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个有“海外关系”的清华毕业生

◆ 曹雷 曹景行

【作者简介】

曹雷：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之长女。曹景仲的姐姐。演员,译制导演,现已退休。

曹景行：曹聚仁之幼子。曹景仲的弟弟。曾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及多家媒体时事评论员。

曹景仲像

姐弟仨的小时候

四十年前的1970年1月30日下午，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冲破了沽源县农机厂的车间屋顶。地上倒下了几个人，其中就有还不到25岁的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县里的曹景仲。四十年后的2010年1月30日上午，他将落葬在上海青浦福寿园，紧挨着父亲曹聚仁的墓地。

一

景仲于抗战胜利那年出生于江西乐平，所以有了“平平”的小名，但却没过上几天平顺的日子。1968年10月景仲从清华大学毕业，因为父亲在香港的“海外关系”，因为工军宣团执意要把这批学生哥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再教育，他这个冶金系的高材生就被分配到河北省沽源县农机厂当工人。

摄于沽源县农具厂

紧贴着内蒙古的沽源，今天仍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当年境况之困苦可想而知。小小的县农机厂，景仲是分去那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过了一年，中国与苏联发生边境冲突，1969年春天的珍宝岛之战，把整个中国都推入最高战备状态。沽源地处“坝上”，连着内蒙高原，距离中蒙边境才二百多公里。如果中苏全面开战，屯驻蒙古境内的苏联机械化精锐部队最有可能取道沽源，然后长驱两百多公里就直抵北京城下。

为了防备“苏修”、保卫首都，沽源全民皆兵，成立战备办公室，农机厂受命试制一批手榴弹、半自动步枪和反坦克的无线电遥控地雷。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安全措施，一切白手起家。景仲作为技术人员加入研发小组，因陋就简开始试制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试制成功了遥控地雷、手榴弹和半自动步枪等等的武器，经过现场试验，效果基本理想，有些环节还有待改进，景仲在工作中破解了不少难题。

二

这年9月，景仲在磨研火药时，一次雷管爆炸，伤了双眼，左眼几乎失明。我们在他留下的文字中看到他眼睛负伤后，在张家口医院写下的话：“……我本来就是有思想准备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后来，他回到上海就医，没休养几天，等不及把眼球深部的炸药末子慢慢取出，就戴上墨镜赶回沽源。没想到只过了两个月……

那是农历的腊月廿三，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第二天军分区就要来现场验收他们试制的遥控地雷。为了保证演练成功，副厂长王庆启带着试制小组加班工作，下午4点10分左右，有人不慎触动了雷管，引起爆炸，当时景仲靠得最近，与王副厂长和一位工人当场殉难；另一位工人重伤获救。（此事在2003年出版的由政协沽源县委编撰的《岁月沧桑》一书中有详细记载。）

眼睛受伤后与母亲合影，也是景仲最后的照片

时为春节前没几天，沽源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由于当时沽源还没有火葬场，县政府在烈士陵园外面的空地上，用炸药炸开厚厚的冻土层，用红松木为棺，为三位死者落葬。死者都作为因公殉职，未给烈士称号和待遇。但县里的追悼大会开得颇为隆重，数千当地百姓和驻守军人组成了出殡的队伍……

我们全家赶到沽源，见到的只是从头到脚寸寸白布紧裹的遗体，却再也见不到他的容貌……

三

离开沽源时，我们带上了他的一点遗物：四五张带血的十元人民币，出事那天正是工厂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他的一些文字和他拍的照片。

景仲对命运的这种安排似乎并不躲闪。他是清华大学那批毕业生中最后分配的，所去之处也是条件最苦最差的，但他欣然接受。景仲到了沽源，很快就把自己融入长城外的坝上草原。我们在整理他的文字中找到他写的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遣情神州风和笳，

立志塞外雪涤颜。

天意何期相逢时，

一身早换工农衫。

还有“若问此生何处老，张家口外铁水溅。”这样的诗句。

有一首诗题于他在长城上拍摄的照片背面：

幼时最恋长城图，

谁料此根城下栽。

白云青山能作证，

我血亦不负轩辕。

最后那句从鲁迅名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演化而来，却成了血性男儿的明志遗言，一语成谶。

他给我们的信中，讲到他已经学会了骑马，经常清早就和一位老牧民去草原上放羊。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他已经和那位老人的女儿订了婚。景仲的未婚妻姓王，是个朴实敦厚的当地姑娘，在县城里的照相馆工作，景仲喜欢摄影，常常去照相馆冲印自己拍摄的照片，两人相识后很快就有了感情，定情之物是几双袜子。那年他眼睛受伤回到上海治疗，把家中一些破旧家具略加整修，托运回沽源。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也带走了他对未来小家庭的美好构想。

后来许多年，母亲更把小王当做自己的女儿。小王后来到张家口工作，她留在沽源的父母，还一直照看着景仲的坟墓，清明时分还做上几个菜，放在景仲墓前，直到小王父亲病逝，母亲也到了张家口。2005年夏天，我们开始筹划景仲迁葬之事，不料就在那时，小王的妹妹来电话说，小王在张家口遭遇车祸去世，令我们惊愕而长叹。而景仲的迁葬，也推迟到了今天。

四

我们决定把景仲遗骨火化后带回上海，因为他毕竟是上海长大的孩子。他一岁从江西到上海，初中读虹口区的复兴中学，高中读静安区的育才中学。他5岁就读书，聪明好学，平时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却不多，但兴趣广泛，性格活跃。

当时，曹雷已进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父亲常年在香港工作，母亲忙于照顾家务和家中三位老人——奶奶和外公外婆，没有精力在学习上给他更多的关注。而他，却靠着自己努力，一举考入了清华大学冶金系。

进了清华大学后，景仲暑期都留在北京学校里。他给自己放三天假，尽情地玩，还把在京的亲戚家的孩子带到校园里一起玩耍；其他时间，他就给自己安排课程表：读书，或者学习他认为需要的东西。他原来是学俄语的，这时他又自学起了英语和日语。除了学习专业，他更喜欢动手实践：他给曹雷装过矿石收音机；有一年春节他回上海探亲，带回的礼物是他自己捶打出来的两把铁榔头。他爱拉琴，爱唱歌，曾是清华学生合唱队的成员，参加过《东方红》的演出……

景仲（右）寒假回沪与家人一起：左一母亲、左二姐曹雷、左三弟景行

姐弟仨摄于一九六六年，左起曹景行、曹雷、曹景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清华北大处在风口浪尖，风云变幻，因为家庭出身，景仲没有被卷进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仍然受到时代的激荡。大串联时，他搭火车绕了半个中国，又同弟弟景行一起从北京出发，步行翻越太行山到了山西的大寨。可惜，他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如果没有那次爆炸，他应该会同他的许多清华同学一样，得到大有作为的机会和舞台。而现在，我们老了，他的形象却永远定格在年轻英俊的25岁！

五

上世纪50年代，父亲曹聚仁为国事去京，归港时途中经过上海，与景仲、景行摄于人民公园

景仲是家中长子，他5岁那年，父亲曹聚仁去了香港。从1956年开始，父亲为台海两岸的和解不断奔波，也为此常年居住香港。“文革”中，台海和香港局势大变，父亲处境困难，可谓贫病交加。景仲沽源出事，如何告诉他，母亲煞费苦心。她给父亲在港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写信，请他转告并劝慰父亲。后来的情况，我们看了父亲写的文章才有所了解，有所体会。

下面是父亲曹聚仁《哭平儿》一文的节选：

上周末，我接到云（注1）从上海来的信，问我：F兄（注2）有没有收到她给他的信。我并不以为意。恰好F兄约我星期一上午和他见面，我就在回信中，说F兄大概已经收到她的信了。想不到F兄昨天和我见面，首先怕我吃不住，叫我沉住气，不要太激动。他才告诉我：平儿（景仲）已经在张家口外沽源工厂遇难殉职了。云怕我会太伤感，年老吃不住，才托F兄转告我！F兄还引了司马迁所说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的话，为国家建设而殉职，当然是光荣的。当时，我并不太激动，只是木然惘然而已。不过，我最懂得吴敬梓所写王玉辉从徽州经杭州到苏州，看见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那一刻的心情。一切都是一言难尽的；今天，我对万兄也就说了这样的话。

四十多年前，便是一·二八战争那一年，我第一回折了自己的指头。（注3）我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也不知怎么活下去才是。四十多天，晚上总是流涕，毕竟是“日子”劝人，也慢慢淡忘下去了。第二回，正当抗战胜利那一年，我已从上饶回到了上海，霆女（注4）却在乐平病死了。那一个月中，云几乎老了十年似了，我呢，真正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万念俱灰。这回是第三回折断了自己的指头！在平儿自己，正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生原不过为一大事出世。在生者，尤其是云，她一定像火灼那样刺痛，而她只是怕我吃不住呢！

半年之前，平儿在沽源铁厂炼钢，炸伤了双眼，他回上海医治，休假期未满，又赶回工地上去，这回毕竟遇难了。我原说我的双眼很好，待机会留给他去换上。最近我的双眼突然昏花，心中不安，想不到他已遇难，用不着我的双眼了。

今天情绪很乱，就说说我此刻的感想！

平儿的性子很憨直。他这回殉职，组织上用的考语，说他公而忘私，不怕苦，不怕死。这都是年青一代的美德。这美德，一半该说是先父梦岐公的德性。我一生交往的朝野人士，数以千计，真正能奋不顾身，公而忘私的如先父的，并不很多。先父直性子，是非分明，想不到平儿遗传了这份美德了。另一半，那是珂云之力，她把一生心力都放在几个儿女身上。过去二十年间，我大半时间在海外，不曾尽过什么父职。她是恰如其分地把儿女教养成为新时代的孩子。在思想觉悟上，我的儿女都比我进步得多。我知道她要多大的勇气，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遭遇！

对着平儿的遗影，我来检讨我自己的一生。我是虚无主义者，虽说在社会革命雏形时期，已经和前驱战士们很熟识，往来很密切；但我一直是看革命，站在革命洪流边上，不曾投入战斗中去过。我以唐代李泌自许，如张良那样，一直不想亲手去做过什么。只有奔走抗日，参加救国会；中日战争发生，作了战地记者，上过战场。但我上了战场，也还是一只凤凰，成了各战区的“贵宾”，不曾受过什么辛苦。连萧同兹社长（注5）也另眼相看，一直是风云际会，比范长江兄还幸运些。在社会革命有了结局的今日，我的儿女在生产建设上有了贡献，也可以说替我减轻了对社会国家负疚之心呢！

三年前，我从广华医院动了手术回来，珂云来信，勉嘱我再替国家做十年工夫。哪知三年后的今天，实在暮境迫人，怕的不能再做什么了。不过，在平儿殉职的今日，我倒该下了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注1：指作者夫人邓珂云。注2：当时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注3：指作者第一个女儿曹雯幼年夭折。注4：指作者第三个女儿曹霆，景仲的姐姐，在抗战中因传染上虎列拉，病逝于江西乐平，是年仅3岁。注5：当时中央通讯社社长。）

曹聚仁和全家摄于1959年1月,那以后，父亲曹聚仁就再没有回过家

景仲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又一次“断指之痛”对父亲打击之重，外人难以体会。京中为了安慰父亲，特别安排母亲到澳门同他会聚数月，这在“文革”当中已属不易。只又过了两年，父亲就病逝澳门。如今景仲归葬上海，永久依傍父母，也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告慰。

(2010年1月30日，将在上海福寿园隆重举行曹景仲同学追思仪式。我们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兄弟)

转自 新民晚报 2010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