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周 在（1962动力）

2007年校庆那天，我回校在动力系馆参加入学50周年同学聚会，会下闲叙时有人提到W学长毕业后一直未回学校（人就在北京市），这主要是心有芥蒂，是往日政治运动的后遗症。隔了两天又与几位学长小聚了一次，在京的L学长就此事对我说：“你现在心里可能没有疙瘩了，因为后来系里和班里让你在大礼堂全系大会上上台发言，可是……”L学长所言极是，1960年夏那次大会是把我作为由“白专”向“红专”转变的典型，让我在大会上谈谈转变过程和体会。就是从那次大会发言之后，我心灵上的枷锁被卸了下来，走出了阴影。至于系里和班里为什么会把我作为由白专向红专转变的典型，让我上台发言，我也不太清楚。

回到无锡后不久，接到Y学长来信，我与Y学长在校时不是一个小班，所以毕业后一直未有联系。在信中他敞开心扉向我诉说了在校时的一些不愉快事情，大家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所以我能理解Y学长的心情。我立即给他回了电话，劝说他这是大气候造成的，别多想它。后来在2008年春，Y学长来了趟无锡，在我家里小住了两天，我们自然交谈了一些往事——白头学士在，相见诉“左”宗。送走了Y学长，我便一幕一幕地回想往事。

1957年秋入学后正值“反右”高潮，当时对我们这批新生虽已不再划分右派，但都参加反右运动，可在一些班干部和反右积极分子眼里，班里总有几个是他们认定的落后分子，且作为批判对象。就在这关口，我遇到了一件事。

入学后不久，我从临时住地东区八号楼121室搬到（西区）四号楼219室，见室内已住有一人，他是较高年级被划为右派的学生，名字叫宗国樑。我在五道口商场买了台矿石收音机，他喜欢听，我就让他听，并有言语交谈，为此我受到了班里的批评和指摘，但我不以为然。那时动力系62届的新生经常在同方部搞“反右”大辩论，有人出辩论题，众多的辩论题中我只记住一个：“大右派”是阶级敌人，“小右派”是不是阶级敌人？辩论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是阶级敌人。辩论题中的“大右派”是指老师中有名气的人，“小右派”是指师生中特别是学生中的无名小辈。我意识到这个辩论题和我有关，我当时对此很反感，且有微词。

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反右问题的是是非非也早已尘埃落定，当年我与宗国樑学长的接触没有什么错，完全是人际间的正常交往，更不存在什么立场问题，可在那个极“左”年代，却把我说成是一个敌我不分同情阶级敌人的落后分子，成了班上的批判对象。到红专大辩论时，这些批判对象自然又成了走白专道路的人。作为批判对象，心情是压抑的，有一种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感觉。但与被打成右派的学长相比，则又有天壤之别。

如果宗国樑学长见到了上述的一段文字，请不要介意，更不要自责，当年小弟是在无意中给你一点慰藉，我从未后悔过，后来我反倒为做了此事而感到高兴，因为我曾无意中抚慰了一个落难学长的心灵。

为了摆脱“落后”挨批的困境，我试着从劳动上找突破口。当时的劳动很多也很重，上高中时因粮食定量，营养未跟上，人长得瘦小，有很多劳动实在吃不消，被视为劳动表现不好。但在清华吃了一年左右的饱饭之后，体质有了明显改善，对那些劳动也能顶得住了。在动力系馆东侧的试验电厂做上煤除灰劳动之余，与刘翠琴学长（女生）还为工人师傅钉了小板凳，被梁文骏学长拍了照片登在《新清华》上。大炼钢铁时我曾56小时未靠床边，困了累了在炉旁打一个盹，馒头吃到嘴里像是嚼棉花团，这些我都挺了过来。但在那极“左”的年代，这一切是毫无用处的，仍摆脱不了“落后”挨批的困境。

1958年暑假期间，我给《物理通报》和《武汉数学通讯》各写了一篇稿子，一年后登了出来，并寄来了稿费，总共14元。一位班干部S学长在会上说我是名利思想，是白专，说我是一蹦一跳地到邮局（二校门东侧）去拿稿费。我很有意见，心想这又要找我麻烦了。此后不久，大约在1959年八九月份的一天，就是那个说我名利思想的班干部通知我说：“系里找你去一下。”我从第四宿舍（化学系馆东侧路边的两层楼房）向动力系馆慢慢走去，路上边走边想，大概和那两篇稿子有关，肯定是他汇报上去了，不知又有什么麻烦来了。

到了系馆楼上，在办公室门口我问了一声：“谁找我，我叫周在。”这时过来一个个子不高约二十七八岁的男老师说：“我找你，我们过来谈一谈。”他态度很温和，我先开门见山地问：“是不是我那两篇稿子的事？”他说：“写稿子没问题，没有错。”这首先打消了我的疑虑，接着他便问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上大学的生活费是我二哥供应的，这是大哥订下的，大哥不让我申请助学金。”他问我：“为什么不让你申请助学金？”我说：“我来清华报到前经过南京，大哥对我讲，你到清华后不准申请助学金，解放后我们家得到的好处太多了，人家死了人的（指烈属）可能还不如我们多，不能再增加国家的负担。你二哥上大学时（北京农业大学1952—1956），国家每月给他二十五元（调干生），我让他给你也是每月二十五元。”我还说：“大哥是党员，是1956年入党的。”他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哪一个中学毕业的。那次谈话很随和也很舒畅，大出我原来所料。可是当时未问清与我谈话的人是谁，现在愈想愈后悔，后悔之余我打电话给杨燠华学长（党员干部），请她帮助分析一下大概是何人。她排除了我所认识的系领导外，认为很有可能是容文盛老师或朱文浩老师或郭少平老师。我为什么要寻觅当年找我谈话的那位老师呢？因为我总觉得那次谈话和我后来走出阴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要感谢他，估计是他向系里反映了我的情况，系里有心做了安排，让我在大礼堂上台发言，所以我是幸运的。

毕业前我的经济出了困难，二哥那边结婚成家，我这边学制延长，经济负担重叠。班里知道后，姜树君学长立即向系里反映，未费任何口舌发给我两个月的全额助学金，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所以我离开学校时心里是暖热的、愉快的。后来1991年重建二校门我捐了100元，设立教育基金会我捐了380元，当时是我毕业38年，有回报之意。

我当时不是团员，班里搞团日活动时邀我一同爬香山，在“鬼见愁”照了相，按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每人都能拿到照片的，但特意给我留了一张。刚入学时我只管自己好好学习，其他事一概不管，后来我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从最简单的课代表作起，困难时期来临时，参加食堂管委会工作，帮助把伙食搞好。更重要的是一位党员干部非常真诚地规劝我说：“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能这样真诚地关照我是非常难得的，毕业时我和这位学长交换了照片。

人的心情与其工作是相互关联的，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作出了一点成绩，我首先想到是毕业离开学校时给了我一个好的心情。追根溯源，我必然想到当年系里找我谈话的那位老师。根据杨燠华学长提供的三位老师姓名，我首先与李胡涌学长联系，得到容文盛（1953）老师和郭少平（1957）老师的联系电话，联系结果是：郭少平老师说得很明确，他当时还没有做学生工作。容文盛老师说他记不清了，听到他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便知道不是他。难道是朱文浩老师？他是什么时候去留苏的？后来我无意中在《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十三辑的封二看到了朱文浩老师的照片（工程力学系历届系主任），我一下子便认出来了。接着便设法与朱文浩老师通了电话，我陈述了往事，谢谢他50年前帮我走出困境。朱老师非常谦虚，电话中我又听到了他那温和的语音。

我是幸运的，在阴影下度过了三年，之后总算卸下了心头上的枷锁。可还有那些到毕业未能卸下心头上枷锁的学长，他们是带着内心的伤痛离开学校的，所以他们中有人一去不返，我完全能理解。但我劝他们在走得动时回校走走，看看年迈的老师，会会善待过我们的学长，我们是无愧的，有愧的不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