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昭
读到流求、小彭、美延合撰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出版)书稿,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为寅恪伯父唐筼伯母高兴,也为读者高兴。这些年来,市上关于陈寅恪的书,少说也出版有几十部,但是以女儿的身份秉笔实录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感受,这却是与众不同的第一部。书稿不文不饰,质朴真挚,视角独特,内容翔实,有根有据,可作为历史来读。
流求姐妹都是学理科的,自谦不专文史,不敢对父亲学识著述妄加评论,而将姑父俞大维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附录书后,供读者参考。这实在再合适不过。此文原是俞大维先生1970年3月在台听说寅恪先生去世的传闻后,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追述寅恪先生研究学问的方法和经过。俞大维先生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相知最深,迄今为止,对寅恪先生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还没有见到比俞大维先生概括得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我们从俞文中得知寅恪先生为撰写一部新的蒙古史、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曾下过何等样的苦功进行文字工具准备和史料的精深积累及研究。然而生不逢时,几经战乱流转,既无安定生活,又无充分时间,而作为寅恪先生著述的基础、倾注多年心血批注的许多珍贵书籍,或毁于战火,或在运输途中被盗,或寄藏亲友家丢失,晚年的遭遇和“文革”浩劫更不待说。寅恪先生一生虽然留下无数精辟的著述,但最终未能完成他“在史中求史识”的大作,心情可想而知。确如俞大维先生所说:“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流求姐妹点点滴滴的回忆,一个个细节的动情描述,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寅恪先生的认识,了解他成长的时代环境、家庭背景,看到寅恪先生的言谈笑貌、襟怀风度,他那与时代同歌哭,与国家和文化同呼吸的个人性格。对于国家和文化,寅恪先生实是视为一体的。我们也看到贤惠精干的唐筼伯母,如何历经风雨全身心地照顾寅恪伯父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更加体会寅恪赠诗“乌丝写韵能偕老”、“然脂功状可封侯”等句含蕴的深沉。
寅恪伯父唐筼伯母相继离世已四十年了,亲友们每回想起那个悲惨秋日的情景,心上仍不免隐隐作痛。大家都寄望流求姐妹抚思追忆,把她们所了解的父亲母亲以及与双亲共同度过的时光,用文字记载下来留作纪念。流求姐妹也久有此意,迟迟没有动手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一直在为实现父母亲的两个心愿而忙碌奔波。
一是忙于收集整理出版父亲文集;二是觅地安葬父母亲的骨灰。这在常人看来似乎并不十分难办的两事,她们却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和精力来争取落实。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一言难尽,只有身在内地亲自操办其事的流求和美延感受最深。
寅恪伯父的文稿,还有众多批注的书籍,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遭洗劫一空,片纸不留。当年抄家,文稿书籍是被人成捆成捆、一麻袋一麻袋拿走的;“文革”结束,落实政策,虽经百般追索讨要,却是一册一册、甚至一页一页地收回的。抄走时留有字据的,未能如数归还,更别提那些连字据也未留就抄走的文稿书籍等。为讨回寅恪伯父被抄走的文稿,流求姐妹不知写过多少封申诉信,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求助,也不知登门拜访过多少位有关负责人,请予过问;所憾收效甚微。尤其苦了“文革”后仍在中山大学任教的美延,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三天两头地往校领导那里跑、往历史系跑,追讨父亲遗稿。读者决不会想到现今《陈寅恪诗集》中的有些诗,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延从某些“持有者”手中,一联半首地一点点抠出来的;有人藏头露尾地发表寅恪伯父“文革”中被抄走的未刊诗稿,美延发现后便去软磨硬泡讨要。
1980年蒋天枢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持出版的《陈寅恪文集》,所收文稿就是流求和美延在“文革”后想方设法追回的。1988年蒋天枢先生不幸突然病逝,流求姐妹继续收集整理父亲文稿的工作。2001年,在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诗集、书信集、读书札记、讲义及杂稿,编为十三种十四册,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三联新版《陈寅恪集》,书信集内容有所勘正。“陈集”目前尚不能称“全集”,寅恪伯父流失在外的文稿遗墨仍未能全部收回,这从京沪港拍卖市场公示的目录,也可看出一斑。一些来路不明的寅恪伯父手迹,屡被炒作升值,尽管国家明文规定物品所有权有争议者,不得进入拍卖市场。我真希望所有持有寅恪伯父文稿遗墨的人士,不论来源如何,能以传承祖国文化为重,向寅恪伯父亲属提供复印件,以收入先生文集,使“陈集”更臻完善。这对研治我国乃至东方近代学术史是功德无量的事,岂不远比藏诸密室供个人把玩观摩为强。
寅恪伯父唐筼伯母遗体火化后,骨灰起先留置在火葬场。以后落实政策,寅恪伯父骨灰被移放广州革命公墓,美延就将父亲的一半骨灰和母亲的骨灰,一同捧回她在中山大学的宿舍,朝夕相伴,一心想着如何遵照父亲的嘱咐,安葬父母的遗骨于杭州六和塔后的牌坊山祖茔,与祖父散原老人、祖母明诗夫人及大伯师曾之墓相伴。
寅恪伯父早年执教燕山,晚岁客居岭南,总感觉不很相宜,而对风和日丽、水柔云暖的杭州,非常向往。曾有诗坦言“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塘真合是吾乡。”这固然由于杭州风景气候宜人,更因为此乃寅恪先茔所在,是他魂牵梦回、年年遥祭的地方。解放初期,寅恪伯父对中大同事、诗友朱师辙(少滨)先生退休卜居杭州很羡慕,送别诗有句“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诗结后缘。”寅恪伯父曾有移教浙江大学之意,后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由多年享有盛名的综合大学一下改成了工科大学,便不再作此想。
美延最体会父亲心意,高中毕业后没有就地升学,而转去上海读复旦大学,但愿毕业分配在沪杭一带工作,父亲可像朱少滨先生那样在杭州养老。美延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过:“我们老了,死后归葬杭州祖茔,伴随父母与长兄身旁。”
为实现父亲这个心愿,流求姐妹改革开放后奔走呼吁近二十年,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请求帮助协商,未见成效。往往是:写信,不见回复;上访,不予接谈。仅有一次例外,1986年美延在浙江省委统战部门口坐等一周求见,最后传达室人请出一位处级官员,限时十分钟,听取美延讲述后,表示“考虑考虑”,以后即音信杳然。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和寅恪伯父朋辈故旧,也积极出面帮助争取落实。寅恪伯父的清华老同事、美籍华裔科学家顾毓琇老先生,甚至向中央负责同志当面陈述此事求助,最后也没有下文。
寅恪伯父归葬杭州祖茔的心愿不得实现,使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深感遗憾!以后幸蒙江西省科技厅、江西庐山植物园和各界热心人士鼎力支持、友好相助,寅恪伯父唐筼伯母的遗骨最终得以合葬于庐山植物园,魂归故里。庐山植物园风光无限,且邻近他们喜爱的侄儿封怀(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之一)、侄媳梦庄之墓,想来不致寂寞。
寅恪伯父唐筼伯母墓以巨石为碑,与周围山林融为一体,石上镌刻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03年6月16日(旧历五月十七),也即寅恪伯父一百一十三岁冥诞之日,庐山植物园举行了寅恪伯父、唐筼伯母墓碑揭幕仪式,时值“非典”,北京亲友均未受邀参加。作为世交晚辈,学淑、学文姐和我,敬撰一联为贺:
万峰插天,匡庐有幸埋傲骨;
千浪动地,扬子多情颂英魂。
那天美延来电话说:“父母终于入土为安了!”语带悲音。回想近二十年的种种波折,不胜唏嘘。这也难怪,波折中,她受的委屈实在太多。
从接到美延的电话之时起,我就知道她们姐妹将着手撰写回忆父亲母亲了。果然现在就读到《也同欢乐也同愁》这部书稿,亲切,感人,史料珍贵。如果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书稿主要内容只写至1949年。解放后,随着流求姐妹年龄增长,对父母也更加理解。而寅恪伯父晚年的境遇和心态,深为海内外读者关注,衷心希望流求姐妹继续写下去,弥补这一缺憾。
转自 东方早报 2010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