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校史研究室 韦庆媛

■ 历史篇

1937年的军乐队

　　清华大学始终注重对学生“全人格”和全面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课堂上有多种课程的选择，课外更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校园生活生气盎然。居于清华园内的师生们，生活中不仅有学问、学习，还有盈满书香的精彩。诗书琴剑，造就了智慧、健康、文明、活泼的人才。

　　1928年俞平伯来到清华读书，美丽恬静的清华园唤起了他的诗兴。他站在所居南院门口，举目望去，欣喜地发现春天的新绿已悄悄来临，小桥美景映入眼帘，遂作《清华春早》，诗云：“随意明眸芳草绿，春痕一点小桥东”。以后他又陆续写下数首小诗赞美清华校园，抒发校园生活情怀。

　　文坛新歌

　　20世纪 20年代末，清华文坛出现一派繁荣景象，进入了文学的“复兴期”。原学生组织“清华文学社”仍很活跃，主要作者有李健吾、曹宝华、李惟远、郝御风、霍世林等，李健吾的诗与小说已能独具一格，李惟远、曹宝华、郝御风、霍世林均擅长诗歌，此外还有张骏祥、吴组缃、林庚、万家宝（曹禺）、钱钟书、吴晗等在暗地里加油。1932年8月，闻一多返校任教，“清华文学社”专门开会欢迎这位老社员。

　　清华改为大学后，为加强师生联系和学术研究与交流，各系纷纷成立学会组织。1928年12月7日，中文系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这是中文系全体师生的组织。系主任杨振声和朱自清教授出席了成立大会。1931年春印行《清华中国文学会会刊》，担任该刊编辑的教师有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浦江清等，学生编辑有李文赢、赫崇学、林庚等，会刊登载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1935年1月，成立了学生组织“清华文艺社”，主席李树青，设立理论、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情报六组，开展文学活动。文坛园地除文学会的会刊外，《清华周刊》也设有“文艺专号”，吴组缃、钱钟书、郝御风、孙毓棠、霍世休、林庚等先后担任编辑，文坛代表人物主要有曹宝华、林庚、吴组缃、李长之等，清华文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5年前后，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清华文坛发生了变化。1935年初，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充分利用《清华周刊》这一喉舌，从第43卷开始，积极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投降的政策和一些反动文人的言论，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周刊“纯文艺”稿件大大减少，“左派文艺”作品增多。

　　1934年～1936年，清华园出现了“左联”小组和以小组成员为骨干的群众文艺社团———“国防文学社”，主要成员有赵德尊、陈国良（陈落）、魏东明（杨戊生）、王瑶、郑庭祥（天翔）、冯宝麟（冯契）、王逊、王作民、魏蓁一（韦君宜）、孔祥瑛等。活动地点在二院平房宿舍的一间“会所”里，联络员赵俪生描述的会所模样是：“里面有一个会议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绥拉菲莫微支、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鲁迅的木刻像，桌子上有几份《救国日报》。”此时的“清华文学会”已经掌握在左派手中。1936年 10月 19日，左派文艺旗手鲁迅先生逝世，清华“左派文艺”同仁发起举行了悼念活动，10月24日在校园里举行了鲁迅先生追悼会，在11月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上，刊登了“左派文艺”骨干人士王瑶、孔祥瑛、韦君宜等的悼念文章。校园“左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之前，甚至延续到西南联大时期。

　　戏剧盛宴

　　1928年11月，清华戏剧社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加强校园戏剧活动，李健吾当选为社长，社员有近50人，王文显、温德、孔敏中、毕树棠等教师被聘为顾问。此后，戏剧社陆续排演了《压迫》、《媒人》、《少奶奶的扇子》及英文剧 Thegobetween、Thewhitewolftrail等，清华戏剧一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李健吾在小学读书期间就开始演话剧，因女演员稀少，李健吾则善演女角，在北京出了名。后来女演员多了，李健吾即不再扮演女角，而更多地转入写作。1925年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改读外文系。先后创作了独幕剧 《翠子的将来》、《母亲的梦》等。1930年6月，李健吾从外文系毕业，系主任王文显因其爱好戏剧，任为助教，参与排演了《委曲求全》等剧。李健吾1931年8月赴法留学，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戏剧创作的舞台上。

　　曹禺是20世纪30年代清华校园戏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开始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30年他转学到清华不久，即被选为清华戏剧社的社长。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他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雷雨》成为曹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旧剧在这一时期仍很活跃。1930年，由叶公超介绍，红豆馆主溥侗被聘为清华大学特别导师。溥侗为满清贵族，姓爱新觉罗氏，字西园，艺号红豆馆主，是著名的古典戏曲家和表演家，被称为“京华第一票友”或“票界大王”。他到校后，每周4小时教授昆曲，2小时教授中国绘画，并被聘为“旧剧研究社”顾问。逢年过节，他与师生共同粉墨登场，为师生献艺。溥侗的到来，活跃了清华园的戏曲气氛。　　

　　乐音绕梁

　　20世纪 30年代，清华校园业余音乐活动丰富多彩。学校设立中乐和西乐两部，一方面负责音乐课程的讲授，另一方面负责指导全校开展业余音乐活动。当时，担任提琴导师的是俄籍专家托诺夫，钢琴指导为德籍专家古普克，红豆馆主溥侗则担任国乐的讲授和指导，还特请素有“管乐万能”之誉的王隆生先生担任管乐指导。那个年代的清华园里弦歌不断，学生中有军乐队、管弦乐队、钢琴班、提琴班、歌咏团、国乐班等，每天晚上或节假日里，大礼堂、同方部都会传出悠扬的琴声或练唱声。

　　新年、春节和校庆日，校园里经常举行“中西合璧”的音乐会，演奏中外名曲。1931年举行的一次演奏会上，钢琴导师古普克作示范表演，谭葆泰、陈一德、张昌龄、陈明翥、石裕华、李季芳、饶余威、姚锦新、陈德君、吴宗济、容启东、陆以循等10多位同学分别演奏大提琴、钢琴、法国号、短号、长号等。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演奏接近专业水平，其中如姚锦新（姚依林胞妹）等后来成为专业音乐工作者。

　　健康体魄清华这一时期的体育，更加体现普及思想。学校体育不仅用以矫正中国读书人文弱的积病，而且用以养成青年学子团结、合作、勇敢、顽强以及高尚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学校体育训练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少数参加比赛的选手，而更在于增进和培养清华学生的体格和人格。从1929年起，增加了在全校学生中开展1英里跑的普及训练，使“全体学子由从事体育进而好事体育，从好事体育进而乐事体育”。

　　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为首任校长，他认为体育不是学术研究领域，无需设立教授，将马约翰由教授降为职员，体育部教职员由6名减为3名。然而1929年马约翰率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足球锦标赛获得冠军，全校沸腾，罗家伦看到了体育的力量，第二天即下令恢复马约翰的原职原薪。1930年，体育部人员和待遇基本恢复到以往水平。

　　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体育部任教的有马约翰、李剑秋、赵逢珠、夏翔、涂文、黄中孚等，由于他们的努力，清华园里形成了良好的体育氛围。钱伟长、葛庭燧、林家翘、王竹溪、彭桓武、徐舜寿、钱三强、叶笃正等这些日后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当时都是体育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体育普及，全员锻炼，也促进了学生体育比赛成绩的提高。1933年春，清华派5名选手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运会，取得四个第一、两个第二的成绩，四破全国记录，一破一平远东运动会记录，以清华学生为主的北平代表队获得田径冠军。

■ 往事篇

1933年的曹禺

　　《雷雨》在清华园诞生

　　曹禺，笔名万家宝，1930年由天津南开大学转学来清华，入外国语文系二年级，攻读西洋文学。曹禺在青少年时代即对戏剧产生了强烈兴趣，他是天津“南开新剧团”中最积极的成员之一。到清华后不久，恰逢李健吾毕业，曹禺即被选为“清华戏剧社”社长。

　　还是在南开读书时，他就产生了写《雷雨》的念头。1933年夏大学毕业后，曹禺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东北，华北局势紧张，他决定暑假不回天津，留校着手写剧本。23岁的曹禺利用这个暑假，在清华园开始了他后来震动中国剧坛的创作。曹禺每天和女友郑秀按时来到清华图书馆。“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怏怏走出。”清华园的美丽风景，为曹禺带来了创作灵感，他在这美丽的大花园中的记忆，让每一个清华人感同身受：“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

　　辛勤劳作了两个月，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剧本的创作。这个年轻学生的剧本引起从法国归来的巴金的重视，很快公开发表，并被搬上舞台，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名剧。

　　“我快乐得要打滚”

　　1929年冬天，华北体育联合会第六次足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赛前清华曾与北京某大学队举行球赛，结果对方“踢人不踢球”，致使清华足球队多名队员受伤，终以0：1败北。一部分队员因此对比赛失去信心，有些打退堂鼓。此时正是清华改办大学后，体育部人员减少、待遇降低之时，但马约翰先生不为所动，12月25日毅然率队出征。热爱运动的师生们鼓足勇气，决心一定要打好比赛。

　　参加比赛的共有 8支代表队，分成两个小组，两组胜者决出冠亚军。在连续三天的比赛中，清华队均以大比分战胜同组对手，脱颖而出，这使队员们士气大振。另一组第一名是赛前夺冠呼声最高，被认为实力最强的新秀东北冯庸大学队。决赛当天，突然北风呼啸，冯庸大学队占据上风位置。他们借风势先声夺人，全军压上，来势汹汹，但这也露出了后场空虚的破绽。清华队采取灵活战术，严密防守，抓住战机，短传突破，连进两球。冯庸大学队士气受挫，最终一球未进而告终场，清华队以2∶0夺得冠军。

　　夺冠的消息传到学校，“全校像大海里波涛似的欢腾，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愉快的火焰在燃烧”。校园里张贴出“我快乐得要打滚”、“我愿为你们脱靴”的标语，礼堂区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学生们把马约翰先生从校门口（今二校门）一直抬到大礼堂。那一天是1929年12月31日，礼堂里新年晚会和祝捷晚会融为一体，师生们载歌载舞，共同以喜悦迎接新年的钟声，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半方才结束。罗家伦校长也受到感染，并意识到轻视体育的错误。他知错即改，第二天就给马约翰复职复薪，后来还特地送给马先生一个银杯以作纪念。

转自 清华新闻网 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