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启超题写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编写这本书，起因于找一本书。

2002年，其时我辑佚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已交给出版社三年，却还在编辑手中校对不已。反正书未印出，但凡有新发现的梁启超佚文，我便随时转去，嘱编辑插入。当时，由梁氏晚年亲近的弟子周传儒与吴其昌笔记的《北海谈话记》尽管已排列其中，我却一直深感遗憾，因为此文乃是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违背了本人自订的以原刊为底本的采辑原则。何况，《年谱长编》所收不可能是全文，如《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般，在标题后加“节录”二字，终令我心中不安。我知道此文最初刊载于“丁卯初夏”编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只是如何找到此书很让我犯难。

为了查找这一册《同学录》，我可以说是费尽心思。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研究室不必说，已先请人询问过，回答是未有收藏。这我倒也相信，因为该室孙敦恒编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虽将此次谈话系于1927年6月30日，所引文字却全未超出《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中，我也检索到此书。而1930年，梁氏遗书已全部由家人捐献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订立的合约本有“永远寄存，以供众览”一条，则现时的北京图书馆（即今日国家图书馆）应藏有此册。遗憾的是，检查卡片一无所得后，我甚至惊动了德高望重的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然而相关部门查找的结果仍令人失望。

就在我已不存念想的时候，偶然在家中翻看2001年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第64辑，意外地发现其中载有吴令华所写《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灵》一文，篇末注明作者为“吴其昌之女”，且人在北京，顿时喜出望外。从北京市文史委探知吴令华先生的联系方式后，当即打电话询问。果不出我所料，吴先生手中的确存有一册由其父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日后听吴先生说起，方知此书也是其偶然得之。令华先生本是吴其昌的外甥女，因舅父无出，才过继为后。她幼时见此书印制漂亮，向父亲讨下，收藏至今，才不致在其父1944年谢世后散失。这段书缘让我欣幸自己的运气真好。

亲眼见到这册寻觅已久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我的第一感觉与吴令华先生一样，只觉此书精美异常。蓝色布面精装的三十二开小书（208mm×135mm），三孔线钉，上有梁启超题写的烫金书名，浓重的北魏韵味，一如梁氏既往的题字端庄大方。碑文般凹刻的金字，配合封面的深蓝，整体肃穆、雅致。开本也别具一格，横向左开，内页共一百面（含前后单衬），全部用道林纸印刷，师长与同学的照片均眉目清朗。作为主体部分的同学介绍，或自述，或由同学题撰，亲切有味，展现了写者与被写者双方的才情。窃以为，这应当属于当年难得一见的精品书。一时的兴奋与冲动，使我当场向吴令华先生提出了影印出版的建议。

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容易。确有编辑对此书感兴趣，可惜格于印数的考量，选题未在出版社通过。恰在此时，一位编辑“重新制作”的话点醒了我，于是，以学术传记汇编的形式，呈现清华国学院学术薪传的思路浮现出来。

设立研究院，本为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大学转制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唯一招生的“国学门”，自1925年9月首批研究生入学，到1929年6月底结束，短短四年间，总共培养了四届七十名学生（据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以毕业计）。而最令人称奇的是，其中多有日后在各学科领域中声名卓著的大家。按照个中人蓝文徵的总结，除去早逝者，留学英、法、日本的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而1937年4月出版的《清华同学录》中，研究院国学门已有三人明确记为“已故”，大抵属于蓝文徵所谓“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尽管抗战期间，至少又有储皖峰、姚名达与吴其昌先后谢世，而其人已然成名成家，著作宏富。

一般而言，学界印象中的清华国学院几近“神话”。这包括了著名的“四大导师”，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倾心指授，也与毕业诸同学后来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如以收录颇丰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高增德主编，书海出版社，1994年）为据，列有条目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共二十七人，所分布的学科大体为——

历史学：周传儒、方壮猷、谢国桢、刘节、陈守寔、卫聚贤、蓝文徵

历史地理学：王庸

考古学：吴其昌、朱芳圃、吴金鼎

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徐中舒

考古学、古文字学：余永梁

金文甲骨学：戴家祥

经学、历史学：杜钢百

中国哲学史：高亨

目录学、历史学：姚名达

目录学：刘纪泽

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王静如

语言学：黄淬伯、王力、姜亮夫

音韵学：裴学海

古典文学研究、语言学：刘盼遂

古典文学研究：陆侃如

文学批评史：罗根泽

法律史学：杨鸿烈

上述诸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均为一时之选。不过，这种归纳实际尚不足以彰显其人学问的广大，即以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全集》的姜亮夫而论，他在《自传》中声言，“我是个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传末附录的著作简目，因此傲然分为“史学之属”、“语言之属”、“楚辞之属”、“敦煌学之属”与“汇辑之属”五类，大大超出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为其定义的“语言学家”一隅。

在上列诸家之外，本编另外补充的程憬、赵邦彦、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冯国瑞、黄绶、蒋天枢、储皖峰、裴占荣各位，也大抵都以治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尽管著述多少不等，其中仍不乏传世之作。即便未能找到传记资料的毕业生，其著作也仍有一印再印、沾溉学界者。如杨筠如之《尚书覈诂》，便先有王国维、后有李学勤作序，1934年初版本问世后，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9与2005年两度排版印行。

恰如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文中所说：

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也即是说，清华国学院的耀眼光辉，正是由四大导师与毕业同学的辉煌成果合力构成。而若将其真正落实，具体呈现这一师生间的薪火相传，在我看来，最佳且易于操作的方式，便是将弟子辈的学术传记汇为一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发现，正提供了合适的机缘。

我所持的选录标准，首重自传，其次为同学撰作，再次乃是出自学生或朋友之手的评传，以下依次为研究者考论及家属忆述。如此分别的理由是，在自述或同学撰记中，清华学术传承的脉络会更为凸显与清晰。目前搜集到的三十五人传记资料（上举余永梁除外），恰占全部毕业生的一半，作为本编的主体，列为辑一。

辑二则着意从学生的角度追忆校园生活。其中蓝文徵与姜亮夫二文，属于较为全面的记述；黎东方虽非国学院研究生，但其从大学部学生的视角观察“四大导师”，也自有难得的鲜活可爱处。余下四篇，各选一得意弟子，回顾四位导师的学术生涯及亲承謦欬的经历，既可如实展示学脉的延续，也可使师长们在本编有集中亮相的机会。

辑三即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原本影印。但因吴其昌1927年初夏编制此册时，仅有两届学生入学，故本辑末后又收录了自1937年版《清华同学录》截取的国学研究院四届毕业生名录。需要说明的是，吴本《同学录》的排名次序颇有讲究，乃是根据当年的录取名次而来。本编各传即以此为准，分别先后。1927与1928两届学生的序列，亦参照其时的录取名单确定。

编辑此书的过程，对于本人也是一次美好的、值得不断回味的记忆。发生在清华国学院师生之间的那份温厚情谊，尽管人事代谢，生死存亡，八十多年来却始终不曾断绝。如前述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毕业的杨筠如，即是因1926年完成的《尚书覈诂》初稿而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誉为“文约义尽”，“不愧作者”；随着其处女作的不断再版，这份期许也已流衍为令人歆羡的佳话。我还看过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的王力著《中国古文法》，那是他1927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卷首有梁启超“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评语，文中多处也留下了梁与赵元任两位先生的眉批，而赵批中“言有易，言无难”，更成为王力终身治学的座右铭。此外，未见于本编的汪吟龙，于1934年出版了《文中子考信录》，那也是他1926年离校前写成的论著，导师梁启超简短的批语作为跋文，也恭敬地移录卷末。

凝聚为一个群体的清华国学院同学，彼此之间的友情同样引人神往。抗战中先后辞世的三位同学，储皖峰走了，有侯堮作《储皖峰教授传略》、王静如作《纪念逸庵兄》；姚名达去了，有吴其昌撰《哀念姚名达教授》；吴其昌自己也随后逝去，又有方壮猷及时写出《吴其昌教授事略》。即使进入垂暮之年，同学之谊也未尝稍减，反更见浓挚。1976年6月，谢国桢在“文革”灾难尚未结束之际，即以古文笔法撰成《记清华四同学》，忆念已经离世的吴其昌、王庸、冯国瑞与刘盼遂四君，情意深长；1989年，年届八十三的戴家祥，作文《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而其时已在吴氏病殁四十五年以后；1983年，八十五岁高龄的徐中舒仍执笔为老同学黄绶的《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写序，对于读书期间，黄氏在导师梁启超的指导下，一年之内完成《两汉行政史》与《唐代地方行政史》两部大著印象深刻。至于冯德清留下的两通刘盼遂信函，经其子冯天瑜教授编入《（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中，也以其恒长的收藏，见证了同窗间的日常关切。

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引出的话题甚至学术课题可以更多更长，但这已非一篇短序所能承当。尽管经过清理藏书与编制电子书目，这册当年遍查不着的小书已在国家图书馆悄然现身，可我仍然要感谢那一段曲折漫长的寻找过程——这本《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才会因冲动与感动而产生。

本书编选期间，与吴令华先生合作愉快。这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2009年3月12日于北京

（原载《东方早报》，2009年3月29日，作者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