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

2010-02-01 |

徐志摩、朱经农、曹诚英、胡适、汪精卫、陶行知、马君武、Eloise Ellery(瓦萨学院的历史教授,陈衡哲的老师)、陈衡哲(自左至右),1923年摄于杭州。此照片为瓦萨学院图书馆(Courtesy of Special Collections, Vassar College Library)所藏。

  停办了八十年之后,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今年又恢复了。1925年该院初成立的时候,聘请了“四大导师”,一时成为佳话。四人中的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大家耳熟能详,赵元任这名字则可能已经有点陌生,有些读者也许仅仅知道他是语言学家,是《叫我如何不想他》的谱曲人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中译者。赵元任与胡适很要好,我有幸见过他,这几年和周质平合作用英文撰写胡适与韦莲司的一段跨国恋情,搜集资料时特别注意赵元任。出书后(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偶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图书馆的赵元任档案中,看到他的日记以及他写给韦莲司的信,对他们三人间的友谊,对赵元任本身都有深一层的了解。(韦莲司1959年把赵元任早年寄她的信奉还,现存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Bancroft图书馆珍藏的赵元任档案,见第21 箱“Old Letters Clifford Wms”;赵元任1915日记见第24箱;1955年日记见第36箱。)

  胡适和赵元任1910年同考上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同就学于在纽约州北部绮色佳小城的康乃尔大学。胡在他的留学日记上说:“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赵则视胡为知己,欧战爆发后罗素因反战被驱逐出英国剑桥大学,赵接到消息马上写信给胡为这事嗟叹。

  赵的童年比胡幸福得多。他是宋太祖的直系后裔,小时在祖父做知州的各处衙门长大,有专门看顾他的老妈子,回忆中充满童趣。他虽然十二岁时父母双亡,但家境富裕,仍得伯母姨妈的照料,这对天分极高的孩子未尝不是好事,少了许多心理上的压力。胡则长在人事复杂的环境里,三岁时在台湾做知县的父亲去世,死因不明。识字不多的母亲是父亲第二次续弦的妻子,在与她年龄相若的前妻儿子媳妇间唯恐唯惶,用一块豆腐都得记账,她把所有的心血和指望放在自己唯一的儿子身上,从小就要求胡做个完人,让胡承受莫大的压力。

  赵小时候虽然频频搬家,但一直被笼罩在家人的爱护中,使他有一种贵族传统,不太在乎别人怎样想,我行我素的习性;因孩提幸福,故特别珍惜“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自传里有一大段企图捕捉这种平常滋味(见《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胡成长的环境则养成他对人事特别敏锐,随时保持高度警惕,然而这种长期苦行僧性的约束一旦放松,便一发不可收拾。早在1921年一个聚餐上,也是胡留学时的朋友郑莱替胡看手纹取乐,说他可以过规矩的生活,但也能放肆,他当天日记上就说外人很少知道他容易沉溺的弱点。

  赵胡两人的悟性是相当的,都思路敏捷,记忆性过人,可是赵按部就班所受的正规教育比胡强得多了:不但有很好的家塾老师,还有祖父亲授他《大学》,父亲教他《尚书》、《左传》,母亲教他作诗填词唱昆曲,赵家连丫头都会做诗。他十四岁进新式学堂开始学英文、代数、几何,十五岁考入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便学物理化学等,英文和生物是美国人教的,在课堂上观察过死狗被解剖。他到北京应考在堂姐家有三个月从容的准备,无怪乎上榜第二名。以后到了康奈尔,很多年保持该校有史最高平均分数。反观胡十三岁自安徽家乡到上海共上了三所学校,到处跳班却都没有毕业,许多时候在搞学生活动,办刊物,教课赚钱。他到北京应考的盘缠是靠热心朋友凑齐的,他在七十二位上榜的人中名列第五十五。

  胡与赵在康奈尔先后选择了哲学课,同对基督教有浓厚的兴趣但没有入教;有不少共同的中外朋友。赵和数位康奈尔同学于1914年组织科学社出版《科学》月刊时,也邀请胡参与。《科学》创刊号次年元月在上海发行,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科学刊物,1951年才停刊。很多重要科学成果都发表在《科学》上,在中学打杂的华罗庚是在《科学》 崭露头角后被清华大学录取的。为了维持《科学》的经费,赵有一时期省吃节用竟病倒了。经胡提倡,《科学》一开始就有新式标点符号,比《新青年》还早,不久便全使用白话文。

  赵与胡两人都被长辈定了亲,有未曾谋面的未婚妻,但到了男女可以自由交往的美国,十来二十岁的人自然对异性有兴趣,结识几个“发乎情止乎礼”的女友。赵元任自传说他与某好友的未婚妻出外看戏等,回来会有某种激动,当然没对女方表达;胡留美时未婚妻江冬秀早就到他家服侍他的母亲,令胡最不满的是屡次写信劝江冬秀读书都没有反应,但他1917年回国后还是遵母命与江冬秀结婚了。  

  胡适留学时爱上了古生物教授的女儿韦莲司。日记中开始提到她时,韦莲司在纽约市从事艺术,回绮色佳城看父母时和胡相识,但他们虽往来频密也没有越轨的行为,成为情人是1933年胡适第三次到美国的事。胡19156月作的《满庭芳》里有这么一句:“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惊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用美国没有的杜宇象征在中国的未婚妻,用中国没有的红襟鸟象征韦莲司,可谓用心良苦。

  韦莲司出自绮色佳望族,见识广,有思想,特立独行,是美国最早创作抽象画的艺术家之一,现在费城美术博物馆仍展示她一幅题为《两种韵律》(Two Rhythms)相当大的油画。她转变了胡对妇女的看法。胡适搬到纽约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后,韦莲司介绍胡看现代画,让胡领悟到艺术是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的。韦莲司有个时期不在纽约市,胡适和另一位朋友租了韦莲司的公寓,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最早的白话诗都是在韦莲司的公寓写的。他看了前卫艺术画展后写信给韦莲司说:“这展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敢于尝试的精神。我从来没有看到艺术家这样勇敢地表达自我。这本身就是健康活力的印证。”1917年胡出版第一本白话诗集把它叫《尝试集》。

  赵元任本来就和韦莲司家人有来往,与她相熟是19157月韦莲司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到马远、范宽和宋徽宗的画后想学用毛笔。赵将到哈佛攻博士,胡请赵路经纽约市时教她。赵的自传里说:“在纽约市时,胡适与我共同朋友威廉姆斯(Clifford Williams)小姐请我晚餐。”但他的日记和书信显示他在纽约见了韦莲司两次,韦莲司请他在阳台上吃早餐,隔了一天又请他吃下午茶,可没有请晚餐。赵大概因说请早餐可能令人误会,中国人又没有请吃下午茶的习惯,却想为这美好的回忆留个印记,便写说请了晚餐。他们谈得非常投机,赵马上有两封风趣的明信片寄给韦莲司。而她10月写给胡的信中说在草地找到三棵罕有四瓣叶子的苜蓿——俗称会带来好运——分别寄给胡、赵和他们另一位共同的女友。

  赵在哈佛常和韦莲司通信,送中国书法帖给她,报告他的学业进展,论文写毕后说独个儿到麻州乡下漫游时,徜徉在山水间竟忘了身在何国何世。赵继而到芝加哥和加州进修,1919年回康奈尔大学做物理讲师那一年,韦莲司的父亲刚去世,她留在绮色佳陪伴母亲,过从相信更频密了。

  赵次年从康奈尔请了假到清华教书,回国目的之一是要托长辈替他解除婚约,果然给了女方两千元“教育费”办妥了。他在清华只教了几堂课,碰上梁启超、张东荪等进步党人请了罗素来中国讲学,要赵做翻译。素来敬仰罗素的他自然欣然同意,19214月兴高采烈地写了明信片给韦莲司,说他替罗素做翻译,凑巧胡也正在替杜威做翻译;又报告有个医生告诉他晚间睡六小时加上半个小时的午觉,善于晚间长达七个半小时的睡眠,解答了韦莲司曾提出的问题。

  这明信片上的医生肯定就是赵在北京差不多每天见面的杨步伟。她字韵卿, 比赵大三岁,是个奇女子,小时家里把她当男孩带大,二十岁就当起校长,监过斩,刚从日本东京大学女医学校回国开医院(见《一个女人的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赵爱上了这位快言快语的漂亮医生,不久就请胡见证他们别具风格的婚礼,除了胡之外只请了一位女士。晚餐新娘子自己烧菜。茶后,赵取出他手写的文件,要胡和朱大夫签名作证。胡本来猜到请客是怎么一回事,带了一本他注解的《红楼梦》,精致地包起来当贺礼,为防猜错还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

  婚后赵决定不回康奈尔而去哈佛教哲学。他1923年复韦莲司的信说:“你问我幸运的妻子是否跟我在一起,应该说她幸运的丈夫跟她在一起才对。可惜我讲英语的朋友们不易明白我这句话,因为她思考和表达方式都是中国型的。”过了两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这次赵辞了哈佛的职位回国逗留十三年,可视为响应胡“整理国故”的呼吁。他致力于研究方言,对中国语言理论、国语语音的统一很有贡献。以后胡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筹办中央研究院,赵都踊跃加入。胡四十岁生日赵给他的祝贺词说: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喀

  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喀

  我们就啰啰嗦嗦的写上了一大片

  胡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段心情很恶劣,女儿及两个心爱的侄儿相继去世,家里开支庞大捉襟见肘,旧时朋友因国共相斗反目成仇,加上自己陷入和他三嫂妹妹曹诚英的恋情难以自拔。且看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信便知道胡当时情绪低迷的地步:

  ……信拆开一看,果然是满纸的气话……我们想你出洋,正是要想你工作;你若果然能工作,我们何必撵你走呢?你的朋友虽然也爱你的人,然而我个人尤其爱你的工作。这一年来你好像是一支不生奶的瘦牛,所以我要给你找一块新的草地,希望你挤出一点奶来,并无旁的恶意。

  看样子胡为了曹诚英的缘故,1926年很不愿意离国到欧洲去,去了欧洲后也不想到美国交论文,完成他拖延多年的博士学位程序。他写信给韦莲司说自己是“近乡情怯”(用英文解释,因韦莲司不懂中文)。此时韦莲司已经放弃艺术创作,凭受过父亲严格的科学训练,被聘为康奈尔兽医学院图书馆首任馆长。从韦莲司下面的信,可见得胡到了绮色佳后,便向韦莲司诉说自己如何孤独,半文盲的太太江冬秀如何无知,与他格格不入且不懂得教育孩子,以致他考虑把大儿子托巴黎一个朋友养。他想从韦莲司处得到些同情与温暖,没想碰到钉子:

  亲爱的适,

  首先声明,我将不会写任何不忠于你妻子或对你妻子不体恤的话语(我相信我不忍心这样做)——你的妻子必定非常爱你……你们两人同是不幸的制度下的牺牲品……她也许不清楚,你却完全了然,你有太多她没有的机会……责任当然落在觉醒的一方……对于与我们性情不合的人,除了用艺术家的眼光探索他们天生最好一面外,难道另有更公平的态度吗?……把别人理想化只能导致幻灭……谈到孩子,更让我们体会到对身边的人而言,价值观念与行为远比语言重要……我希望你把祖望送到那巴黎的人家。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学会嬉戏和他作个伴呢?我总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

  韦莲司1927年写这封信时,认识胡适至少有十三年,认识赵元任也至少有十二年。她对这两位朋友的评语是相当中肯的。  

  杨步伟1939年五十岁生日时,赵元任在耶鲁大学任教,韦莲司约了已做驻美大使的胡适,由她做东在大学附近一家餐厅请吃茶替杨步伟庆生。赵夫妇也许知道胡与韦莲司数年前成了情人,但肯定不知胡新近又和曾看顾他的护士相好,韦莲司还蒙在鼓里。胡那天的心情相信是很复杂的。

  1941年胡退卸下大使职任后,赵已又回到哈佛教书。胡每次到康桥总和赵夫妇聚,1944年秋胡到哈佛讲八个月的课,下榻旅馆但在赵家用膳。

  战后胡当北京大学校长,赵夫妇知道国内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托人带了钱给胡。胡不肯受,说“赵太太一定是怕我们在国内要饿死!”倒劝赵到北大教书。后来还是赵劝胡在美国定居,替他出主意找事,送大部头的工具书给他,随时听他发牢骚。

  江冬秀到了纽约市后,胡只好亲自买菜让太太做饭,她除了打麻将外便是看武侠小说。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有一次小偷从窗口爬进他们五楼的公寓, 江冬秀一人在家,便开门请小偷出去,小偷也许向她说了些话,见老太太听不懂竟乖乖从大门走了。这事充分表现江冬秀虽识字不多又缠了脚,但不失大家闺秀本色,临危不乱。

  胡虽然与韦莲司断了情缘,仍维系着友谊。1953年夏韦莲司请胡夫妇到绮色佳短住,胡在致赵夫妇的信上轻描淡写道:“冬秀同我在Ithaca住了二十七天,很舒服。”赵夫妇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 就是胡在妻子和旧情人间并没感到为难。韦莲司存心要和江冬秀做个朋友,聊以弥补她的内疚。江冬秀显然非常喜欢韦莲司,以后另结伴到绮色佳访韦莲司。过了两年赵夫妇也到绮色佳韦莲司家住了六天,走访老朋友,并探望在康奈尔读硕士的最小的女儿。

  经赵奔走,加州大学1956年高薪请胡授课一学期。赵建议胡夫妇就住他们家,胡来信说冬秀不愿去,而他自己是个日夜无常的“恶客”,托订旅馆。这学期过后,赵要游说加大长期聘任胡,胡谢辞的信凸现他们情同手足:

  元任,韵卿:

  ……我盼望你们不要向U. C. 重提此问题,因为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

  我在今年初,——也许是七年尾,——曾有信给元任,说明为什么我这几年总不愿在美国大学寻较长期的教书的事,我记得我说的是:第一,外国学者弄中国学术的,总不免有点怕我们,我们大可以不必在他们手里讨饭吃或抢饭吃。第二,在许多大学里主持东方学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同我有点“隔教”……(以下两点是今天加上的)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的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馀。第四,我诚心感觉我有在台湾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谱和日记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两三部大书……因为韵卿性子急,她对我的事太热心了,往往没有耐心听我“坦白”!请你们不要笑我这篇坦白书!

  适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早十多年前欧美各大学纷至沓来的聘书胡推卸尚来不及,为何到了五十年代反而要赵替他找事呢?先说明,不是没有大学要胡,英国牛津大学就打算聘胡担任讲座教授,打听他愿不愿意,胡却因英国承认了中共怕卷入政治纠纷推了,可见他是挑剔的。美国方面中国研究正在起步阶段,据1957年一项调查报告,全美国仅有一百二十七个学生主修与中国有关学科,除顶尖学府外都没有开课,开课的分两派:一派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哈佛燕学社刚刚培养了数位这方面的人才,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子弟战后亦纷纷回美,这批羽毛未丰看文言文尚成问题的年轻学者,自然如胡信中说,“不免有点怕我们。”另一派以费正清为首的研究近代中国,深感当前主要课题是要解释中国为何必然走上共产之路,和胡自然有点“隔教”。

  胡1958年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安排赵访台湾,劝赵定居帮他提升科学教育,赵夫妇住了几个月但没有留下。胡1962年逝世后,江冬秀靠人翻译和韦莲司保持通信,屡次寄绿茶给韦莲司,多年后还向赵夫妇询问韦莲司的地址。赵夫妇一直到韦莲司1971年逝世都和她有联络。  

  笔者与赵夫妇缘悭一面,他们的长女如兰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是该校升为正教授的第二位女性。七十年代朗诺念完博士留校任教时,我们两夫妻常相聚。忘了是哪一年赵夫妇从加州来了,赵先生话不多,总眯笑着眼看太太发表言论。最记得如兰的女儿在美国政府任职,赵太太戏称他们带大的孙女比父母亲都强,“做官了!”我们提起某教授再婚不知多少次,赵先生走出客厅半晌,回来说是四次,他的电话簿上全有记录,不愧是个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人。赵太太已八十多岁,客人要走,她竟敏捷地跨过茶几送客。

  胡适读书目的是要匡时济世,很年轻在上海便和朋友办报发表他对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得朋友的赞助考取了公费留学,更让他增添使命感,觉得国家社会的命脉就在他们这些少数幸运儿身上。中共统治大陆后,对胡来说,去留是个让他挣扎良久的道义问题;赵则早就在中学已决意做世界公民了。胡偏于单线条推理,习惯据理力争,很少涉及文字无法概括的领域,这一点韦莲司上面的信中也点出来了;赵则乐于寻觅事物中各种看似不规则的现象背后的规律,所以从小喜欢看风筝,观察雷雨,研究各人乡音的异同,他做学问是带有品鉴性质的。凭赵的禀赋和科学训练,若没有从事语言学,必定在数学、物理、生物、音乐或天文方面大放光彩。

  胡写了下面这首诗庆贺赵夫妇银婚:

  蜜蜜甜甜二十年,

  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

  记得还时要利钱!

  “香香礼”指欧美婚礼后新娘子与客人亲脸,胡这小诗是相当调皮的。虽然错把二十五年写成二十年,赵夫妇仍很珍惜,把它收在《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丛刊之八,1970)里。在他同辈的人中,胡适最怜爱的人大概是徐志摩,最钦佩的是眼界宽广办事力超强的丁文江,最羡慕的则是赵元任。(陈毓贤)

转自 东方早报 2009年12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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