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抗战时力荐对方，演绎了一段中国纯正知识分子惺惺相惜的佳话。

抗战爆发后胡适被国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抗战宣传，陈寅恪辗转云南西南联大任教。两人虽身处两国，但彼此从未减少对对方的牵挂。

胡适力荐陈寅恪出任牛津中国学教授。１９３８年，牛津大学“中国”教授Ｍｏｎｌｅ退休后，由谁来担任，牛津大学想从中国的学者中挑选一位，陈寅恪作为候选，牛津大学是十分乐意的，但对他能不能在那儿安居表示怀疑。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３日，胡适前往瑞士参加世界史学大会，１９日到达巴黎，２４日到达伦敦，得知牛津选聘中国学教授消息后，立即于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９日写了一封信推荐陈寅恪为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教授年约４７，江西义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在戊戌变法时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乃著名的旧体诗人，兄长之一陈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赋的画家。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师，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钢和泰合作。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已经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论，包括他对中国佛教、道教、唐代文学、唐皇室的种族源流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载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华大学学报。他唯一的英文著作是他关于韩愈及其时代的小说这里指的是《论韩愈与唐代小说》　的研究，该文刊载于早期的哈佛亚洲研究学刊。１９３７年，他获由中国基金颁发的历史学科学研究奖。在任职国立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的同时，他已担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达１０年之久，该所是中央研究院的１０个研究所之一。”又于９月２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明了牛津的怀疑和对此事的关切：“剑桥大学（由于剑桥是从牛津分出，两者那时在一些外人那儿往往不分，故胡适此时用的剑桥）的中国教授席，寅恪最有望。但剑桥的朋友有两点怀疑：１．寅恪能在此留五年以上吗？２．此间书本不充足，他能安居吗？我到剑桥去看了一次，藏书确不多，图书馆虽新造，但远不如美国图书馆便利舒服。剑桥的人都对寅恪期望甚殷。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此二点乞兄与寅恪切实一商，电告我或电告复初（本文作者注：即郭泰祺，时任驻英大使）越早越好。剑桥有《大正大藏》，有《明实录》（稍残），但应用书太少，丛书太少。”后来牛津确定聘请陈寅恪为教授，遗憾的是陈由于抗战时期路途艰难以及身体等原因一直没能成行。我们今天说到陈寅恪被聘牛津教授时，往往只看到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及其组织的中英文化协会，以及伦敦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颜慈的推荐，全都忽略甚至没有关注到胡适的推荐，以胡适当时的名望以及牛津的担忧很快反馈给胡适，恰恰可能是胡适的推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推荐中国学教授是从本年初开始的，牛津大学注册处最早出现陈寅恪的名字是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从时间上判断，在牛津大学决定的时间，岂不正好是胡适在英国以及推荐释忧的时间？

陈寅恪力推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４０年３月蔡元培病逝，由谁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问题成了当时学界甚至政界的热门话题。陈寅恪一直主张由胡适来担任，在刚刚开始议论这个问题时，他便从云南跑到重庆，并说此行就是为了专门投胡适一票。当有人说要投翁文灏、朱家骅和王世杰时，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总不能单选这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当听说蒋介石专门写了个条子发了个指示，要把顾孟余选上，在正式选举前一晚翁文灏、任叔永宴请大家的酒席上，刚一谈到此事，他即站出来慷慨陈词：这是在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它是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我们一定要坚持学术自由的立场，同时院长也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有影响，否则还要我们来投票干什么。让蒋介石下条子选顾孟余，本是王世杰等人的运作，因王世杰等人早知学界要选胡适。在许多人眼里，驻美大使是美差，许多人眼红觊觎，此时行政院的孔祥熙因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早想把胡适换回，此刻就在造谣要换胡适。王世杰等人生怕行政院以此为由头把胡适换掉，故而通过陈布雷运动蒋介石下条子令选顾孟余，以期保住胡适。没想到条子一下，更激起这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弹，更坚定了他们要自主选举以及非要选胡适不可的意志。结果胡适入选，顾落选。蒋介石本对此并没十分在意，及至听到这些消息，真不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真把顾选掉，开始十分不高兴，他曾在第二天对人说，既然你们要胡适回来，那就把他换回来吧。结果又引得王世杰等人只好再次运作，这才保住了胡适大使的职位。这个反弹中就有陈寅恪的慷慨陈词影响在内。同时通过这件事，足见胡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可看出陈、胡两人此时的友谊与互相倾敬。（李传玺）

转自 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月3日