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郑文会（1959土木）

一、参加八○六设计组

1959年初，我们正在参加国家大剧院给排水工程的设计，忽然学校通知我去参加八○六设计组的工作。记得是在工程物理系大楼一间办公室，去了之后才知道工程是保密的，工作内容不能对外公开。主要任务是负责学校自建的原子反应堆的给排水工程设计及放射性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当时还没有200号的提法，好像就叫八○六厂。去了之后，首先给我恶补了一阵有关反应堆、放射性废物、废水处理等方面知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所有管道和容器都要用不锈钢材料，我当时就想：这得花多少钱啊！记得参加这个组工作的还有刘志存、张文玮、陆雍森、王永锡、聂桂生、夏少康、房薇生、辛代松、孙炜民、兰淑澄等同学。这个名单是根据1959年2月一张照片记下来的，不知有没有遗漏。

八○六设计组同学合影。前排左起：房薇生、辛代松、孙炜民、兰淑澄，后排左起：张文玮、郑文会、夏少康、聂桂生、王永锡、陆雍森、刘志存

郑文会学长近影

正当我一心一意打算钻进去把设计搞好的时候，有一天，组织上又交给我一项虽说也与八○六厂有关但却是一个崭新的工作，那就是陪同当时八○六厂的负责人吕应中老师选厂址。

二、陪同吕应中选厂址

那时的吕应中老师也很年轻，只有三十二三岁。我虽然没接触过他，但却知道他。因为他总是骑一辆只有半边车把的破旧自行车在清华园里跑来跑去，这成了校园里独特一景。

见到吕老师第一天，他就直截了当地向我交代了任务。所谓陪他选厂址主要就是陪他跑北京市规划局，然后再陪他跑现场。当时北京市规划局专门有一个保密工程组，所有机密以上工程用地规划都由这个组负责。这个组只有两个人，也都很年轻，负责我们八○六厂选址的同志姓冯。也许是搞久了保密工作的缘故，冯同志话很少，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们有一间办公室，门是整天锁着的。他们两人每人一把钥匙，出来进去都要随手锁门。不过对我们，冯同志似乎格外客气，有两次居然带我们进了他们那间神秘的办公室。

冯同志办事很干脆，看到我和吕老师去了，没过一会儿就带上地图领我们下了楼。原来这两个人每人配备了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于是，吕应中老师坐在斗里，冯同志后面的位置自然非我莫属。于是我们每天就这样“嘟嘟嘟”地出发去选厂址。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海选”。反正从东郊到北郊又到西郊，除南郊之外去了不少地方。每到一处，冯同志就摊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到我们似乎不感兴趣，他就不温不火地说“走”，我们就上了车，随他带到另一处地方。冯同志骑摩托的技术不错，乡间小路再窄他也不减速，但他路也不熟，遇到迷路时就叫我下去问路，而他却一边开着走一边等我，经常累得我气喘吁吁地赶上车向他报告问路的结果。由于大多走的是乡间小路、土路，摩托车一过带起一阵灰尘，我坐在后面就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弄得满头满脸全身都是灰土，每天工作结束回到学校，洗澡时地下是一滩泥水。估计吕先生也好不了多少，不过我们从来没提过这事。那时由于条件所限，也许是因为保密，学校并没有给我们派车，每天去规划局和回学校都是坐公共汽车，大部分是坐331路在西四下车，再换车去礼士路的规划局。有几次因为回来晚了，学生食堂早已没有饭了，吕先生就拉着我去照澜院学校办的小餐厅，每次都是吕先生自掏腰包，有时我不好意思老是“白吃”，抢着去付帐，这时吕先生就紧紧拉住我说：“你不要跟我争，你还是学生嘛。”其实那时吕先生的工资也不会很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听说吕先生已不在国内了，我想如有机会一定好好请他吃一顿饭，以感谢当年他对一个学生的关心和照顾。

我和吕先生每天早出晚归地跑了几天，几乎把北京郊区都跑遍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地点，这时我们都有些焦急起来。说到这里我倒想多说几句。说起选厂址，对一个项目来讲是一件大事，我参加工作之后曾多次参加过选厂址工作。一般都四五辆汽车，人员也十分庞杂，不但有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人员，还有规划部门、当地政府相关人员。一般还要有选厂大纲、选厂提纲，有时还要有若干专业小组，分别负责比如工艺、土建、设备、交通、地质、水文、气象、环境等专业小组。而我们那时却只有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三个人，其中还包括我这个不谙世事的未毕业大学生，现在听起来，真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

其实那时我们虽然手上没有拿着选厂大纲，可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个大致标准的。比如：这块地面积必须够用，必须交通方便而且与居民区有一定安全距离，有利于安全、保密，对周围环境影响要降到最低，基本的水文、地质、气象条件要符合要求等。但是，我们看了不少地方都不满足。正当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1959年3月下旬的一天，冯同志把我们带到了昌平县的虎峪村。

那时正值桃花盛开的日子，走到虎峪村口就会看到满山遍野的桃花、李花、杏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姹紫嫣红开得十分好看，真没想到北京郊区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可是冯同志似乎并没有料到我们会对虎峪如此感兴趣，一开始他甚至连摩托车也没有下来。记得在村口有一些房子，还挂了一块牌子，上面似乎写的是建工部干部劳动锻炼基地字样。于是我们在附近转了一下又到了这个基地去拜访，一位负责人模样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说这里是建工部机关干部轮换劳动锻炼的地方，并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食堂、宿舍及他们办的墙报。当时正值中午，许多人已经下工正准备吃午饭，看到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都报以友好的微笑，这无疑增添了我们对虎峪村的好感。因为已到了吃午饭时间，主人盛情地招待我们在他们食堂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吕先生也把来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对方很爽快地说：“好啊！欢迎你们清华来和我们做邻居！”就这样，真应了那句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吕先生回校后向有关领导汇报，没几天就告诉我，已经决定把八○六厂定在昌平虎峪村。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快就定了，现在来看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正在我窃喜已完成了任务可以回设计组安心搞设计时，吕先生却笑看说：“别忙，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这个等着我完成的任务就是——为200号测绘地形图。

三、为200号测绘地形图

其实，我心里也清楚厂址确定之后，马上就要开始初步设计，而要进行初步设计，首先就需要1:500或1:1000的地形图。在50年前的北京市还找不出来能满足初步设计精度要求的该地块大比例尺的地形图，因此，先进行地形图测绘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进行测绘地形图工作，而且这个差事又落在我的头上，还临时任命我为测量队长。

于是，我马上进行了准备。首先必须有人，这人第一要搞过测量；二要身体好，能坚持较大强度的野外作业；第三，在当时条件下必须考虑的政治条件；另外还须有协作精神。人员很快就敲定了，主要由给九同学组成，记得有刘嘉琦、王炳恕，似乎还有刘志存，其他一两个人已记不太清了。工程物理系还支援了一位女同学，说是给我们当“小工”，好像是物二班的叫程萍。所需的仪器如水准仪、精密经纬仪、花杆、塔尺、钢尺、大小平板等也很快齐备了。接下来要解决测量队的吃住问题，吃的问题很快解决了，还要感谢建工部干校那位领导，他很痛快地同意我们在食堂搭伙用餐。但是住宿却成了难题，在选择住处时首先要考虑靠近现场，同时为了保密又不能住干校和村民家中。当时虽已是阳春三月，但晚上还是很冷的，不少人还穿着棉衣，住帐篷也不现实。最后，总算在村口找到了一座破旧的土地庙，这座庙虽然早已断了香火，破旧不堪，但还有三间房，中间大殿上还供着一尊佛像，大殿左右各有一间房子，一间有一排土坑，另一间放一些桌椅等杂物。很快我就决定住这里，中间大殿做起居室、活动室，兼白天办公；而西侧的房子，一间住全体男队员，另一间则只好优待唯一的女队员程萍同学。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很快就进驻了土地庙并开始了紧张的测量工作。

工作是紧张而艰苦的，当时给我这个队长规定的是一周完成任务，我们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好在老天帮忙，那几日可谓风和日丽，既无风沙又无雨雪，白天气温还较高。但我们的工作确实是艰苦的，每天要爬山、穿林、攀峭壁、过溪水，有时停下来从高处看村中炊烟，听远处鸡鸣，恍如桃源仙境。没过两天，脚上打了泡，嗓子也快喊哑了。因为条件所限，大家在工作中联系的办法就是靠打手势或扯着嗓子喊。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却十分高涨，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精神。由于土地庙里没有电灯，晚上就是靠油灯和手电筒照明，四处又都是荒山野岭没地方可去，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就开文娱晚会，反正都是自己人也不怕笑话，唱歌、跳舞、讲故事、讲笑话，甚至耍活宝都行，只要能把大家逗乐，打发晚上时间就行。有时为了省油，索性油灯也不点，大家借着透进来的少许月光就开热闹的文娱晚会。那时我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电影《探亲记》中的插曲：山连山来水湾湾，果树开花红艳艳……一片锦绣好河山。

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外业做完了就搞内业，就是整理资料和绘图工作。这时一般也不去野外，大家就在供有佛像的大殿上画图和计算，那时没有计算机，就是靠计算尺和算盘还有一本计算表。大殿里放不下那么多桌子，索性搬到院子里去画，好在那时还没有间谍卫星，否则就全部曝光了。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把十几张浸透着我们汗水与智慧的地形图交给学校，满足了设计工作的需要。

此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当地气象、地质、水文等各方面的资料，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其中之一是去雪山气象站考察并索取当地气象资料。记得雪山气象站位于北京至昌平公路边一座小山上，山很高，路又陡又难走。在气象站工作的是两位刚刚从气象学校毕业分配去的年轻姑娘。也许是很少人上来，见到我们来她们非常高兴。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我们就互相熟识了。她们友好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一下搬出几大厚本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让我抄录。当然，我们是带着学校介绍信的，如果放到现在恐怕要收一大笔费用，而那时不但没要一分钱，而且还帮我们抄。我们看到山上生活很艰苦，用水、吃菜、生活用品都靠一位老头从山下送上来。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可以用单调、平凡、艰苦和寂寞来概括，但这两位年轻姑娘十分乐观、活泼、充满朝气，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唱歌，还利用业余时间种花种菜，把简陋的山上气象站打扮得花枝招展，生机盎然。她们充满朝气、乐观向上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分手后我们一直在心里为她们祝福，果然，过了不久，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全面报导了她们的事迹。

再一件事是我们测量队自己决定要搞的。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虎峪村及附近的历史、气象、地质、水文等多方面情况，我们决定分组直接到农村进行调查了解，走访当地居民，着重访问年长者。调查分成三四个小组，两人一组，自愿结合。最后大家很快就找好了对子，只剩下我这个队长和女同学程萍。记得当时刘嘉琦同学还开玩笑地说：“你们两个人一组好啊，遇见老头你来问，遇见老太太她来问。”由于这次活动安排在测量工作基本结束，我也需要回校汇报工作时进行，所以我和程萍同学安排了从虎峪村步行到南口镇这一段路上进行调查。这样连访问带走路花了几个小时，走到南口镇时，真有些走不动了。这时的南口镇已是华灯初上，人群熙熙攘攘，从南口镇我们买了两张火车票回到了清华园。记得当时写了几句长短句，抄录如下：

月如钩，谁人挂你在山头？山风、晚露、炊烟。旧街、石路、老店。

茶楼酒肆客正满，街头巷尾人闲谈。

着衫乘晚凉，人攘攘，小镇风光。乘车临倚窗，一枕黄粱。

长笛一声惊梦，车到清华喜还乡。

回到学校不久，把测量成果和工作交待清楚，又接到新的任务。于是1959年4月19日离开清华园去了太原参加毕业设计工作，在太原又整整生活和工作了一百天。当7月底回到学校后，马上投入新的工作，即专为我们准备的红专大辩论、反右倾及政治鉴定，毕业分配等。

50年对历史只是一刹那，而对于我们每个人，那可就是一生的绝大部分啊！那时我还是学生，如今已退休十多年了，而清华200号后来又成了核研所，如今已成了核研院。但有谁知道在最初选定在虎峪村建厂时，竟是靠三个人和一辆破旧三轮摩托来完成的？有谁知道它的最初几张图纸竟是出自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之手？又有谁知道虎峪村第一张地形图竟是几个大学生在破庙中绘制的？

现在回想起来，毕业前这短短的两三个月的经历对我们一生起着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轨迹。就拿我班曾参加过八○六设计和测量工作的十余位同学来说吧，在毕业分配时张文玮和辛代松被分配到二机部，刘志存和刘嘉琦被分到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兰淑澄和陆雍森留校作了研究生，听说也在200号工作过，聂桂生后来成了北京市环保科学研究院的院长，也在200号工作过。我1959年被分配到国防部，报到时才知道具体的单位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我还记得很清楚，刚去报到时接待我的首长问我：“你知道到我们这里搞什么吗？”当时我竟不假思考地脱口而出：“搞原子弹吧！”而那位首长却笑着说：“差不多，但我们不搞原子弹，我们是搞导弹的。”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搞了一辈子导弹。

我现在已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了，我还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去虎峪村看看，看看50年后那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再一个愿望是，能见到吕应中先生及当年参加过八○六厂设计和测量工作的同学们。不知道这些愿望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