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先闻自述》，李先闻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948年7月底，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一人名单在报纸上发布，时为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员的李先闻当选农学科院士。“当时我在上海，在床上看报纸，偶然看见我的名字。我以为我的眼光模糊不清，用手巾擦了几次后，的确我的名字是在报上。”二十余年后，李先闻听从胡适的建议，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他的自述，回忆获知当选院士的情景，最感慨的是社会以“国士”待他（第198页）。

　　确实，李先闻应该“感慨”。从一名农家子弟到被国人待以“国士”，其间个人的积苦积劳，艰辛异常。他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人在科学方面“迎头赶上”的世路历程与心路历程，而且适逢民族危亡的八年抗战和此后的三年内战，侷处于各式各样的派别斗争之中，并因之而处处品尝科学探索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发的辛酸苦辣。当十三岁首次出川赴清华园求学之日，李先闻不仅是四川江津李家的“千里驹”，更是千万川人的“好儿郎”。而彼时清华学校授业的同时又在淘汰，与李先闻一同进校的同学有一百三十多人，到毕业时仅剩三十来人，其比例近乎严酷。然而在这种严酷淘汰下幸存下来的李先闻，受益却似乎不算太完满。所以他后来追述说“以我个人而论，我学农科，但基本科学，都没有学到”，并设想“如果使我数、理、化、生物各科都学好，我现在的成就也许更好些”（第26页）。

　　李先闻留美首先到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园艺系学习。像普大这样的州立高校农科，其宗旨是“希望农夫的子弟们学业完成后，仍回家耕种，或在中学及农专教书，所以教科内容很简单”。李先闻在普渡“理论东西差不多没有学到”，但在这里学会了“手脑并用”，获得了不少实地农业经验。普大毕业后，李先闻到康奈尔大学深造。康大农学当时以作物育种闻名，洛夫（H. H. Love）与明尼苏达大学的海耶斯（H． K． Hayes）是美国良种培育的两巨头。李先闻本欲跟洛夫学习实用育种学，但洛夫建议他师从爱默生（R. A. Emerson）教授学习遗传学。爱默生是“手脑并用”的典范。他自到康大植物育种系任主任之后，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玉蜀黍遗传研究，直到寿终正寝之日。每到玉蜀黍杂交期间，他整天穿着工作服在田间劳作，与农民没有两样。这种态度自然感染了他的学生，并造就出真人才，以致他前后指导的十二名博士有四人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而且比得尔（G. W. Beadle）还获得1958 年诺贝尔奖。十二名博士之一的李先闻也荣登《世界科学家名人录》。获得1983年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其时还是细胞学讲师，但显然是个好讲师。她见李先闻等人是从小地方的普渡出来的，在实习时以小纸画画做特别讲解，格外关照，使李先闻多年以后仍然记得这些细节对“学业研究大有进步”。与普大的“只知其然”相比，康大使李先闻“知其所以然”（第47页）。

　　1929年，李先闻获得博士学位，并“再会吧！美国！我要回去救中国了”。可国内等待他的不是学以致用，而是学界的派系与内讧。回国后，他先到同出于康大的国内农学前辈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邹秉文那里找差事，邹介绍他到中央大学农艺系主任赵连芳那里谋职。赵连芳在清华和康大都与李先闻有过交往。与农学院院长接洽的结果，李先闻仅获蚕桑系讲师的职位，担任农艺系高级遗传学课程，薪资两百四十元。他长久想不通：“那时留学生得了博士和没有得博士的，都给以教授名义，待遇是二百六十元月薪。我的待遇为什么差一点？”（第51页）而且教学在农艺系，位置却在蚕桑系。而当他移此不平，一心想要在桑蚕改良的研究中出点活计的时候，又遭到留日桑蚕系主任夏振铎的白眼。赵连芳建议李先闻自费留日师从夏振铎的老师学蚕体细胞遗传学。这条路太过曲折复杂，花了钱没有获得什么新知，回国后中央大学讲师的位置也没了。

　　因留学国别的不同，民国学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留学集团”，互相之间的矛盾很深，引出种种人事纷争，并因而对民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留美学生创建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社团组织，留日学生成立中华学艺社与之对立，而没有留学经历的“土鳖”们成立中华自然科学社抱成团。这三大综合性科学社团不仅各自为政，而且往往还相互拆台。1920－1921年在中国访问的罗素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对于李先闻来说，这是一种生存的环境和生存的背景，因此回国之初，便不自觉就卷入了这种纷争之中而手足无措：“当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法国勤工俭学的人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自以为都有学问，就非常骄傲，互相排挤。反之就互相团结，另成一派，我茫茫然在这混乱局面中，派别的分歧中回来，真是鸟儿入网，孤军奋斗。”（第52页）

民国学界可谓派系林立。不仅因不同留学国别造成留日、留美、留欧之间的派别，国内不同学校毕业也有其派系。时人批评说，在中小学则有某大学派、某师范派，在大学则有英、美、法、德、日等派，派别之中，复有以地域而分化为小派别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谢树英《今后我国大学教育应有之趋向》，《大公报》1935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后，李先闻从东北大学入关，到母校清华生物系求职。当时系主任是陈桢，教授是李继侗、吴韫珍等，都是金陵大学毕业生，“那时清华毕业的同学，似乎都不能插足”。自然碰壁，连个兼课都谋不到，校长梅贻琦也只得说：“先闻，我爱莫能助了。”（第71页）可见派系的权力虽然无形，其影响却超过了校长的权力。于是，北平虽大，留美农学博士李先闻却只能沿着一条狭路，到北平大学农学院兼课和在清华充任篮球教练。这实在令他难堪，当赵连芳介绍他到河南大学任教时，李先闻不顾开封的风沙与偏僻，欣然前往。抗战期间李先闻长期供职的四川农业改进所，在赵连芳的领导下，积聚了不少人才，为大后方的粮食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国民政府还传令嘉奖赵连芳，“真使学农的人扬眉吐气”。但由于北平农专毕业的胡子昂担任四川建设厅长，挤走赵连芳，任命北农毕业的四川人董时进为所长。胡、董两人还一心一意将所内赵连芳的人排挤，大量引进北农毕业的四川人，造成清一色的北农派和“川人治川”的局面，致使生机勃勃的农业改进所一蹶不振。

除了这一类派系争斗外，还有无谓的权力斗争。河南大学是李先闻回国后找到的第一个真正安身立命之所，他在这里开设了细胞遗传学课程，并从事粟类遗传研究，相继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十多篇论文，使默默无闻的河大农学院蜚声中外。加以其间陆续会聚了一群有志向学的学人，一时有欣欣向荣的气象。然而不旋踵间，以无关学术的院长之争而起人事波澜，使不谙权力之争的学人先后为权力之争所伤害，各自星散而去。

　　农学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农业破产的近代中国也确实需要育种改良、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专家。李先闻因在康大学的是理论性的遗传学，他回国后一直面临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现实与矛盾。刚回国时，他的师兄赵连芳从事水稻改良，被誉为“水稻专家”；沈宗瀚继承洛夫在中国开创的小麦改良，是 “小麦专家”，都非常风光。李先闻却不仅“沦落为讲师，做的又不是本行工作”（第53页）。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康大育种系也存在理论与实用两派，互不相容，并直接影响到李先闻在国内的发展。1931年，李先闻到南京去看洛夫与接替洛夫的迈尔斯（E. H. Myers），告诉迈尔斯回国后两年的困顿与艰辛。迈尔斯“一挺胖胖的身体坐直起来，跷跷二郎腿，把烟斗里烟丝揿一揿，划火柴燃着烟丝，吸一口，吐一个圆圈”，说：“你只会玩基因，在染色体上，别的事你一概不晓得。而我们呢？实用的研究者，能为你们国家、我们的国家赚洋钱和毛钱！”显然他不喜欢不是“实用研究者”的李先闻，这种不喜欢是实用型排斥研究型的贯态，而更过分的是洛夫和迈尔斯还在中国诽谤李先闻，说他脾气不好，在康大为争温室地盘与人打架（第66页）。

　　只要有人，就有互相倾轧，只是科学界的倾轧往往出乎常人对于象牙塔的想象。相对这些人事纠纷，战乱对李先闻一辈科学研究的影响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李先闻好容易通过清华同学刘崇乐在东北大学生物系谋得职位，虽然所教非所学，也想全力贯注做些成绩出来。但九一八事变爆发，李先闻只得仓皇逃离入关。战乱打碎了李先闻的怀抱。之后，他入武汉大学，并把武汉大学看作是回国后施展理论研究才能最为理想的园地。全面抗战爆发，武汉大学只得内迁，李先闻说：“武汉大学是一个新兴的好学校，……如果不是局势演变，很可能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机构，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第 116页）战乱又打碎了李先闻的怀抱。

　　日本投降后，李先闻与同事们心中的愉悦可想而知：“那一天晚上，大概有二十人左右，每人拿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挤在我家几尺见方的客厅内。坐着的，躺着的，把酒瓶传来传去，嘴里哼着唱着，好像一群疯人似的。当然有人醉了，哭着，喊着，如痴如狂，都像有神经病一样。”李先闻自己，“从1931年在沈阳起，我本身饱受日本人欺侮，从东北逃到北平，转开封，以为武汉可以安定一个长时期，但不久又走上逃亡之路。逃亡！逃亡！好像是离乱时代的日常生活似的”（184－185页）。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更受伤的是战争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中断与世界科学的联系，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1944年8月，李先闻作为专家被派遣赴美考察农业，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的冷泉实验室访问，“以新奇的眼光，看了，听了，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科学的进步。他们这一群没有受到战争直接的影响，每天埋头苦干，在生物界领导群伦”（第166页）。

　　这种年复一年的派系林立和时局动荡，无疑使身为科学家的李先闻生不逢时，然而他始终没有澌灭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在河南大学、在武汉大学、在四川农业改进所，他都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之心，尽一个学人的本分，一有时间，就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指导学生进行理论研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在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中，被北大、清华和中研院推荐为院士候选人（郭金海《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提名探析》，《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4 期），与俞大绂、邓叔群一同当选农学科院士。在派系林立的背后和深处，彼时的学界毕竟还存有一点公道。

1949年政权转换之际，李先闻选择了离开。“离境时，向同事们告别，差不多每位同事都异口同声地劝我不要走，说这不过是‘换朝代’而已。我回答他们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遗传学是李森科那一套，哪能不走。”（第202页）虽然他这段回忆可能有些“倒推历史”的嫌疑，但对他来说当然已视为事实。李先闻在台湾从事甘蔗育种改良工作十四年，被农民誉为“半仙”和“甘蔗之神”。晚年研究水稻诱变育种，获选优异的水稻矮秆品系，享誉国际。李先闻曾多次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国际植物学会、世界遗传学大会等，为台湾学术的复兴与国际化贡献良多。1976年7月4日，这个农家子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七十四岁。（张剑）

转自 东方早报 201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