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 王东明

西院居处

　　我家迁入清华园，是民国十四年四月间事。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左边外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抽水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厨房旁邻接隔壁房屋处，有一小厕所，是抽水蹲式便池，专备佣仆之用。

　　这些房屋的特点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积大，每户都栽种很多花木，屋后紧接邻家前院，门开右边，左邻刚相反。如此共有两列连栋房屋，合计二十户。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闪着金光的铜门环，在当时看起来，倒也气象万千。

　　第二个特点是窗户特别大，一个房间中有三扇大玻璃窗，上为气窗，向后有两扇小窗，对着别家前院，装得特别高，以确保各家的隐私权。除气窗外，均不能开启。气窗上面，蒙有绿色纱布，北方人叫它做冷布。每逢更换冷布及裱糊顶棚，是一件大事，在北方住过的老年人，大半都知道。每户除门铃外，每间上房，均有电铃通下房，这种设施，在当时还很新颖。

　　屋外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路边种着高大的洋槐树，外面即为石砌的大围墙。这条围墙除南院外，包围了整个园区。正对两列宿舍中间的大马路，有一对大门供出入。门内侧的传达室有人全天候守护。大门外即为通西直门大道，旁有小河，终年流水，清澈见底。冬天仅有靠两岸结冰，春夏山上融雪，急流汹涌，沿着河边散步，听着水声及林间蝉鸣，为一大乐事。

　　我们向校方租屋时，原为十七号及十八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十八号在最西面，十七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说了。后来不知是否与十六号交换了房子，还是十六号正好空出来了。因当时我尚未赴平，事后也忘了追问。总之当年冬天母亲回乡带我来到清华时，我们已住在西院十六号及十八号了。

　　十六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另有藤躺椅一只，置于书架间之空隙处，备疲乏时休息或思考时用。中间为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及几把椅子而已。东间为塾师课弟妹处，厕所后墙开一扇门，通达十八号。门虽开在厕所，但门一打开，即把马桶遮住，所以虽为访客必经之途，尚无不雅感觉。十八号为家人饮食起居之所，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很拥挤的。

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母亲爱花，老佣人钱妈是农家出身，对种花很内行，虽然没有什么名花蕙兰，春天来时，倒也满院生香。

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人们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到北平清华时，在民国十四年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冬季节，那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师，专教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父亲才准备了一部《孟子》，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

　　每天下午两点，照规定是我到前边书房“上书”的时候，吃完饭，我就紧张了，上一天教过的新书还没有读熟，指定的一张大字没有写好，于是一面写字，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着、记着，到了两点，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地到了书房，一放下书，就背起来了，但很少是很顺利地背完那段书，有时忘了，就偷偷地看父亲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见他皱皱眉头，慢慢地提了我两个字，好容易拖拖拉拉地背完书，就要教新书了。有时连提几次都背不下来，就要来日连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亲在讲书或听我背诵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读完了，接着是念《论语》，这可没有《孟子》那么有趣味了，读《孟子》好像读故事，比喻用得特别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连我这十三岁左右的孩子，都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讲的都是为人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似的。我很羡慕塾师教五弟读《左传》，可是我不敢向父亲说。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如何来接受及因应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丧葬事宜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虽已办好燕京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研究院的一个职员位置，因此就辍学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太太)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最后的决定，是由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时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地把它放过了。

父亲对饮食的偏好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中，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下面橱肚放棉被及衣物，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开橱门，真是琳琅满目，有如小型糖果店。

　　每个月母亲必须进城去采购零食，连带办些日用品及南北什货。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我们听到洋车铃声，就蜂拥而出，抢着帮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亲坐定后，打开包包的那一瞬，这个吃一点，那个尝一尝，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等，大部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外面两片松脆薄片，成四寸直径的圆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里面夹着用糖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红枣等多种小丁丁，大家都喜爱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外皮容易返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一些细致的是为父亲买的。其他如花生糖、蜜供等，是我们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虽然说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会分尝一点。六弟享些特权，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到五岁尚不能行，也不会讲话，后来忽然站起来走了，而且也会讲话了，大家都对他特别关心与爱护，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最钟爱，尤其是钱妈，把他看做自己的儿子一样，事事都卫护他，所幸他并没有恃宠而骄，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我们这一辈，大致都承袭了父亲的习惯——爱吃零食。

　　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形状有点像葫芦，圆圆的)、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记得有吃鱼的事。平常除了炖鸡以外，都不煮汤。

　　我们到北平以后，母亲和钱妈，也学会了包饺子，这种面食，父亲也喜欢吃。吃剩下来，第二天早上甩油煎了，“就”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必备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等。

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就跟着他吃。

天哪!这是母亲的遗书

　　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仆佣亦不例外。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

　　接着购地、挖掘圹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沉着，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地放下了大半个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哪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我们有两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亲小，他们之间，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见的，母亲得到他们宽慰，精神逐渐振作，一一安排我们入学。

父亲的消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平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可是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是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

　　 摘自 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200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