，马忽然惊跳起来，我的头碰到车上，人也摔下来，当时昏倒在路旁。过了很久方才苏醒，勉强步行回到住处，手中仍紧紧握住饭盒没有丢掉。到家后又昏迷过去了，邻居有位医生，马上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针，又经检查，诊断为脑震荡。这样卧病在床有4个星期之久。

我的夫人冠世本来虚弱已极，经常发烧心跳，有时还吐血。幸亏昆明有位留德医师王苏宇，他原是冠世父亲的朋友，他常义务来给冠世看病。我病倒后，她又忧急又劳累，待我稍为好些，她也倒下来了，脉搏微而快，很不均匀、平稳，服强心剂，除使她作呕外，已无功效。她虚汗很多，卧在床上，衣服不断被汗浸湿。那时，连医师也束手无策，只好由静脉给她注射葡萄糖和盐水，以补虚脱。她不能坐起来饮食，仅靠一支玻璃管吸吮些用奶粉冲成的饮料及桔子汁度日。

有一天，梅贻琦先生和郑天挺先生来看望我们，看到她仰卧在一张行军床上，已不能转头说话，彼此都相对无言。梅先生临行时对我讲：“如需请医生等，可用我的小汽车。”那时，只有我一人和她做伴。终日，我不停地忙着给她换衣服，烘干洗过的湿衣，喂牛奶，冲桔子汁，数脉搏，心里有说不出的忧急。我很害怕，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最希望有个人来，这样，可以让我稍微离开片刻以使自己镇定一下。

第二天，北大办事处派来一位金先生，预备帮我料理后事，可冠世并没有放下我，她仍旧活着。

这样的情况，继续了几个月，季候也由秋入冬。王医师认为这不是办法，长久下去，别人也会受不了。况且，病到严重危急的时候来不及找医生，也很危险，还是送医院好。我不是不想把她送医院治疗，只是那时她病成这个样子，怎能移动？万一……住院费用，短时间尚可想法，但时间一长就成问题。那时，昆明中央银行经理黄秀峰先生，是冠世父亲早年的学生，他姨甥女婿是惠滇医院设在车家壁（距昆明西郊外较远地方）分院的院长。黄先生和王医师交给我们一笔钱，并担保冠世住院的一切费用。于是，我们向红十字会借了一辆救护车，由毛子水、郑华炽两位陪同将冠世送入医院，我亦跟着住在病房以资照料。

入院后，冠世一时仍是靠玻璃管进些桔子汁，身体虽然未见明显好转，但因有医生在旁，心中也略微安定了一些。每天注射些止血针、维他命，这样，她才慢慢地缓过一口气来，也逐渐脱离了危险。

我心情也日趋好转，不像以前那样紧张，胃口也一天天地好起来，但每天的三顿客饭总觉得不够饱，总希望能多得到点饭菜，简直像小孩一样。我又总盼望有熟悉的朋友来，可以有人谈谈心。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好像体会到“坐牢”是怎样一番滋味。如果单单是“坐牢”，还算好些，因为在身旁不会有一个垂死的亲人在困扰自己。

在冠世入院以前，我曾得到教育部颁发的一笔学术奖金，当时，我们送了一部分给二位朋友；现在，那朋友听说我们需要钱用，就将钱送还给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冠世在医院住了3个月，我将以前买的一些金饰都变卖掉，付清了医药费。由于能按时付账，因此还得到了些优待，少收了部分费用，同时还掉了王、黄两位的借款。

我们在住院这一段时间，请随我工作的黄昆看家。我们在1943年春天，冠世病倒前，买了两只小猪，后来死了一只。那留下的一只，打算养到年底卖掉变些钱，我们去医院时，这口猪已长得相当大了。每天，黄昆将它赶进小猪舍真还不是一件容易事。我还住在医院时，黄昆来信报告猪的情况，我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得回信叫他去岗头村找人卖掉。那时，我已无心去计算每天为喂猪买了多少糠，花了多少本钱，到底是赚，还是蚀？

1944年冬，联大在昆明市内西仓坡盖了十几间屋子，每单位分有两个房间，附带一小间佣人住房，瓦顶砖墙灰地，比岗头村，确实高级不少。分配采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因为“粥少僧多”，不能满足全部需要。在这方面，我运气倒不错，居然一抽而中，于是又从乡间搬回城里。这时，战事重心已移至东南太平洋，日本本土也时常遭到盟军空军轰炸，它已自顾不暇，再也没有力量到昆明来肆虐了。因此警报停响了。冠世身体也稍有好转，但还是卧床时间多。

1945年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20岁的孩子来找我，拿一封介绍信。这信是1931年初到密歇根大学遇见过的梁大鹏兄写的。梁不学习物理，平时亦不太熟，十多年也未通过音讯，不知怎样会想到了我。他介绍来见我的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由于日军逼近贵州，他便奔往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可不知梁怎么知道我在昆明，于是介绍李来见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合理的办法，而没有经过学校正式的承认和许可。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1945年秋，曾昭抡先生忽然来找我说，军政部部长陈辞修先生、次长俞大维先生，想约我和华罗庚谈谈，大概是为军政部计划一些开展科学工作的事情。我虽和曾同事十多年，和华亦六七年，但皆无深交，与陈、俞两人更是素昧平生。再有，我学习的物理亦与实用无关，但一想，去谈谈也无妨，于是就和华一起去重庆，先后见了陈、俞两人。

陈、俞想知道，怎样计划一下，提出些意见，以有助于国防科学机构的工作。我回去想了几天，拟就了一个建议，大致是：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才。初步可行的是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的情形。然后拟一个具体建议。

我拟写的建议，经陈、俞俩考虑后，以为可行，即嘱华和我负责数学、物理二部门。我与华建议，化学部门就请曾昭抡先生负责。

回昆明后，我告诉冠世此行的经过，谈到推选学习物理方面的两名人员时，冠世及我皆毫无犹豫地决定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虽然他还未毕业，仅在大学二年级。另外一名，因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只好选定了清华助教朱光亚。后来，李政道到了美国，打听到在美国的大学里只有芝加哥大学允许未毕业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就在该校注册入学，随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写论文。论文在1949年写完。数学部门，华罗庚教授决定选了孙本旺，化学部门，曾昭抡教授选上了王瑞、唐敖庆二人。

我在各方面人选决定以后，一方面立即开始给各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将美国“士迈士”（Smyth）报告（是一份详述美国原子弹发展经过的文件），分作5份，由李、朱、孙、王、唐译成中文，最后由我校阅修改，后来听说译稿未及出版，即遗失了。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是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每月发薪，纸币满箱，因为物价直线飞跃上升，所以拿到薪水后，除手头留些用于买菜的零用之外，大家都立刻拿去买容易保存、不易坏的东西，如米、炭等。

很多外省人为了在将来战争结束时回乡准备路费，都在摆地摊卖旧东西。我可能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记得，曾将冠世一件短皮袄，卖给一个卖油条的小贩。我问他买回去干什么用，他回答说，拿去改件马褂穿穿。抗战初起时，托人由香港带来较好的东西，也陆续卖光了。等到1946年春复员离开昆明时，我和冠世的东西，只需用两个手提箱就足够装，还不是满满的。

1946年夏，应军部借聘，出国考察研究，并计划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此时，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先生又嘱我和周培源、赵元任两先生代表教育部和中研院去英国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学会补办的庆祝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大会。7月初，我由北平经上海、重庆、昆明、印度、近东、开罗、马耳他、马赛，最后到达英伦。

原计划出国二三年，不料这一行，又开始了流居外邦几十年的生涯。

从抗战初起到再次出国的9年中，物质生活困难是实情，毋庸讳言，但使我感到最难支持的还是由于冠世长期卧病所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的神经特别健全，即使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也有我的逃避方法，就是埋头写书，借以解脱。因为一心工作，就不遑于其他。在这个时期，写了一部专门讨论近年来物理发展的书，专著了17篇研究论文，将德文Wigner关于群论的书译成英文，这都是我“逃避”压力的妙法。如果没有这些“逃避”妙法，啊！我的神经恐怕早就支持不了了。

有些朋友称赞我是一个“标准丈夫”，他们不知道我是一面在照料生病的妻子，一面却过着特别的“逃避”生活。

（选自《我心中的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