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流求、小彭出生时，住在北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１９３２年春，全家搬至清华园南院八号。小时候的玩伴，记得有张申府伯父、刘清扬【１】伯母的女儿两位小姐姐。此时赵元任伯父母家已经迁居城内。

以后，新西院落成，我家迁至新西院三十六号，与雷海宗【２】伯父家一墙之隔。雷家的院子比我们家的大，经过雷伯母精心打理，也比我们家的院落有趣多了；所以流求、小彭常跑到雷家去找他们的独生女儿雷崇立玩耍。两家相处关系十分融洽，小朋友们的合影也就在雷家大院子里拍摄。

在新西院三十六号住的这段时期，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当时新西院的房屋建筑多呈“工”字型，我们家也不例外。“工”字型前面的一横排，坐北朝南，窗户多向南开。我家的房间安排，由西向东依次为书房、客厅、饭厅、厨房和杂物间。

客厅里的窗帘由母亲亲手缝制，土黄色的土布作本底，将印花布上的活泼飞鸟剪下，用补花技术一只只缝上去，既简朴又有特色。小鸟像是从地上飞向天空，我们孩子望着生动欢快的鸟儿，常会产生种种幻想，觉得非常有意思。北墙上显眼位置，挂着请俞平伯【３】伯父用楷书写的韦庄《秦妇吟》诗卷。家具并不成套，父亲喜欢藤制家具，因此客厅里摆放着大靠背的藤椅。靠近东面有一张木质棋盘，父亲很少下围棋，偶尔跟一些叔叔伯伯或年纪较大的堂兄切磋一下棋艺。家里从未见打麻将牌。家人不吸烟，也不备香烟待客。客厅的西边，冷天放置取暖的煤炉，炉子上安装的铁皮烟囱沿着内壁上方绕行至饭厅，待热量充分散发后，才通出室外。到了热天，撤除炉子，这位置就摆放一个棕色木壳的土冰箱。夏日清晨，由骡马拉的大板车，满载着冰窖里取出的大冰块，随着赶车师傅的吆喝声，各家纷纷端着盆子去取预订的冰块，这就是土冰箱制冷的来源。小孩们总想捡些敲碎的冰碴玩，常被大人制止。吴宓伯父经常和父亲散步或到家里谈论，傍晚有时便饭。活泼好动的小彭，喜欢趁着客人来时爬到父亲的膝上，听大人们谈话。常来的还有俞平伯、浦江清【４】先生等同事和一些青年学生。客厅西面是父亲的书房。书房比客厅略小，窗前摆放一张较大的深褐色书桌，桌前有一张藤椅，父亲面西而坐，充足的阳光能从南窗照进来。沿墙是高高的书柜，还铺设一张小铁床。整个书房很挤，我们小孩子不可以随意进去玩耍。

“工”字中间的一竖，连接前后两排房间，是走廊与卫生间所在的地方。后面一横排，西头是父母的卧室；中间一房稍小，放些物品，有时保姆也睡在那里；往东是小彭的卧室。另外还有工人房和一间厕所。流求七岁患肺门淋巴结核以后，特为她在父母卧室西侧加建了一个小房间，母亲半夜总来查看流求的被子是否盖好。

两排房子之间东侧的院落有一后门，日间大多虚掩，父亲上下课和一些熟客也由此门出入。前院有一条小径与大门相通，小径经过厨房与杂物房的窗口。母亲在那里种了许多竹子遮挡杂物，显得十分幽雅。小径的尽头客厅门口是一个花架，花架上爬着不少攀缘植物，如丝瓜、葫芦、金瓜、喇叭花，都是母亲栽种的。她还种植了海棠、桂花、月季等，并曾在自己培育的一盆盛开花卉前给流求、小彭留影。可惜几十年后，我们都认不出那盆是什么品种的花了。父亲喜欢腊梅，家里有一株腊梅，长得不好，冬天只开几朵花，但仍可闻到香味。西后院地上有一个罐子半埋在地下，里面装着母亲用饭食吃剩的碎骨头、烂菜帮子和潲水沤出来的“自制肥料”。小彭很喜欢观看母亲伺弄花卉，这也许与她日后学习园艺有关。

我们小孩除了与玩伴做游戏，譬如比赛骑三轮车、拍皮球、玩沙子等之外，最喜欢同母亲一道摘丝瓜。长老了的干丝瓜，剥去皮用瓤来擦洗盆碗，非常好用。这个时期，日子真是美好，无忧无虑。流求、小彭年满四岁进入幼稚园“上学”，这是清华大学为教职员工子弟设立的“成志小学”附属幼稚园，园址在清华的成志小学内。先生们主要教唱歌、跳舞、做游戏，讲故事。流求、小彭至今还记得一位花先生，她和我们互赠照片留念，母亲曾指着花先生的相片说：“这是你们的启蒙老师。”幼稚园每天上午都有相同的“点心”：小搪瓷杯里半杯温开水，加两片甜饼干。小朋友们都高高兴兴地很快吃完，可不像现在一些娇生惯养的小孩，对点心、饭食挑三拣四，不合意即随手扔掉。小朋友最兴奋的事，就是过儿童节了。那时候，儿童节是４月４日，幼稚园早早就开始准备节目。流求在大班，将毕业的那年春天，由五六岁的孩子组成乐队，节前个把月就练习演奏；先生更忙碌，不仅要召集排练，还用纸糊帽子，剪纸帽穗，连借来的表演服上条纹也是用纸贴的。正式演出时无论效果如何，家长都呵呵笑着拍手。演出曲目早已忘却，流求只记得自己是一名鼓手，站在最边上。找到七十多年前劫后幸存的一张老照片，记录了我们演出的实况。不知这支小乐队，能不能算是清华大学乐队的雏形呢？升入成志小学一二年级后，功课全在学校完成，不留家庭作业。下午放学较早，回家路上，常在大校园里绕道工字厅门前或荷花池畔，一路玩回西院，考试也从未感到有压力，名副其实的快乐童年。开初流求期末考试考了第一名，还获得奖品，高兴地蹦跳着回家，暗想会得到父母的奖励。哪知父亲看了成绩单后，问道：“你是不是比班上不少同学年龄大一点（那时一些小朋友较早入学），自然应该考得好些，有什么值得骄傲呢。”更没有奖赏，以后家里孩子即使考试得高分，也不会在意了。

父亲空闲时候，会选择一些唐诗教我们背诵，流求和小彭现在都能清晰背出好多句子，如最初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到后来的《长恨歌》、《琵琶行》。这些诗句表达的意思，我们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加深理解，也更明白父亲的用心。父亲平日里教学和研究工作繁忙，照顾和教育孩子大多还是由母亲来担当。母亲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毛笔字，她用毛笔把字写在一块块的硬纸上，做成字块，教我们识字。几十年后，与当年的小学同学聊起，她们还记得流求的字块与众不同，是母亲自己制作的。

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箧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分不同类别的书籍。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在我们长大后，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正如父亲旧日清华的学生梁嘉彬【５】教授在《陈寅恪师二三事》文中追忆听课感受：“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寅师授课，创见（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极多，全非复本（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占领我国东北的日本，欲进犯华北，乃至侵略全中国的狰狞面目日益明显暴露。国内各界公众，抗日救亡的情绪高涨。有些学者虽没有登高疾呼，没有慷慨陈辞，而是怀着国土沦丧的悲愤之情，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日常的教学与研究，默默从事传承民族文化命脉的工作。此时，历史考古方面，中国学者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就是很好的例证。学者们的爱国行动，也表现在以极高的热情艰苦工作。父亲当时主要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也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及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等；除了授课外，着力从事学术研究。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前的十年间，父亲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极具创新观点的学术论文，涉及中国中古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并有志写出更多学术专著，如一部新的蒙古史等【６】。父亲研究学问总是精益求精，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治学工具——多种语言，作为辅助。他在海外师从名师精深研修梵文及藏、满、蒙等语言文字多年，回国后在北平清华任教时，坚持每周六进城到东交民巷钢和泰教授家里，与他研讨梵文和佛教典籍。例如二十余年后他在《柳如是別傳》中提到与钢和泰一同工作，利用梵、满、蒙、藏几种语言知识，研究《楞严经》的真伪问题，并得到结论；又如父亲在《論韓愈》中也提及与钢和泰一起研读《佛所行讃》，比较中文、藏文译本【７】。他们工作很投入，经常过了用膳时间，父亲中午不能赶回姚家胡同吃饭。流求曾好奇地问父亲中午吃什么，父亲称赞一家饭店的豆豉蒸鱼，说是味道极好，令流求羡慕不已。

父亲工余时带我们到校园里散步，如果路过工字厅，便告诉我们，那是他初到清华时候的住所。天气适宜时，他曾带流求、小彭出西校门，到圆明园废墟走走看看。园中景象荒凉破败，杂草丛生，小孩子在倒塌的石柱间爬上爬下，父亲提到从前这里有高大的宫殿，漂亮的花园，是洋人（英法联军）用大火烧毁了圆明园，这些话在我们幼小心灵中留下印象。父亲常在课余时间和同事、老友谈天说地。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一次吴伯父在我们家用晚餐时，邀我们全家到清华园教职员餐厅去吃西餐，父母原来不允许流求、小彭前往，经吴伯父一再说情才同意。事先父亲教了我们吃西餐的方法和礼仪，这是我们出生以来第一次到餐馆吃饭。有一道菜是奶油拌菠菜泥，表面不冒热气，流求就舀了一大勺，入嘴后才觉得极烫，因为刚学了用餐礼仪，不敢吐，非常受罪。为这顿饭，流求高兴了好几天，也记住了几十年。

壬申年九月廿一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祖父散原老人八十大寿。祖父生于咸丰三年癸丑九月廿一日（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３日），父亲与众兄弟姊妹及亲友从全国各地奔赴庐山，为老人祝寿，这是陈氏家族的一次大团聚。父亲向来“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請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課之時”【８】；此次上山拜寿，请事假十余天，乃是罕见的“特别缘故”。做寿前，雕塑家江小鹣、滑田友师徒二人专程上庐山为散原老人塑了大小两尊铜像。滑田友所塑那尊较小的铜像，后由俞大维陈新午带往台湾，现下落不明。

１９３３年８月暑假期间，流求随父母到青岛游玩，上了崂山，住过道士观。那时的青岛，看上去一片太平欢乐气象，又怎会料到四年后逃难到此的兵荒马乱情景。在孩子记忆中，这是父母唯独一次远道外出旅游度假，以后国难、目盲，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祖父来北平后，城里和清华园的家中，都装上一部挂在墙上的电话，大伯母黄国巽与我们父亲母亲的通话内容，多是有关祖父每日的饮食起居。有一次午饭后，城里大伯母来电话说：祖父今日精神略差，测得体温为３８．５度（摄氏）。父亲着急，匆忙赶进城去，说好今晚不回来，哪知晚饭时分，他又返回清华新西院家中，告诉母亲说：老人体温高，是因为家人先把体温计放在温热开水中洗涤，才给老人测试，所以闹了一场误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全家对祖父的孝顺与尊敬。

我们和父母平日都住在西郊清华园的家，每逢周末及寒暑假，便乘清华校车进城与祖父团聚，星期日下午仍乘校车回清华园。返程的校车，由东城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过来，经西城站点时已是乘客满座，我们由西城上车后，总有青年学生起身让座，那时候尊敬师长蔚然成风，至今仍有印象。登上校车前，常在校车的西城站点亚北面包房，买一袋二次烘烤的面包干，因它容易消化，父亲工作至深夜时可充当夜宵。

当时父亲在清华大学的工资收入不低，但母亲在清华园持家仍是处处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家中用品能自制的就不买现成商品，如前面所说自制特色土布窗帘、小孩识字卡片，家具也从未成套购置等等。因为非但要省出钱来留给父亲买书，更须每月拿出一半工资，交给大伯母，用以奉养老人及负担城里姚家胡同的家。这段时间，我们与大伯母的关系挺密切，小彭进城时大伯母偶尔也带她睡觉。

后记

回首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我们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双亲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重现眼前，他们舒畅时我们也轻松愉快，他们忧伤时我们也心情沉重，正如父亲诗句所云“也同歡樂也同愁”。我们很想把这些感受写出，也想把过去的所见所闻录下。这种想法萌生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直到今年父母离去已经四十个春秋，我们姐妹均是耄耋老人了，若再不完成此心愿，女儿们也将随父母而去，就会成为永远的愧疚。我们决心拿起笔，不顾文墨拙劣，尽量记下尚未忘怀的往事，虽未必能将许多心潮起伏的感受用文字描述，仍要竭力叙述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作为三姊妹对父亲母亲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

写回忆的历程，让我们更加贴近父母的心灵。在我们童年、青年时期，对他们的心境、为人，认识不够、理解不足。韶光荏苒，如今已步入暮年的女儿们，重温逝去的日子，逐渐对父母有了新的认识、理解。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探寻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的欢乐与愁苦。后悔当初何以不多问几个“为什么”？以聆听更多教诲。这是我们终身的遗憾，今生今世再也无法补救了。

双亲可谓生不逢时，他们年轻时就怀有宏大的理想与抱负，怎奈生于乱世，内外环境的干扰，使实现自己的追求，面临重重阻障，即便如此，他们没有放弃目标，艰难执着地前行。父亲常对我们说：我年纪大了以后，不会以年迈为借口而休息（指脑力劳动），仍要坚持做学问。他在目盲且晚年又遭股骨颈骨折不能站立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別傳》巨著，此后仍未辍笔，依旧著述，直到被“红卫兵”勒令“不准再放毒”，赶走助手，才被迫停止工作。父亲母亲无论何时何地，都恪守做人的道德准则“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母亲为支持父亲的工作、事业，付出了一切。父亲的凄然离去，使她感到一生的任务亦已完毕，身体本已极为衰弱的母亲，再也没有精神力量支持，于父亲逝世四十五天后，母亲也紧随而去。

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写出的这些回忆，从孩提依稀记事起，大体先叙述到１９４９年，其中用较大篇幅记述抗日战争期间家庭的境遇。这本小册子从文学角度看，应没有什么价值；但从史料角度看，似有点弥补与左证作用。为尽力做到后者，我们除了单纯的回忆外，还对有些事件，努力查找旁证，且力求不取孤证。实际上，任何人的记忆都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何况老人，我们希望尽量做到真确，不误导读者。我们都不擅文史，未敢对父亲的学识妄加评论。姑父俞大维与父亲在国外留学同窗七年，朝夕共处，相知最深。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他以自身体会，谈了“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故将此文附录书后。

我们的后辈们关注撰写外公外婆、太外公太外婆的回忆录，热心投入具体工作。流求的外孙女刘适宜，听我们讲述回忆后，早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文字写作，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小彭居住香港，儿子林日晖帮助她将回忆录音，并发送至内地给流求美延。美延的儿女设法找到了外公在美国及英国的某些珍贵历史材料。除上述外，后辈们都积极支持我们写作，热心提出建议和意见……他们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对先辈的了解。

还有许多关心父亲母亲及我们姊妹的朋友，再三督促我们在有生之年，必须写下回忆，吴宓伯父的女儿吴学昭世姐，在数据收集、文字书写等各方面给予许多具体帮助，友人的好意及协助令我们感动；《陈寅恪集》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也是本书的责编，工作认真细致，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二○○九年十月 父母逝世四十周年祭

注：

【１】张申府（１８９３－１９８６）字申甫，曾用名崧年，河北献县人。留学法、德，介绍罗素哲学到中国。历任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清扬（１８９４－１９７７），天津市人。留学法、德，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时为张申府夫人（后离异），积极从事妇女救亡工作。

【２】雷海宗（１９０２－１９６２）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清华学校毕业，留美。回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１９３２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１９５２年后改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３】俞铭衡（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字平伯，以字行，浙江德清人。北京大学毕业，留学英、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家、红学家。晚清国学大师俞樾的曾孙。

【４】浦江清（１９０４－１９５７）字君练，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东南大学毕业，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１９５２年改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３３至１９４４年游学欧洲。早年曾任陈寅恪助教。

【５】梁嘉彬（１９１０－１９９５）字文仲，广东番禺人。１９３２年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１９３７年２７岁时出版《广东十三行考》。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美国任教。参见梁嘉彬《陈寅恪师二三事》，载《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页１０５至１０９。

【６】参见本书附录：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第九节。

【７】参见《柳如是別傳》（上），北京三联书店版，页１７９；及《論韓愈》，收入《金明館稿初編》，北京三联书店版，页３３１。

【８】见《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页５０至５１，致傅斯年，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

转自 深圳商报 201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