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月亮田上流动的风景

我作为画册《人文李庄》的特邀编辑，前后去李庄七八次，少不了也到月亮田的“林梁故居”看看。张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给营造学社侧面的两个小院没有了，那些一直摇曳在回忆录里的香樟树、芭蕉林、桂圆树也已不存，值得庆幸的是营造学社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筑基本保持了原貌。在两扇新做的木门两边，连接板式的木墙；粗大的木柱间以篾条、泥巴、碎谷草、白灰泥修筑成的串夹壁，最大的一间是工作间，光线并不好，全仰仗玻璃亮瓦。屋后有一方小天井，杂草横斜，时间的青苔将铺路的石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正厅左边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卧室，地板朽坏，一走就吱嘎吱嘎叫唤。透过窗户，并不能望见大江，也听不到江涛的低鸣。我想，这对一个心情并不好的人来说，反而是好事。为避免与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相混淆，1935年以后，林发表作品就改署“林徽因”。她的理由说是出自一个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者恐怕更为合适：“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这种脾气，就像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林徽因就从山西带回一坛陈年老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消受一样。

林、梁偶尔心情好，会出去散步。在田埂上散布。尽管西装不再挺括，但梁仍然保持绅士风度，戴金丝眼镜，还挎着当地十分罕见的进口相机。开始阶段，林一直穿素色旗袍，松挽头发，江风迎面一吹，站在秧田里的农民就直起腰杆，看这一片流动的风景。由于口音关系，当地人不明白他们的问询，只好憨厚地笑。他们大度地点头致意。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走太远，这主要是林的身体。肺病——这个20世纪初的著名病症，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病”。文化人的每一声咳嗽，总会在古典的海棠前，增添一丝血痕。

病中的时光越来越慢

李庄没有西医，农民吃点中药就可以长寿，死乃天意。人们不大谈论这些。但梁思成必须履行丈夫的责任。他学会了注射，多次向老友们求助，甚至自己去宜宾设法。把伴随他二十多年的派克金笔和从纽约州的綺色佳购得的手表也先后送进当铺。当梁思成拎回两尾大草鱼时，林徽因不解，梁思成幽默地说：“把这派克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这两样东西，是一个文化人的最后标志了，他彻底付出了一切。他们已经到了绝境。

为减轻经济压力，梁思成借去成都办事之机，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种子，请人在家门前种植。在此之前李庄人并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看着这些肥硕的红果如此妖异，农民们沉默不语，一尝，更是受不了那股酸味。林徽因为此笑个不停，红晕泛上了她苍白的脸颊，气促，气喘，只好赶紧躺下。她偶尔到番茄地看看，看看西红柿疯狂、顽强的长势。移栽到陌生之地，就能扎根而结果，人却远没有这种适应性。

梁思成还经常买老牛肉来炖汤，这是林徽因唯一的营养补品。林徽因喝的牛肉汤往往是被熬了许多次以后的汤汁，而此时汤里的牛肉，被煮得根本啃不动，所谓的汤，也难以分辨是肉汤还是清水了。梁从诫后来回忆：“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

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行的背影终于融化到夜色。剩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灯下，已经没有了烛影摇红、撒豆成兵的幻梦，只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在最不需要感情左右的古建筑世界，让剩下的光得以延续或扎根。

如果说李庄之前的林徽因，无论是在北平、长沙还是昆明，都多少保持了她的客厅遗韵的话，那么在李庄之后，她无疑被疾病与萧索，带入到了一个平淡得不容艳丽与芳香回旋低萦的领域。她那意象飞动的天空，已经为弟弟的阵亡和几块小小的亮瓦替代。在一个连风也吹不到的病榻上，作为太太客厅的女主角俨然已成为心如槁木的病妇。

36岁是本命年。如果说36岁的林徽因进入李庄时的韵致让时代记忆犹新的话，那么，在5年以后离开之时，她一步就跨入到老境。抗战胜利后她到达重庆时，医生的诊断颇可证实我的结论，医生对梁思成说：“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听到林徽因“病故”的消息，身在上海的李健吾立即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情感。后来李健吾确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为其写了一篇《林徽因》。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就说明了一切，用“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清楚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但是，李庄时代的林徽因，显然已经从这些特征旁边绕过去了，宛如她从来没有一幅在李庄的玉身长立的照片，更没有留下在修篁摇曳的背景下微笑的镜头。她已经绕过了这些风月，在疾病的边缘坐下来，看那些模糊而斑驳的石板、雕刻、垂花、衬枋，如同在日记里打量自己的足迹。

金岳霖的“喂鸡逻辑”

金岳霖前后两次从昆明西南联大赶到李庄，说是来写文章，其实主要是为照顾林徽因。早年林曾半开玩笑地送了他一只公鸡做伴，不想竟培养了逻辑学家养鸡的终身爱好。风尘仆仆的他，一到李庄就张罗着购买小鸡雏，在林家后院拉开了行家架势。李庄小学的王荣全老师提供给我一张翻拍于梁从诫处的照片——在梁家的后院里，金岳霖弯着腰，左手挽个竹篮子，右手伸出，摊着手在喂鸡。他的身后，刘康龄（刘致平之女）、梁思成，梁再冰、梁从诫，错落成两排，全都盯着鸡们欢快地进食。可以看到，院子周围扎着半人高的篱笆，篱笆外还有一棵大树，绿荫倒挂而下……

金岳霖喂鸡的唯一目的，并非因喜欢鸡而养，乃是为林徽因炖汤。据说，他每次把热气腾腾的鸡汤小心翼翼端到林徽因床榻前，放好，问候几句，然后关好门就出去了。只剩林徽因在鸡汤前发呆……

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费正清，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信后还有金岳霖的附笔：“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在“车站”、“站长”和“过客”之间，身份时而清晰，有时又是互嵌的。也许，“过客”比所有人都更坚守职责，成为车站永久的居民。

前不久看过一个资料，是记者对暮年金岳霖的访谈，谈到林徽因，垂垂老矣的金岳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每读至此，我就无法再读下去了，更不忍心去做无聊的推测。

一个下午，我驾车驶离李庄返回成都，在一个高坡停住，心里突然悲痛起来。蓦然回首，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中国建筑史》，籍籍无名的月亮田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镜像，临水自心惊，临照即老去。在我头掠过的，是随晚云而至的凉意……

资料链接：

林徽因：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并写下多篇建筑论文。在文学方面也著述甚多。1949年以后，林徽因参与了国徽设计与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还改造了传统景泰蓝。1955年4月辞世，年仅51岁。

1931年，林徽因应聘到北京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1940年，营造学社随史语所入川，林徽因一家也随之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在李庄期间，林徽因作诗《一天》、《十一月的小村》、《忧郁》、《哭三弟恒》；梁思成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编写《中国建筑史》，林徽因为写《中国建筑史》抱病阅读二十四史，作资料准备；她写了该书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1946年2月，林徽因离开李庄。

（蒋蓝）

转自 成都日报 2010 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