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永兴（1914—2008）是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谈起陈寅恪的事，不见倦容。他说：“我现在记忆很坏，但是寅恪先生的事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我的老师，心里很难过。我想跟你说，给老师做助教的那段时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整天都能跟老师在一起。谢谢你给我这次回忆的机会，老师的教导我又重温了一遍。”在谈话中，他一口一个“寅恪先生”，让人肃然起敬。他坦言：“我自己一生不能读书研究的时间约为三十年，没有建树，愧对恩师。”

临行时，王先生对我说：“我作为寅恪先生的学生，现在看看他的书，确实是把老师说的不懂的地方都画出来了，可有一个困难，我向谁去请教啊？”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找到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潘光旦笑道，“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联大师生们经常跑警报。王永兴回忆：“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就往郊外跑。寅恪先生跑不动，在青云街靛花巷年纪大的不止寅恪先生一个人，就在里面挖了一个小防空洞。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

1946年10月，王永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所长郑天挺告诉他，陈寅恪已回到清华大学，提出要王永兴做他的助手。1946年到1948年，王永兴任陈寅恪的助教。有一次，陈师母悄悄让王永兴去劝患眼疾的陈寅恪少开课，陈寅恪笑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

陈寅恪知道王永兴每天要从城里到学校来工作，十分辛苦，就给梅贻琦校长写了封信，信中说：“若王先生无适当之住房，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很快，学校为王永兴安排三间大房子。从此，王永兴每天可以步行到陈寅恪家。王永兴回忆当助教的见闻：“这三年，寅恪先生给我讲稿，我读一遍《资治通鉴》，他又叫我再读一读杜佑的《通典》。然后他说，你看近期有没有哪个学者发表关于隋唐史财政的论文，注意一下。我一方面是给老师念书，另一方面也是‘应门五尺之童’，有人来叫门，我要管这个事情。他知道有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要失学了，只要是他认为靠得住的，就给人家寄钱，这些事情都要经过我的。有一次，老师叫我给两个学生寄钱，我不认识，老师认识。老师说这是有为青年，读书做人都很好，师母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家里用钱相当紧哪。’老师说：‘我宁可家里再紧一点，也不能再看到青年失学。’我的师母品行也极高，对老师的照顾无微不至。”

1948年12月，清华园人心大动。胡适打电话给陈寅恪，南去最末一班飞机为陈寅恪一家保留座位。临行的晚上，王永兴在陈寅恪家帮助收拾行李，陈寅恪平静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师生分别之后，再没见面，却时有通信，不过信是陈师母写的。陈寅恪想吃北京的食物，王永兴就寄去六必居的酱菜和大栅栏一个铺子的萨其马。

1969年，陈寅恪去世。而王永兴在1957年成为右派，1958年在山西无可奈何地开始了“浪费生命而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二十年”。王永兴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死而复活的人。这些事情我向来不和人家谈。悼念老师的第一次会并不是在中国，是在法国。法国有个汉学家，叫戴密微，他听人说寅恪先生故去了，而且故去得很痛苦，他说：‘我绝不相信。全世界还有几个陈寅恪，就这么一个啊。谁有这么坏？！’第二天，戴密微的弟子拿香港报纸的英文版给他念，他才相信了，哭了。”

1978年，王永兴调回北京大学，成为唐史研究名家。(李怀宇)

转自 时代周报 第75期（2010-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