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新闻中心 程曦

1946年3月17日，昆明为“一二·一” 死难烈士举行盛大出殡仪式，3万人参加送葬队伍

■ 历史篇

国难当头，西南联大师生充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直接为抗日救亡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南联大追求科学、民主，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养成的 “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加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适应当时形势的正确领导，充分利用云南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西南联大因此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活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1945年爆发震动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长沙临大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最初几年中，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充满爱国民主精神。如1938年底成立的群社，下设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务等股，后来逐渐发展为共产党领导下校内最大的群众团体。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后，群社活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学校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重要力量，是西南联大前期影响最大的社团。1939年春，西南联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成立。校园中先后涌现出青年话剧社、戏剧研究社、群声歌咏队、冬青文艺社、铁马体育会等众多学生社团和百家争鸣的各种壁报，师生思想活跃，全校上下一片朝气。

掀起从军抗战高潮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西南联大除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外，还有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直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学校动员批准，联大先后有1200余名学生参军或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有的去中央军校、空军学校、陆军机械化部队及空军作战、通讯、机务、气象等军事部门从事技术工作，有的赴延安和到八路军、新四军工作。1943年~1944年西南联大应届毕业身体健康的男生，有400余人应征为陈纳德将军飞虎队和盟军来华助战人员担任翻译。还有的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有的报考飞行员，训练后担任副驾驶员参加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的运输任务等。

　　西南联大学生的从军行动充分体现了青年学生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怀，永远值得后人钦佩。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树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碑阴面特地镌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刻了834个名字，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此数；其中，有14位联大学生在抗战中英勇牺牲。1946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为配合盟军作战的有功人员颁发自由勋章，其中有16名西南联大学生获此殊荣。

“倒孔运动”打破沉寂

1941年 “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险恶，中共云南省工委将西南联大大部分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有计划地从学校撤出，分散到云南各地隐蔽。群社等社团停止活动，影响较大的《群声》等壁报停刊。一时间，联大陷入受压抑下的沉寂。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何香凝、柳亚子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等滞留香港的著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消息传来，舆论哗然，西南联大师生群情激愤，很快贴出由26名同学联名发表的《倒孔宣言》。

　　1942年1月6日午饭后，住在昆华中学的西南联大一年级全体学生组成“倒孔”游行队伍，校本部数千师生踊跃参加，沿途还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10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会合。随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学校师生都热烈声援积极响应，在整个大后方引起了震动。由于这次运动的影响，西南联大和昆明更加成为爱国民主青年向往的地方，为以后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各种系列讲座和文体活动逐步恢复，1943年春重建中共地下党支部。联大教授也深切关注时局，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闻家驷等教授都先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政治活动。

爱国民主运动的新起点

1944年春，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一个月内郑州、许昌、洛阳相继失守，我前线军队的节节失利使西南联大师生忧心如焚，更加关心国事。在这种形势下，联大校园内出现了新的爱国民主运动热潮，1944年纪念“五四”的活动就是它的起点。

　　在1944年5月3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25周年晚会上，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回忆了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有教授提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感情冲动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听罢，忍不住再次发言说，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的大事，幼稚并不可耻，何况青年人的思想也许要比中老年人清醒、理智得多。闻一多热情表示，愿和同学们联合起来“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同学们也慷慨激昂，纷纷发言，表达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会场气氛之热烈，情绪之激动，热情之高涨，为几年来所未有。紧接着，国文学会举办的文艺晚会也是盛况空前，“民主墙”上的壁报也活跃起来。这两次晚会标志着西南联大校园中新的爱国民主热潮的兴起。从此，民主运动逐步高涨，张奚若、闻一多、吴晗、曾昭抡等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共同战斗的新局面。

　　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1945年2月和5月，有两部分同学各自成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经中共地下组织协调，分别称为民青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民青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由西南联大发展到其他大中学校，各校学生自治会和社团的领导骨干多为中共地下党员或民青团员。到1945年底，民青组织已发展到约 300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一”的鲜血与光荣

1945年春天，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大好，国内正面战场却连连失利，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充分暴露。在这一形势下，4月4日，西南联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简称《国是宣言》），呼吁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这一年的“五四”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联大师生也发出了反对内战、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

　　抗战胜利后，由于交通工具紧张，以及平津校舍尚待接收、修缮，准备复员北返的三校一时无法成行，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1945年10月，蒋介石密令杜聿明部队胁迫云南省主席龙云离昆，由新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代理省主席（新任省主席卢汉率部去安南受降未返），云南政局的剧变使西南联大和云南的民主力量面临前所未遇的严峻形势。

　　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到会者共6000多人。就在钱端升教授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引得会场掌声雷动时，围墙外响起枪声，第五军包围了学校。随后是停电，还有混入会场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査宗藩冒充百姓讲话，散会后的戒严更激起师生和市民的愤怒。翌日，昆明全市各校学生在市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下，相继罢课，表示抗议，并就时局和开枪事件提出抗议及具体要求。

　　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在交接仪式结束后，即布置暴徒进攻西南联大。在暴徒的毒打和手榴弹爆炸中，数十人受伤，联大师院专修科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惨遭杀害。当天下午，西南联大代常委叶企孙召开紧急教授会，发表谴责军政当局暴行的宣言。学生罢课委员会印发文件揭露国民党特务暴徒制造“一二·一”惨案的罪行。自12月4日起为四烈士举行公祭后，前来致祭的昆明各界人士达15万人次，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发表社论和文章，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

　　12月11日，卢汉到学校灵堂致祭并与学生代表座谈。24日，李宗黄悄然离开昆明。为顾全大局计，在五项复课条件已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罢联”（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通过了《复课宣言》。1946年3月17日西南联大举行隆重的四烈士出殡仪式，昆明学联于同日发文呼吁全国人民“粉碎反动派破坏和平事业的一切阴谋”。

　　“一二·一”运动是在中国面临两条路线、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青年学生继承“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斗争，它揭开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序幕。其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有许多西南联大师生投身革命，包括闻一多在内，有15位联大师生壮烈牺牲。其中共产党员齐亮、刘国鋕（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在渣滓洞、白公馆，面对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些可敬的革命烈士。

■ 往事篇

闻一多拍案而起

诗人、学者、烈士闻一多自 1912年考取清华学校起，便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1919年5月4日当晚，他为表达对五四运动的支持兴奋地用工楷抄写岳飞《满江红》贴在清华的饭厅。1932年，在国内政治黑暗中身心疲倦的闻一多应聘为母校中文系教授，从此潜心学术。抗战期间到昆明后，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名士”闻一多也不得不靠治印和在中学兼课来贴补家用；另一方面，他亲眼目睹达官显贵在匮乏时代大发国难财，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复古倒退和对“五四”精神的背叛，更使闻一多无法再安坐于书桌前。

　　从1943年起，闻一多开始应学生邀请积极参加座谈会、朗诵会等，逐渐离开研究室而走向青年群众，并与政治活动家来往。1944年他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他以诗人的语言为武器，以博古通今的学问为后盾，他的演讲号召有力动人，为青年所拥护，而为反动派所疾视。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闻一多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1945年7月，他对前来看望的联大学生说：“我经常从广大群众和你们这批青年身上得到热情，得到活力，哪里是我领导着你们，而是你们推着我前进。”

　　在“一二·一”运动全过程中，闻一多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在校内外奔走呼号，并与主持联大校务的常委梅贻琦恳谈，争取了后者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就在7月11日最后一批联大学生离开昆明的当晚，国民党特务迫不及待枪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尚在昆明的闻一多闻讯，不顾学生和各方人士的劝阻，毅然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作了后来被称为《最后一次讲演》的讲话。“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闻一多在参加完昆明为李公朴举行公祭大会以及民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回家时，不幸也惨遭杀害。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也不屈服，毛泽东称赞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转自 清华新闻网 201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