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 邓建华

如何认知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认知西学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困扰晚清学术界的重大历史课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古今（新旧）中西”之争，是晚清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平心而论，在那场争论中，表现杰出的学者不多，而王国维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王国维的中西学术观可简述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国维不仅对当时学者热衷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现象大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将学术强分为“古今中西”毫无道理。他在《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王国维的“三无”说依凭的是理性分析方法。他从学术分类的基本原理入手，肯定人类学术具有通约性。他指出，一切学术依其功能都可以归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在他看来“科学”的出现，起源于人类对事物“尽真”、“求是”的需要，“史学”的形成，导因于人类探求事物的变迁轨迹以及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文学”是人类“表情感”、“求诸想像”的产物，而人无分古今中西皆有此三种需求，因此，“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

　　由此出发，王国维提出“学无新旧”说。他指出，学术研究的宗旨在于求事物的“真”与“是”，但事物的“真”与“是”是相对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在他看来，任何既存的学术物态，都是人类认识史中的必然一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那些一时被视为“谬说”、“空想”、“弁髦”的东西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无新旧”之分。而以时间序列来划分学术的新旧古今，实际上是以今人的价值判断，作为学术取舍的标准，这显然有违为学宗旨。王国维要求人们以辩证发展的观念看待全部的学术发展史，以获取学术研究的真谛。

　　王国维也反对学分中西的说法。他指出，之所以说“学无中西”，乃因“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这些学问，无论中西“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他进一步指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在他看来，中学与西学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相反，作为世界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两者盛衰与共，“互相推助”。比如西人的推算日食方法，可以与中国传统历算术相互验证。他断言，只有“兼通世界学术”，才能“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王国维力图在中西学问之间构建起一座平等交流的平台，其意在拆除中西学术之间的藩篱，消除时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隔膜和敌视，为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

　　当然，王国维并不否认中西学术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多流的。以哲学为例，“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学术文化的多元性，使不同学术体系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只是“广狭疏密”之别，并不意味有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各有短长。王国维指出，中西国民素质“各有所特长”，其学术思想自然有所不同，“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中学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其短在于“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故“抽象与分类”，“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论新学语之输入》）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出现于晚清学术界的“古今中西之争”，源于甲午战败引起的传统文化失落感、失败感。在这种学术文化困境中，有的人以“保存国粹”为旗帜，试图以此复兴传统，有的以“西化”相号召，唯中是弃，唯西是从，有的则以“中体西用”为名，企图在不触动传统学术根本的前提下，汲纳西学中的“器用”之学。旗号虽有歧异，但共通之点都在于以某种学术的价值体系为参照系，去观照、评判、取舍异质学术。显然，这种学术价值一元观既不利于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也妨碍了不同学术间的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王国维对中西国民特质和中西学术短长的分析或许不尽科学、精确，但其中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多元观，是一种颇具世界意识的现代学术观念。

　　与“学无新旧、无中西”说相联系，王国维还特别针对以“有用”、“无用”作为学术分类与取舍标准的肤浅时论，提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说。“用”即价值。学术之“用”有两层含义，一为学术的自身价值，一为社会价值。王国维认为学术的自身价值与其社会价值有联系，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价值，“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遍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学皆无用”。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知事物之“曲”“全”、“释物”、“断事”、求“宇宙人生之真相者”，进而“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这是学术本身价值之所在，也是学者的使命所在，这是学术的真正之“用”，是一种“无用之用”。可见王国维并不否定学术之“用”，他反对的只是打着“有用”、“无用”旗号，把学术视为实现某种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手段，要求学者以非功利的纯粹“求真”精神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

　　王国维中西学术观中所展示的理性分析方法、学术价值多元观、辩证发展观念、纯粹“求真”的学术诉求，为当今学人构建现代学术大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思想营养。（作者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转自 光明日报 2010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