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新闻中心 程曦

西南联大工学院学生在阅览室内勤奋学习

■ 历史篇

　　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种种困难，创造出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

　　“七七事变”后不久，平津陷落。1937年8月，奉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筹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任常务委员，于同年11月1日开学上课。年底，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奉部令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除原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外，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全校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一个先修班。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国难当头，地处边陲，百废待举，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联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绩斐然。迄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为止，9年中先后在校的学生约8000人，其中毕业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很多联大学生后来成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6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众多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有不少联大学生投笔从戎、投身革命,在抗日烽火中、解放战争中为民族解放浴血奋斗，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总结联大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名师荟萃，形成了特有的“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大师云集，兼容并包

　　西南联大荟萃三校众多名师，既有陈寅恪、冯友兰这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也有吴有训、叶企孙、曾昭抡、施嘉炀、顾毓琇等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还有许宝騄、华罗庚、陈省身、王竹溪等抗日战争开始后回国、站在国际学术前沿的年轻教授。联大的教师阵容之强大，在国内首屈一指。

　　西南联大继承发展了三校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通才教育、崇尚科学的办学理念和优良传统，造就了勇于探索、尊重科学规律的良好学术环境，使联大得以成为学术的殿堂。联大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设校务会议、教授会，并先后有70多个专门工作委员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可以争论，但相互尊重，学校不加干预，充分体现民主办学。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是教育家，都有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合作无间。在他们的带领下，三校教师虽风格不同，各有专长，但都互相尊重，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均无向隅的寂寞，“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有利于培养思辨能力。如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专著选读，从《诗经》、《尚书》、《楚辞》直到若干家唐诗共25种；外文系开设有国别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11种，各种类型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12种，作家和作品研究12种。

　　由于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即使是传统的基础课程，有时也由几位教授合作开设，分别讲授自己专长的部分并编写该项教材，使教学达到更高水平；或由原先一门课程改为几门，分别开出。

　　作为补充，众多课余的专题讲座和社团活动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如1942年11月开始的文史讲座，由国文学会、历史学会联合主办，每周举行两次，讲演者以文史两系教授为主，共举行讲演60多次，到1943年暑假还在进行。讲演内容多是他们各自研究的专题，如闻一多讲的“伏羲的传说”就是《伏羲考》的部分内容（从人首蛇身像说到龙的图腾），颇能引起听众广泛的兴趣。文史讲座对贯彻 “通才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不少理工科学生通过听讲扩充了文史知识。

　　严格要求，重视实际

　　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非常严格，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学校对基础课教学力量的配备也十分重视，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即使是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等班次较多的课程，也有知名教授参加任课。理、工科，特别是工科，每周都有考试，暑假也安排课程。

　　由于抗战前的北京大学没有工学院，南开大学只有设在理学院内的电机工程学系和化学工程学系，因此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清华工学院在抗战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工学院教师大多是留学并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专家，又由于时代的特点、战时的需要，投考工学院以实现工业救国是许多青年人的愿望，工学院师资和学生水平之优秀，在全国名列前茅，教学要求亦相当严格。上课时先检查出席情况，迟到等于旷课，旷课达到一定次数即不得参加考试。考试题目灵活多变，与平时练习作业绝不雷同。评定考试及实验报告成绩也十分严格。图纸要上墨，这对培养未来的工程师十分必要。学生在校时不免感到艰苦，但毕业后都由衷感激老师，终身不忘。

　　理、工学院除理论方面要求严格外，对学生动手能力的要求也很高。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实验，实验数据达不到一定精度，教师拒绝签字，必须重做。文、法学院训练方式不同，大量的参考书，无止境的探索与追求，要想学得出色，非下苦功夫不可。联大各系科的专业范围比较宽阔，基础方面又有一系列的严格要求，使学生受到扎实的科学训练，应变和创新能力强，有较宽阔的发展前途。

　　虽然办学条件极差，但联大仍然非常注重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联大刚搬到昆明时，理工科的仪器设备不多。校方集中财力，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再加以教员自己动手制造设备，各系都开出一系列的实验课程。如物理系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每年都有实验课。工学院在困难的条件下，材料试验设备齐全，木工、金工、锻工、铸工实验从一年级就开始，这在战时实为难得。

　　依托云南广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联大师生通过野外实习、社会调查等形式丰富了教学实践。如社会系主任陈达领导了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农业研究所师生对云南全省的虫害进行全面考察；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专门组织滇西考察队，采集了大量地层古生物标本。

　　教研并重，潜移默化

　　联大教师教学、科研并重，学术造诣深，而且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因而教学质量是高水平的，这是联大能培养出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名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等，因空袭移居郊区，远离学校十里以上，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方式，一门3学分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并视为当然。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同学的敬重。

　　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而重视讲授自己的研究所长，强调启发式教育和为学、为人的引导。例如外文系的吴宓教授，他所讲授的最精彩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讲课时，他自己完全融入于作品中，课程极富感染力。中文系有位学生为求作惊人语，欲写文否定屈原，闻一多不仅教育他如何正确看待屈原的历史地位，而且告诉他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做学问绝不是为了自我表现，是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从此改变了他的治学态度，并持之终生。

　　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促进了联大对人才的培养。1939年，三校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以后各系开出一系列研究生课程。1938年～1941年间，一批了解国际科学前沿最新信息的年轻教授陆续从国外归来，年长一些的教授也在不断探索新方向，他们所授的研究生课程直接反映了国外最新的科学成就，使联大的教学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说，由于曾在联大随吴大猷开展量子力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因此和一般英国研究生相比，“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杨振宁也回忆说，他对对称原理产生兴趣源于吴大猷的引导，这对他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年轻助教和高年级学生都可以旁听研究生课程，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因此得到普遍提高。招收研究生还增加了联大的科研力量，有的研究生论文发表在国外著名杂志上。

　　1939年～1946年在校的联大研究生，不少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例如清华文科研究所的王栻、李赋宁、季镇淮，理科研究所的杨振宁、钱伟长、吴征镒、涂光炽和工科研究所的林为干等。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师生怀着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复神京，还燕碣”，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中兴业，须人杰”，筚路蓝缕，穷且益坚，传道授业，求知若渴，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塑造了光辉的西南联大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战争年代的卓越体现，是鼓舞人们奋发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 往事篇

　　泡茶馆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茶馆便成了联大学生延伸的课堂。联大人还发明了“泡茶馆”一词，“泡”是北方人的习惯用语，意指在茶馆呆很久，甚至废寝忘食。

　　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里写的。茶馆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就是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不少人练就了闹中取静的功夫，坚持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艰辛探索。当时的学生周锦荪回忆说：“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茶馆的大部分老板都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专门针对学生提供了 “喝白开水只收费三分钱”的服务。

　　李政道和同学们在茶馆里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他常自称是“茶馆里的大学生”。他还把昆明的茶馆比作巴黎的咖啡馆，是文人雅集之处，也是激发创作的地方。作家汪曾祺写过著名的《泡茶馆》一文，认为自己“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汪曾祺回答说：养其浩然之气，出人才，以及接触社会。“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　　

　　跑警报

　　西南联大在昆明，不时遭到日机的空袭。联大新校舍的北校门外横亘着一条铁路，越过铁路是丘陵起伏的荒郊。每逢空袭警报拉响，师生就从北校门出去分散在附近一带躲避空袭，称为“跑警报”。

　　对“跑警报”，联大师生于紧张中透从容。钱穆先生幽默地记述说：“不久，又闻空军中漏出音讯，当有空袭……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饭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下午四时后始返……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陈达在《浪迹十年》中记载：一天早晨在空袭警报发出后，他“欣然”同意学生“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的建议，把人口问题带到“小山充满树林”的郊外讲授，“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中坐下，每个人拿出笔记本”，他坐在一座泥坟上，“讲G.Gimi氏及 R.Pearl与 A.M.Carrsa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原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哲学家任继愈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中写道，金岳霖先生的代表作《论道》就是他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机械工程学系学生陶鼎来回忆说，国学大师刘文典先生总是夹着一布包的文件来上课，准备跑警报，他说：“中国现在研究 ‘赋’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所以我不能死。我要死了，‘赋’就没法往下传了！”

　　汪曾祺在 《跑警报》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转自 清华新闻网 201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