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罗久芳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以北大为中心的五四学人，老师辈的如蔡元培、陈独秀、朱希祖、胡适等，开启新文化运动，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顾颉刚、周炳琳、段锡朋、何思源、毛子水等，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将两代五四学人的信函集于一册，加以释读。从大处讲，从时代风云中可见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历史命运；从小处讲，可见他们留学海外的经济生活、学术趣味、生活交游。

　　《五四飞鸿》是罗家伦珍藏的师友信函，由其女儿罗久芳整理在内地出版，系首次公开披露。罗家伦是《新潮》杂志的弄潮者，五四运动的命名者，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身跨政学两界，以其为中心，与两代五四学人的来往信函，非常珍贵，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1919年5月9日，顾颉刚致信傅斯年、罗家伦，谈到五四运动：“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改动一回，所以需要全国全民赞助的力量正多……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要做到这样，非得有一长久的结合团体不可，此刻举国民气渐渐的腾起，正可就此结合为一国的中坚，之于私营私卖国的官僚、武人、政客，正可就此为肃清的起点。”

　　五四运动是一个分界线，传统的士大夫退隐，北大清华学生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留学欧美的海归活跃在历史舞台。从顾颉刚给罗家伦的信函中，我们可隐隐感觉到五四学人开始左右民国政治、文化的走向。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营救被捕学生，与当局周旋，后辞职离开北大以示抗议。北大同学发起挽留蔡元培的运动，希望蔡先生重返北大。三个月后，到绍兴迎接校长的学生中就有罗家伦。现存下来的罗家伦致蔡元培的11通信函中，最早的就是罗家伦到杭州后，从旅社邮往到绍兴的。《五四飞鸿》的封面图案有这封信的信封照片。

　　1920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罗家伦等人与蔡元培商量好，“公共（原文如此——引者）请《晨报》于五四发一个纪念号，请国内外各方面的人，发表意见”。罗家伦致信胡适，向他约稿，并表示“而此次罢课的风潮，不能等到今年五四就要失败”。

　　1961年，在台湾的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致信在美国的罗家伦，谈到自己在读三民主义研究所编印的《五四运动论丛》，对书中孙中山的一段话质疑，并建议罗家伦也读一下此书。

　　《五四飞鸿》留存的书信中最早的是1919—1920年与“五四”有直接关系的几封。此后较多的一批集中于1923—1926年罗家伦在欧洲游学时期，多半来自与北大有关的师长和学友。及至罗家伦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与之通信的政学两界的人更广泛。

　　《五四飞鸿》的出版，为增订已出版的学者书信集带来可能。查《陈寅恪集·书信集》，没有收录陈寅恪致罗家伦信，而《五四飞鸿》中收录陈寅恪致罗家伦信一通。此信写于1929年，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陈寅恪得蒙古文版《蒙古源流》，信中提及王国维在自沉昆明湖前，“犹勤校此书”（王静安校本），未能完成。教书与著书两者难以同时进行，陈寅恪遂提出仍领清华教授的薪水，暂不教书，一年完成校注《蒙古源流》，以作学术成果。因陈寅恪还是史语所的特聘研究员，此信让傅斯年同阅。并请傅报蔡元培，此法是否可行。

　　因《五四飞鸿》中的信函多是国内学者发给罗家伦的，自然是罗的私藏，这次出版，个人藏品转为学术公器，有利于学术研究。笔者手边无陈独秀的书信集，未知陈独秀书信集中是否收有《五四飞鸿》中致罗家伦的六封信函。

　　在给罗家伦发信的人中，既有北大的两代五四学人，也有吴稚晖、于右任、张元济、赵元任、李济等文化名流和著名学者。据罗久芳在前言中的统计，50多位发信人全部诞生于晚清末年，有晚清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也有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海归博士。其中，15位曾任大学校长，16位荣膺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50多位发信人在中国近代史中，影响深远，他们著作等身，在文化的领域，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们写给罗家伦的信函值得关注，可弥补内地已出版的学者信函中的遗漏之处。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五四飞鸿》极具审美价值。欣赏那些历经沧海桑田保留下来的学者书札，在书写电脑化的信息时代，具有别样的魅力。信函带有历史的密码和信息，是历史的证词。生于晚清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在信函中多以诗唱和，多用“八行笺”，以毛笔书写，下笔之前，有谋篇布局，一通信函看着比较舒服。而赵元任的信函，从左往右横写，全是白话，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潮。信函中夹杂着英文的汉语音译，赵元任将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写入信，胡适将皮克匿克（picnic，野餐）写入诗，这是彼时海归们的语言特点和文字游戏，今天来看，俨然成了语言化石。

　　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旧墨，传递出学者的性情，书艺的韵味，让人游目骋怀，像于右任、徐悲鸿等本人就是书画大家，写给罗家伦的信札，至今日成了千金难求的艺术品。古语说字如其人，看徐悲鸿手迹，龙飞凤舞中有骏马的狂傲和不羁之气。张元济的信函如行云流水，一派典雅谦恭，执老礼，信函收尾处是“弟元济顿首”。那时学者的信札，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旧梦。令人遗憾的是，《五四飞鸿》是单色印刷，如果能像方继孝的《旧墨记》那样影印出版就更好了，可看到每一通信函的颜色，以及特制信笺的背景图案。

　　读罢《五四飞鸿》，笔者在翻阅方继孝的《旧墨三记》时，发现罗家伦致北大经济系教授赵迺抟信函一通。信函内容是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拟聘赵迺抟兼职在清华授课。由于《五四飞鸿》收录的多为文化名流致罗家伦信，如果出版方和罗氏后人征求罗家伦致文化名流的信函，予以出版，有完璧之功。考虑到罗家伦给师友的信函，太过分散，更不易得。

出版旧墨手札，释文是关键，要做到释文百分之百准确，很难。笔者看到此书释文的一例误读，第68页，胡适的著作“《儒伦》”，“伦”字错了，准确的名字应为“《儒论》”。版权页之后的图片插页，有一张照片是1929年罗家伦和胡适、张奚若、陈衡哲、任鸿隽等人的合影，图片说明将张奚若误排成“张溪若”。当然，小小的瑕疵不影响此书的文史价值。（刘宜庆）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